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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中丞王之的话让弘治听得心底一跳——怕什么便来什么，百官们果真拿来祖制说话，到底又该怎样回应？r1148
第181章 朝会之争（中）（）
由于朱元璋防范心重，制度建设上，在“事皆朝廷总之”的前提下，着意于权力制衡的设计，废除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将丞相的权力分置各部，朝廷上的六部、五军都督府、都察院等重要职能部门互不统属，而后来崛起的内阁由于明初确立了“备顾问”的性质，所以即便在其权势熏天的时候，由于不具名分，同样无法统属全局。
如此，虽然一定程度实现了朱元璋的权力制衡的目的，但却造成了明朝中央责任不明、权限不清的状况。各部门在谨守“祖制”的状况下，各安其份，不敢逾越雷池，缺乏创新精神，毫无生气、魄力，最终形成了一种既墨守成规又相互制约的局面。
大明历史上，部门之间推诿、观望和官员群体谨慎、保守等各种不良现象随时随处可见。朝廷如此，地方政府也是如此，权力上的互相制约和保守格局，致使地方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虽职责分明，但遇重大事件则多缺乏权威决断。
相同的问题同样出现在明代历朝皇帝身上。朱元璋在“祖制”设计时，权力的制衡同样涉及皇帝。朱元璋的初衷当然是出于对以皇帝为核心的整个权力体系稳定的维护，避免子孙皇帝过于玩弄权术，危及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然而，朱元璋没有考虑到对于皇帝的约束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朱元璋精明强干，能力过人，自然可以很好地运用权力制衡达到最终的集权，然而，明代皇帝在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后，多是平庸之辈，不仅无力掌控权力制衡，反而陷身于“祖制”设定的权力网络之中。
“祖制”成为朱明后代皇帝的重重束缚，终致他们形成种种畸形人格和极端的言行方式，诸多皇帝表现出与“祖制”相悖的、与皇帝角色不符的言行举动。如明武宗四处巡幸，扮演各种身分，疏于政务，游戏国事；明世宗长年不上朝，沉溺道教青词，无视天下灾异；明神宗沉溺酒色才气，打击报复大臣，嗜财如命，深居内宫，荒政怠政；明熹宗沉溺游戏与玩耍，醉心于泥、瓦、木、漆匠活，乐此不疲，致使大权旁落。
应该说，这些皇帝的各种失范表现的导因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祖制”束缚太严。“祖制”的严厉约束，使得那些守成皇帝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或率性而行，或极端行事。这种情况，我们从明代各位“问题皇帝”对那些用“祖制”批评、谏诤其失范行为的大臣进行严厉排斥、打击的情况，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出来。
一句话，自永乐之后（这位仁兄太彪悍，谁他娘敢拿祖制压他，他便会想办法将这人剁得连渣儿都不剩），大明的历代皇帝都有一“天敌”——祖制！
换言之，皇帝们都极度憎恶“祖制”二字，可偏偏又貌似拿它没办法！
真是一丁点儿的办法都木有？
有！
只可惜应对“祖制”的办法，除了彪悍的朱棣，其他的皇帝们，恐怕都有些做不出来。这个办法其实很原始也很简单，但是却相当之管用——一个字，杀！
在某些时候，越是简单粗暴的办法越能解决问题——可上帝是个调皮的小女孩，英明神武的弘治皇帝，偏偏是个不愿多造杀孽的“仁厚之君”。
骠骑将军一眼便看出了弘治的为难——呼吸紧促，面上直抽抽，御史中丞王之的话明显戳中了他的“七寸”：“祖制”这玩意儿一摆出来，你还能怎么破？
没办法了，只能劝一劝弘治亮出屠刀来了！
“陛下，臣有话说”，骠骑将军才欲跳出来说话，平江伯先他一步，突然冒了出来。
