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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德国后，去了欧洲平衡力量中另一个主要国家俄国。俄国人对赫德的到来，更是热情，满大街都是大明的国旗，充满东方色彩的旗帜和图案。国家剧院持续上演图兰朵和赵氏孤儿的大戏。
俄国官方表示，他们对大明在越南主张的和平态度表示赞许，也认为大明有权力采取必要的保护本国利益的措施，在必要的时候，俄国会向大明释放俄国人的友好。
显然俄国支持大明南下跟法国争斗越南，原因很简单，时至今日，俄国人都没有忘记克里米亚的痛楚，他们始终将法国看作是他们突破地中海最大的一个障碍，仅次于英国。
另外，他们对法国跟英国站在一起，极力祖制俄国势力通过蒙古草原向南渗透的态度极为不满。俄国如果想要在东方有所作为，必须承受英法的压力，同时还要跟地区强国大明达成一致。只要大明不坚持阻碍俄国的南下计划，俄国有信心压迫满清同意他们的一切要求。（。。）
第六百八十五节 大明政变（）
赫德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圆满，最大的外交成果是在英国发行了债券，从英国来的资金，很快就会成为源源不断的军事经费，造军舰，招新兵，扩军备战。
新造军舰的订单已经下达了，海军则开始进行各种高强度训练，海军是一个技术兵种，即便短期内拥有了大量军舰，也很难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海军的计划是，将有经验的海军士兵，最大可能的培养成主力舰士兵。也就是说，要将内河舰队的士兵，经过合理的培训，让他们能够胜任大型战舰的工作。
其他措施，则是从民勇商船中，大批量招募水员，努力将他们培养成士兵。这个计划也是可行的，因为英国就是这么干的，凡是跟欧洲国家打大型海战的时候，英国都会紧急招募海员充作海军。二战中的美国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将海军增加数倍，靠的也是这种方法。
陆军则以应对越北局势的名义，开始进行各种军事演习，要求铁路公司加紧修筑通往越北的铁路。此时大明的铁路线已经从广州通到了南宁，从南宁往南越过越北山地的铁路，则才刚刚开始修建，要在群山之中修通铁路，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幸运的是，法国人完成了一半工作，法国人修建的铁路，已经从河内通到了谅山，只等与大明铁路在镇南关对接了。所以铁路公司只要完成大明境内路段，战争中陆军将拥有一条南下直到河内的便利通道。
可惜的是，法国人不是傻子，他们早就抢占了有利地势，从河内往北控制了整条铁路，大明想要利用铁路，就必须要跟法国进行争夺。有利的是，法国兵力有限，控制铁路线的军队只有两千。而大明在越北群山之中，还能得到来自两广地区移民的支持，有主场优势。
大明最不利的是，不管是海军的训练计划，还是陆军的演习，都是以防止越北局势的名义下进行的。海军造舰的订单，更是通过皇帝，直接先由兵工厂私下承包建造。一切行动，都不是在兵部的主持下进行的。因为文官政府依然没有就是否开战达成统一，官僚集团显然跟皇帝的态度很不一致。
朱敬伦知道，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一旦要跟法国进行全面战争，他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府相配合，他对文官政府过于软弱的作风已经很不满了。
甚至赫德在欧洲的借款，都不能以大明政府的名义进行，而是以铁路公司的名义，为此承担了高得多的利息。
朱敬伦对陈芝廷政府的天真感到失望，难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看不清楚形势，就算他们看不清楚形势，依然做着和平的迷梦，可为了和平，他们更需要有坚强的武力做后盾，难不成他们还奢望法国会将和平恩赐给他们？
这种失望，让朱敬伦非常痛苦，他一直尝试着不去跟官僚集团进行权力斗争，不愿意皇权跟相权势不两立，可没想到还是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中国政治永远都走不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他甚至反思过，是不是他错了，是他太过于执着，是他影响了官僚集团对政府权力的整合，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同文官集团现在的做法，他百分百相信他自己的判断是对的，而陈芝廷他们的处置是不当的。
