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非常精明强干。他身边老有一个背着图囊的小通信兵，形影不离；在路上一遇到有疑问的岔口，他就找出地图来查看一下。也亏得他这样做，我们很少雇请向导，也几乎没走过弯路。有一天，我们准备走70多华里去访问一位烈士的亲属。当我们用急行军的速度不歇气地走到一座大山脚下休息的时候，李排长又把地图找了出来，看了一会儿说：“这里有一条小路，可以不用绕道直接穿山而过，少走20华里。不等天黑我们就能到达目的地。可就是不知道路口在哪儿。”问了好几个过路的年轻人，都说没有这条小路。李排长说：“这种地图是很精确的，它画着有就一定有。我们需要找一个向导。一班长代我指挥，二班长跟我一道去！”说着，他把地图交给了我，自己和二班长飞快地下了山。这是我第一次仔细地查看日本军用地图。首先叫我十分惊讶的是它作的比例尺竟然是5万分之一，这就是说，地图上的1厘米等于实地的500米，在作战地图当中这是最精密最实用的了。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在图上画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汉字，山顶制高点和山腰等高线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了若干米，所有的道路也都标明了分段里程……即使以测绘的工艺水平来衡量，这张地图也堪称一流，清晰而精确地丈量出我国大好河山的山山水水。然而，这张中国地图却不是中国人画的，而是日本人为了要在中国本土上作战画出来的！图上明目张胆用汉字注明“大日本陆军总部绘制”等字样，而且还标着制作日期“昭和3年”（1928年）！我定过神来细看地图，果然发现有一条虚线穿过眼前的大山，如果可以通行显然就比绕山大路要近得多。不一会儿，李排长他们回来了，带来了一位50岁左右老乡打扮的男子。他非常热情地过来笑着和我们握手，说：“过山小路是有的，从前打猎、采药的人都知道。这些年走的人少了，难怪后生仔搞不清楚。带你们过去吧！”他抽出腰带上系着的长柄柴刀，走到前边把山坡下的杂草灌木砍倒，立即出现了一个路口。我们就跟着他穿过那浓荫蔽日，藤蔓缠绕的崎岖小路，虽然吃力却也顺利地过了大山，晚饭前就到达了目的地。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了日本军用地图的魔鬼般的“厉害”，又是震惊又是气愤。湘南地区可以说是我国的内地、腹地了，为什么东洋鬼子也能够弄得一清二楚，甚至于比我们自己人还要明白？真他妈的歹毒！阴险！一连好几天，这样沉重的思想索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第二百五十八章（）
1941年7月1日，汪氏政府清乡委员会开始推行“清乡运动”。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其在华中地区的统治，授意汪氏政权于5月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侮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具体负责指导“清乡运动”。而李士群不太懂军事，就请唐生明做具体工作，当办公室副主任。唐生明原来不愿意在汪伪政府有什么实际的职务，但经过李士群的三请四邀，他也就答应了。其实，谁都知道，要唐生明参加清乡工作，是为了和重庆蒋介石政权保持一致，共同缴灭抗日力量。
所谓的清乡运动在军事方面由日军负责，伪军配合，在政治方面则均由汪氏政权负责。“清乡运动”以“军政并进，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自是日开展。首先从苏南地区开始，其次在太湖东南、上海郊区及苏淮特别区进行，接下来又在镇江、苏北及浙江部分地区展开，最后在安徽、广东、湖北部分地区推行。
6月中旬，汪主持召开第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并指出以京沪路沿线作为示范性的实验区，以苏州为中心，四面展开。这次汉奸们一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作法，7月，“清乡委员会”在苏州设立办事处，由李士群兼处长，唐生明任副处长。苏州实验区的范围，划定东自昆山沿京沪路至镇江，南边包括太湖沿湖各县，北到长江南岸包括常熟、江阴，共约二十个左右的县市。
日本妄图实现其＂以战养战，速战速决＂的目的。但由于政策倒行逆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加上汪伪内部的腐败纷争等等诸多因素，清乡运动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
“清乡运动”的第一步是“军事清乡”：日伪军在清乡地区修筑碉堡炮楼、封锁沟、封锁墙、竹木篱笆，拉设铁丝网、电网，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然后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
第二步是“政治清乡”：汪氏政权在清乡地区广泛宣传“中日亲善”、“和平建国”，在对群众进行宣传的同时，实行编组保甲、连坐联保，组建警察保安武装，推行自首和策动告密的方法，以强化法西斯统治；
第三步是“经济清乡”：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统制政策和物资封锁禁运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第四步是“思想清乡”：汪氏政权在清乡地区建立机构控制学校，出版报刊，组织“青少年团”，开展反共教育。＇2＇
为配合日伪“清乡”宣传，《清乡日报》于民国30年19416月创刊，是汪伪江苏省清乡委员会机关报。版面对开、四开、八开无固定，也无定价。社址苏州。名誉社长李士群，社长汪正禾，主编史训迁。出版初期，大多刊登汪伪清乡委员会的《清乡法规》、《组织规程》和《赏罚规则》等。
民国31年（1942年），汪伪江苏省宣传队接收《清乡日报》，于2月22日发刊《清乡新报》，社长仍为汪正禾汪伪江苏教育学院副院长。此报由宣传队向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县乡镇散发。
第二百五十九章高敬亭之死（上）（）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共3000多人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相当于师长，与陈毅、张鼎臣、张云逸等支队司令，不光是延安党中央批准，也都是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蒋委员长任命的，是名符其实的将军！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4个团，占当时新四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