差点儿将这位仁兄给忘了——平江伯可是弘治的好“基友”，关键时候往往都能“冲锋在前线，战斗在一线”，压根儿便不怕得罪满朝大臣。
骠骑将军回京之后，同弘治一道商磋完善革除卫所军制的事儿，平江伯老陈每回也参与在其中。在这当中，骠骑将军曾向平江伯透露过一个意思——“圣上若是有成祖那般杀伐果断，这革除卫所军制一事，压根儿便不会拖上近一年……”
平江伯是个“鹰派”人物，他很赞同王睿这小王八蛋的看法！
眼下，他一见着弘治那张“憋屈”的脸，自也是看出了弘治的“老毛病”又犯了——凡事都想去与大臣们“讲理”，“讲理”不过（在“祖制”这俩字眼前，任凭你有多大的“理”，也都他娘只是个屁）、自个儿受了“憋”，又不忍亮屠刀宰人！
“爱卿，快快道来！”弘治一见平江伯“有话说”，便赶紧允了下来——关键时候，同朝臣们“死磕”，还得靠老陈吶！
“臣前几日阅看《三国志通俗演义》（弘治时的《三国演义》），看至中间一段有些不解，眼下想请圣上为微臣释惑……”平江伯永远都是个不搭调的人——这么个严肃正经的时候，他竟然来向弘治请教一与此毫不相干的“学术问题”。
朝臣们嗡嗡声又起——他们又要开始谴责平江伯的“不搭调”了！
弘治却赶紧摆了摆手，示意朝堂肃静：“平江伯有甚不懂的地方，只管道出来，朕与满朝大臣都可为你解释一番……”
平江伯表面胡闹，实际上知轻重得紧，他这个时候提这么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的“茬”，绝是有深意。
“第四十三回，曹操不费一兵一卒拿下荆州，志得意满、挥斥方遒，正是顺江东下、踏平东吴、一统海内的好时机。当此大军压境之际，孤悬于东南一隅的东吴自然上下震恐、人情汹惧。战，多半是败；和，曹操必不允许；降，生灵不免涂炭。抗曹或者迎曹，自吴王孙权以至文武百官，都莫衷一是”，平江伯缓缓道来——《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在弘治年间的朝野之中，自是早就流传开来，是以，众大臣自也听得并不陌生。
“吴王孙权正陷于降与不降的两难之境，江东鲁肃却独独不言，待吴王孙权起身去更衣，鲁肃追之于宇下，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众人皆可降曹，唯将军不可降曹’，话音一落，吴王便发出‘此天以卿赐我也’的感慨，并心底暗决，当誓死抗曹”，平江伯言及此处，终于道出了他要表达的重点，“微臣着实不明，鲁子敬那句‘众人皆可降曹，唯将军不可降曹’，到底是甚意思，竟惹得吴王断了降曹之心？”
朝臣们听得悚然一惊，脸色大变——娘希匹，绕来绕去原来是要劝谏圣上务必得坚持革除卫所军制，还他娘顺道揭出了老子们的“私心”！
平江伯故意将鲁肃劝谏孙权的话道出一半，却又故意落下一半——“如今我鲁肃可以迎曹，唯将军不可迎曹。因为鲁肃迎曹，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
为什么“众人皆可降曹，惟将军不可降曹”？因为这些文武官吏迎曹之后仍然可以易君事曹，官品不丢，俸禄不减。他们代表是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与东吴政权的利益并不一致。这也是管理学中的一个常识——有时候，老板与员工的利益未必一致，显然，如果让这些特殊利益左右决策，自然会侵蚀甚至破坏整体利益。
此情此景，平江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在弘治与满朝文武面前提这么一看似与“争议主题”毫无瓜葛的“情节”，实则是在公开暗示弘治：卫所军制糜烂至极，但它不会影响朝臣们的高官厚禄、富贵终身，是以，朝臣们可以拿‘祖制’出来说事行反对之举，但圣上您却得坚定决心，将革除卫所军制一事坚持下去，因为它会影响您老朱家的江山是不是能稳妥妥的流传万万年！
高！
想不到老陈还有这么一手！
骠骑将军不由暗暗对平江伯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公开暗示”当真是说得好，说得妙——已然将矛盾的焦点，由“祖制”转移到了“是否出于老朱家的江山万万年的考虑”。
大臣们动不动便给弘治戴上一顶“有违祖制”的高帽，平江伯老陈也由此给大臣们戴上一顶“不顾江山社稷千秋万代”的高帽！