如果他是对的，那陈芝廷显然就是错的，陈芝廷并不是带领大明在新时代乘风破浪勇往前行的最佳人选，因为这种出身旧官宦世家，士大夫阶层的文官，思想上始终带着一股陈年气息，而这个大时代，需要的是拥有革新锐气的领导者。
“如此下去，天启旧事怕是不远了！”
朱敬伦向中书令方山抱怨。
方山这几年极为低调，官至中书令之后，他成为了皇帝的秘书班子，帮皇帝整理文书，起草诏令等事，完全发挥不出他善于算计的长处。
“你这里的文书怕是一个月也没多少了吧，我做的还不够吗？我交出去了所有的权力，连兵权都交了，他还要我做什么？”
朱敬伦语带怨气。
“或许我来当丞相，让陈芝廷来当皇帝，也许更合适。”
方山完全不敢接话，唯唯诺诺，俩人之间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随意，多了君臣的礼数，也多了隔阂。
方山走后，刚刚一副怨妇一般的朱敬伦马上就换了一副姿态，再次回到那个沉稳，一切似乎都胸有成竹的气度。
这些话本就不是讲给方山听的，是说给陈芝廷那群文官说的。
朱敬伦心中对方山也颇为感叹，明明是一个算计人心的狡诈之徒，却常年装出一副君子模样，见谁都笑脸相迎，对衙门里的小吏也是客客气气。
能让一个男人变成这样，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需要给某些人铺路，方山的儿子几年前考中了科举，他需要给儿子积累一个身后的人脉，所以他要向所有的势力示好，因为他没有背景，他谁都得罪不起，一时的爽快，他会毁了儿子的前程。
一个擅长算计人心的狡诈之徒，就是一条潜伏在身边的毒蛇，可是一旦这条毒蛇心中有了羁绊，他也就失去了最锋利的毒牙，因为他心里了羁绊，就有了顾虑，有了顾虑就不能随时准备攻击对手的咽喉，就会变慢，就失去了危险。
一条失去了毒牙的毒蛇，想要做一个人畜无害的宠物，就会抓住一切机会，向所有人示好，比如他会向陈芝廷提出良好的意见，就好像他曾经向黑狗提出明哲保身的建议一样，他会让这些人感觉到，自己是对他们好。
当陈芝廷这样的文官，感觉到他们带给皇帝的压力是如此之大的时候，内心的挣扎彷徨和痛苦可见一斑，他们觉得自己是乱臣贼子，有权臣欺君的情况。
陈芝廷受到的教育，让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将自己堪称乱臣，看成对君主不忠的奸佞。
失去了君王的信任，这让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辞官。
朱敬伦压下了陈芝廷的辞职信，好言安抚，但陈芝廷非常坚决，表示他的身体已经不适合继续担当重任了。
其实出问题的不是身体，而是内心，他怎么能接受那种“让他陈芝廷当皇帝”的诛心之论呢。
在劝阻无果的情况下，朱敬伦不得不接受了陈芝廷的辞职，大明的君相之争，最后以丞相的主动辞职结束，但却无法掩饰这是一场权力失衡的政变的事实。
至于权力如何平衡，那得等下一任丞相上任之后了。
至于下一任丞相是谁，朱敬伦打算等赫德归国之后再说。（。。）
第六百八十六节 大明第一客卿（）
作为皇帝，竟然还需要跟臣子进行这种内斗，朱敬伦感到自己很失败。
他追溯史，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他发现，在秦代之前的史上，从来还没出现过君相之争，朝堂上争斗最严重的，无非是将相之争，从没有发生哪个国家的内政混乱，是因为皇帝跟丞相之间的冲突形成的。
那时候流行的是拜相、拜将，君主将内政全权委托给丞相，垂拱而治，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谋朝篡位的事情。燕国的丞相子之倒是想坏了规矩，诱导燕王哙禅让君位给他，然后就爆发了子之之乱，最后齐国、中山国联合干涉，攻破了燕国都城，将子之剁成了肉泥。
也有成功的例子，齐国田氏取代了姜氏，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晋国。但这些都还属于是权贵之间的倾轧，纯粹的文官集团尚未形成。相权往往把持在高等贵族的手里。
直到商鞅变法，改变了权贵把持朝政的传统，一大批底层士族，甚至平民，获得了晋升的渠道，通过激发底层士族的士气，秦国政权得到了爆炸性的力量，一统天下，同时也终结了一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古典贵族统治。
