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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为了不让胡蝶感到孤单，戴笠后来让她到旧金神父路唐氏兄弟那儿住。”
美国作家的文章中，有美化戴笠的笔调，好像戴笠迷乱的私生活是向唐生明学坏的。
事实上唐生明是黄埔一期生，虽然他在黄埔学习时照样吃喝玩乐，但论资格唐生明肯定要强于戴笠。戴笠作为秘密警察的头子，要在国民党里混，肯定要结交像唐生智这样的老革命、地方实力派，不然这些大员们谁都能让他喝一壶。戴笠当然不可能和唐生智搞什么吃喝玩乐的一套，只能通过他所谓当时“不争气“的弟弟。
而戴笠那个黄埔几期生的生涯绝对是个疑问，但唐生明放荡不羁的生活，也完全需要手握大权的戴笠的保护，说白了，实际上他们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相互利用罢了。
世人觉得戴笠间谍生涯最“闪光点”，是破获了日本鬼子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而事后诸葛亮式的受到了美国人的欣赏，但他布置唐生明玩的无间道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
戴笠原名戴春风，三十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他就自改其名，取晋周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为北伐收集情报，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戴笠是爱国的，在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论调。
抗战时期，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抗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进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一路上时时如过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他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还有一个说法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从1927年开始从事情报工作。开始没有任何军职，每天只是自动去搜集情报，以晚生身份向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侍从室高参胡靖安递送消息，被戏称为“编外情报员”。但戴从情报“个体户”干起；
开始时，戴笠搜集的情报质量不高，他既不了解高层意图，也没有活动经费和职业情报特务的经验和眼光，情报来源面很窄，大都是凭自己过去流浪的一段功底，搜集一些社会花边新闻之类，毫不起眼，没有引起上层的注意。
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在政治上遇到了严重危机。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蒋决定加强情报工作，随时掌握新桂系、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将官的忠诚情况。
1927年7月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密查组——这是蒋介石授意成立最早的一个准特务组织。蒋介石委派胡靖安为组长，经胡推荐，戴笠才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经这一段经历磨炼，戴笠在密查组里很快显示出搜集情报的特殊才能，脱颖而出。他的情报不但来得多，而且来得快，视野开阔，质量较高，一般每隔两天，就有一份材料呈报上来。为了得到蒋介石的赏识，每逢搜集到较为重要的情报材料，戴笠总是千方百计直接交到蒋的手中，以期引起蒋的注意。为此，他常常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口，当蒋的汽车到达时，戴先远远立正，敬一个军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把材料递过去。蒋介石是久历江湖之人，深知下属的心理。起初他认为，戴笠这种人不经过常规传递手续，唐突地越级上送，无非是沽名钓誉之徒，企图一步登天罢了。
久而久之，蒋介石慢慢觉得，戴笠这种精神着实可嘉，并且他发现戴的情报大都出于第一手资料，比较真实，也就逐渐重视起来。
“二次北伐”时，戴笠自山东潜入敌境后，自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线，一路北上，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集团的虚实，有闻必报。戴笠原以为此行凶险难测，命运殊难预料。岂知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余的各级将领大都是老粗，文盲多，没有政治头脑，缺乏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讲江湖义气。利用老军阀这些弱点，戴笠跑遍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由此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器重。
戴笠虽然日渐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但由于自己地位不高等诸方面原因，工作对他来说还是一份苦差。日后戴笠回忆这段时期生活时，曾称自己是“跑单干”，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情报个体户”。
最大的苦恼是人微言轻，辛辛苦苦搜集到情报，却不能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中。以戴笠一个上尉联络参谋或少校副官的身份，不用说难以面见蒋介石，就是蒋的官邸或办公室也进不去。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参谋、副官，大都是黄埔一、二、三期的老大哥，军职也比戴笠高得多，每见到戴笠这个六期未毕业的不入流青年，官员们颇有些不屑。就是蒋介石身边的仆从之流，如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也常给戴笠白眼，远远看到戴笠，第一句话就是“小瘪三又来了”。听到这些话，戴笠虽引为奇耻大辱，但为了打通蒋介石身边的门路，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去巴结他们。有时蒋的随从们起哄，大敲戴笠的竹杠，戴笠常常被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口袋里连吃晚饭的铜子也不剩。
作为“情报个体户”的戴笠，工作是很辛苦的。起早贪黑，忍饥挨冻。戴笠在南京做特务工作时，每天清早出去，直到半夜三更回家，又得连夜把当天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整理出来。戴笠请曾在上海一起流浪的黄埔六期同学徐亮用正楷誊写出来，再自己校阅后定稿，然后草草睡一会儿，天不亮再起床上中山陵园官邸送情报。如果手头宽裕，戴笠便花上一两块大洋租车去官邸，如果囊中空空，则徒步前往。风雪冰霜，天天如此。
这一切，又得从蒋委员长的阶段抗战策略谈起……
第一百七十七章最高军衔之无间道（1）（）
（一）