都是给人戴高帽的高手吶！
骠骑将军暗暗松了口气。
弘治却阴沉着脸，一字一句的喃喃而道：“‘众人皆可降曹，唯将军不可降曹’，啧啧，咱大明可是‘众人皆可不行革除卫所军制，唯朕必得大行革除卫所军制之举’呀！”
朝臣们大都低着头，却又暗暗斜瞅着平江伯——死王八蛋，这么一顶高帽子扣下来，谁他娘还敢再拿祖制说事？
革除卫所军制的“议案”，当真是一波三折，眼下当是能敲定了罢？
骠骑将军也跟着群臣耸拉着脑袋，暗自琢磨……
“陛下，臣也有话说……”
内阁首辅刘健的声音？
王睿心底一跳——这千年老王八向来都是不轻易发表言论，一旦开口，往往都会让人“心服口服”，这关键时候他突然开口上奏，到底是几个意思？
他是就革除卫所军制一事要提出让人无可辩驳的反对意见，还是支持意见？r1148
第182章 朝会之争（下）（）
弘治也大为错愕——刘首辅竟也有话要说了？
人身为内阁首辅，想说几句话，你总不能不准伐？
“爱卿请说”，弘治脸色放缓，冲着刘健点了点头。
刘首辅金口难得一口，他若一开口，必会让谁都没话说，那么问题便来了——他到底是支持朕，还是反对朕？
弘治带着七上八下的心情，目不转睛的盯着刘健。
满朝大臣也是或期待，或疑惑，或忐忑的瞧着刘健——他永远都是关键时候最吸引眼球的一颗颗“星星”。
内阁首辅做到他这份上，不服不行！
“陛下，今日恰值岁末，各地财赋收支业已统计出来，陛下莫若听一听咱大明今年的收成？”刘健一提这茬，骠骑将军便暗道不妙。
弘治也眉头微蹙，却也只得继续允他将话说完：“爱卿继续……”
“大明财赋收入大部来自农田赋税，其次包括茶税，矿税，商业税等……”刘健侃侃而谈，做起了“刘叫兽”，开始向弘治与满朝大臣解说起了大明的财政收支情况。
大明的财政收入主要由这么几项构成：农业税收、盐课、茶课、商税、钞关税、矿课。
其中的农业赋税收入主要来源于田赋和军屯租。
田赋征收，实行本折兼收的制度。它的田赋，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规定分“夏税”和“秋粮”两次。规定“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实行的是征实制，几乎全部征收本色实物。以征收米、麦为主，另外夏税还征丝，秋粮在一些省份中还征收棉花，其他如征收丝、绢、红花、麻布、枣等。
大明的皇帝们还采取了大量措施来鼓励军屯的生产。设下定额，并规定指挥使的成绩与生产情况挂勾（这也是造成明朝的卫所士卒大都只会种田而不会打战的原因之一：种地种好了也能升官，谁他娘还会去拼死拼活的打战？），减免一些军屯的租赋，这使得军屯生产不断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大大提升，并且保证了军队的军饷供给。
“……我朝今岁光是农田赋税收入，折成白银，已然达到二千五百又九万两，其中田赋一千二百余三万两，军屯收入一千三百余六万两……”
大明的财政收入，除田赋、军屯租外，最大者则为盐课，“二十取一”。洪武年间共成立了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即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七个盐课提举司，即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云南白盐井、云南五井。另外还有一个盐课司即陕西灵州盐课司。在永乐时期，在河东都转运盐使司的东场之外又增设了一个西场。永乐七年又在越南设盐课提举司，下辖四场，后来撤销。
“……今年盐课收入，两淮盐运使岁入银六十万两，两浙盐运使岁入银十四万两，河间长芦盐运司岁入银十二万两，山东盐运司岁入银五万两，福建盐运司岁入银二万二千两，河南盐运司岁入银十九万四千两，陕西盐课司岁入银三万六千两，广东提举司岁入银一万一千余两，四川提举司岁入银七万一千余两，云南提举司岁入银三万五千余两，合为一百二十九万九千余两……”
明代茶课亦为政府重要财政收入之一。明初规定：“凡卖茶之处，令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