打破了思想禁锢的老百姓，才能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雄音，又通过这种方式葬送了秦国，实现了拔剑者死于剑下的箴言。
秦汉时期还能勉强保住权贵政治，新的贵族依然在政治上有巨大的优势，虽然屡屡有强势君主破格提拔平民的事情，但垄断文化传承的贵族和大宗族天然控制了权位，到了曹操时代，为了笼络完全取代了先秦贵族集团的大宗族势力，出台了九品中正制制度，给天下宗族划分等级，按照品级让这些宗族势力瓜分国家官职。
这段时期，政治倾轧变成了皇权跟大家族之间进行，司马氏取代曹氏，东晋门阀政治，都是这种表现。
传统意义上的君相之争，以及君相之争背后反应的官僚集团和皇权的权力斗争依然没有形成。
唐朝奠定了科举制度，从此底层文人开始取得规范性的上升渠道，可以通过科举晋升，唐太宗盛赞这种制度，得意洋洋的表示，“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
科举制度爆发的力量，彻底让文官集团形成，武则天夫妇利益文官集团，彻底剪除了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从此门阀政治彻底终结。
到了宋代，科举制度完全成熟，从此政治彻底变成了皇权和官僚集团博弈的结果。
宋神宗时期，想要变法，与大臣议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名臣文彦博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文官可以当着皇帝的面说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代表着皇权与官僚集团政治平衡的形成。
但唐朝时候士大夫刚刚形成，宋代的时候，士大夫以初升之势，压过皇权一头，都形成了某种平衡，到了明代，朱元璋不愿意看到宋代君权衰弱的现象，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结果没有形成皇帝专权的现象，反而让文官集团和皇权之间的平衡打破，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格外激烈，层出不穷的党争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到了清代，通过杀戮，从关外进来的满清权贵集团，彻底撕碎了文人士大夫的荣誉感，失去了气节的文人，从此以奴仆的姿态服务于皇权，在满清的政治语境中，“皇帝圣裁独断”这样的语言，竟然带有了褒义味道，而在宋明时期，这代表着皇帝的昏庸，听不进谏言。
不得不说，尽管清代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向奴仆化发展，但奠定了皇权至上的原则，事实上清代的政治，是比明代要稳定的，没达到君权跟相权能够斗争的程度。
大明的政治制度虽然是新建的，柔和了现代管理制度，但政治文化毫无疑问是从满清承袭过来的。理论上讲，是不可能发生君相之争的，可却因为朱敬伦大胆的放权，导致文官集团独立意识的恢复。这种独立意识，慢慢促使他们开始否决皇帝的态度，在政治上开始形成自己的思路。
从大方向上看，这是一种进步，是开明的君主与强干的文官相结合，可问题是，朱敬伦能做到开明，官僚却未必强干。
从奴仆化士大夫走来的文官，骨子里带着阴柔，却拥有了至少是宋明时期的独立意识，于是又造成了另一种政治失衡。
这才迫使朱敬伦导演了这次政变。
政变的结果是陈芝廷辞官。
后继者是九月多回国的。
正是出行欧洲长达半年之久的赫德。
赫德受宠若惊，却早有预谋，或者说图谋许久。
国际上震动，一个外国人，做了另一个国家的首相，这种现象，从腓特烈大帝之后，欧洲政治中就很少发生了，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自诩开明，当政期间，任用了大量的法国人，尤其是财政领域，几乎被法国人把持。
之后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政治彻底送别了客卿政治时代。
现在大明这个东方国家，竟然任命了一个英国人，立刻就让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