1940年初，日本内阁为了抵消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肯定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策划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1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威逼蒋介石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汪记新“国民政府”一成立，蒋某人就没有位子，重庆国民政府就被取代了。蒋介石对汪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于是在日本人精心导演下，汪精卫“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粉墨登场了。
粉墨登场，伪“国旗”被当作靶子打
3月30日，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在军、警的刺刀“保护”下，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一幅幅大字标语：
“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和平建国万岁！”
上午，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行驶在南京城中央的大道上。汪精卫和新的“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各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在车上，频频地向周边的人群招手，好一派春风得意的景象。
车队驶入“国民政府”院内，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精神抖擞地宣读《还都宣言》。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还把“南京政府”所有的机构名称，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乌纱帽”硬戴在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汪精卫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长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
正当“还都”闹剧演到高潮时，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响起一阵阵枪声。随着枪响，“国旗”上顿时出现若干枪眼儿，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国旗”颓然倒下。正在游行的人们，起初以为是放鞭炮庆祝，当那枪子儿呜呜地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这才瞠目结舌，四处逃窜。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举起枪，指着“国旗”破口大骂。
汪精卫得悉日本兵枪击“国旗”的报告后，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国民政府”前往日军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交涉。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沉着脸回答：按照事先协定，“国旗”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上书“和平建国”或“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区别于重庆政府国旗，而你们没有按协定办，因此，引起皇军的愤慨。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势必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动摇皇军军心。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国旗”，换上有区别标志的“国旗”。汪精卫无法“独立”行事，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国旗”。转眼之间，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又飘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国旗”来。
一位进城卖菜的老农好像恍然大悟：今天怎么死了这么多大官？要不，每面青天白日旗上面怎么会有招魂的幡。
二）
这一天，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消息和汪精卫的《还都宣言》，气得七窍生烟，当即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向全世界广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立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接着，蒋介石又下令，悬赏十万大洋，缉取汪精卫的人头。
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登台的“黄道吉日”，而日本人的子弹、蒋介石的悬赏取人头，加上给死人招魂的“国旗”，却使得这个“黄道吉日”充满了殡丧的气氛。
利令智昏，“十分钟内敲定内阁大员”
其实，汪伪政府本是乌合之众，内部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一直不断。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汪精卫必须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汪伪政府才准予承认。为此，周佛海作为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全权交涉大员，先后两次与日本军国政府签定秘密的或“正式”的卖国条约。
在多次与日谈判中，汪方有些交涉员对于日方的苛刻条件还拒不接受，但是，凡正式会谈中不能达成协议的条款，都由日方代表和周佛海通过非正式谈判而达成妥协。因此，周佛海深得日本军方的宠信。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始终是汪精卫与日本人“折冲尊俎”的“大外交家”。
汪伪政权的各院、部、委、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周佛海笔下“十分钟内敲定”。周佛海曾无耻地说：“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在石头城畔，完全是余一人发起，以后亦以余为中心。”
对于周佛海“揽权位，置私人”，汪精卫不是不知道，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周有日本人撑腰，也只好将人事大权交给他，让他一手操办。在形式上，周佛海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但是周始终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还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周是一个握有实权的大汉奸，被人称为“汪记政府”的股肱和象征。
周佛海的飞扬跋扈，攘权奸狡，自然令人仇视。汪伪政权刚成立，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了。首先是和以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为首的“公馆派”较劲，尔后又与李士群较劲，最后发展到与陈公博较劲。狡猾的周佛海在这盘根错节的斗争中，靠日本主子撑腰，始终大权在握。
尽管周佛海口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