同年3月8日，四支队奉命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出发东进抗日，中旬集结安徽霍山以西。休整后继续东进，4月底到达抗日前线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等地展开游击战争。
正当高敬亭领导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抗日前线取得节节胜利和不断发展的时候，高敬亭与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之间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在长江局的一次会议上，王明、项英斥责高敬亭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是“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不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者，双方闹翻了脸。意识到大别山军事重要性的桂系将领白崇禧，命令第五路军开进大别山。王明等高喊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1939年初，桂系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一面拖欠、克扣四支队薪饷，限制其发展；一面扩大反动武装与新四军争夺皖东，四支队陷入桂系和日军的夹击中。
此时，延安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可是，因为有了与王明、项英的不愉快，高敬亭思想有点僵化了。他不积极服从中央、新四军军部向东挺进敌后开辟根据地的指示，抱住大别山不放，因为他觉得前段时间王明等也是口口声声代表中央，事实证明他们盲从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不正确的。
当初，高敬亭立足于战士土生土长，群众基础好，在地处中原、南濒长江、北临淮河，兵家必争的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是正确的，然而此时形势已发生了变化。
1938年以来，中央从延安、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等陆续派干部来四支队工作，协调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部和中央的关系。高敬亭对此很有抵触情绪，尤其对派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在鄂豫皖苏区与高敬亭共过事更甚。他认为戴季英是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想方设法排斥。
他对第七团正副团长杨克志、曹玉福说：这批人是来夺权的！你们遇事还是同我商量商量。切莫上他们的当。而毫不退让的戴季英不甘示弱，暗中和高敬亭较起劲来，高敬亭则胸有成竹。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江北，根据中央指示对高敬亭耐心教育，直接向四支队干部传达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指示后，高敬亭勉强率部由舒城推进，于1939年3月抵达合肥众兴集。不久，他借故有病带回手枪连和特务连。4月底，叶挺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抵江北。5月5日叶挺在庐江东汤池宣布：由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江北部队作战，再次命令高敬亭部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辟根据地。高敬亭接令后按兵不动。叶挺以江北指挥部名义直接命令四支队第七、第八团东进，高敬亭不得不率队跟进。四支队到达合肥青龙场，叶挺在连以上干部会上重申中央东进命令，全体干部举手赞成执行中央指示。高敬亭被迫同意东进。会后，他迟迟不下达东进命令，部队行动后擅自写信命令第七、第八团停止东进。此刻，高敬亭一手提拔的第七团正副团长杨克志、曹玉福侵吞金银财物后叛投桂系，激起四支队上下对高敬亭的强烈不满。这时。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发动“反杨、曹斗争”，与高敬亭积怨很深的戴季英主持这场“斗争”，把高敬亭“居功自傲”、“山头主义”等问题端出来，项英当机立断把“反杨、曹斗争”转为“反高敬亭斗争”，逮捕了高敬亭之后，“反革命”、“反党”、“破坏抗日”等政治罪名接踵而至。
第二百六十章高敬亭之死（下）（）
（一）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等罪名，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电报：“拟枪决高敬亭”。
6月24日，蒋介石“照准”的复电飞到项英、叶挺手上。其实蒋介石巴不得你们新四军内耗呢！
而此时的高敬亭坦然地说：死！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无所畏惧的。我是一名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说着高敬亭立定，端端正正地戴上军帽，举手恭恭敬敬、庄重严肃地向叶挺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叶挺认真地还礼，感慨地说：你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军人！在这时，叶挺一定喜欢上了了这位枭将，但叶挺不好向他说明的是，他自己也深受项英等的“怀疑”，甚至是排挤。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是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副主席的积极斡旋，才得以成行的。而江北指挥部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指挥第四支队向苏北方向运动、集结，你高敬亭有意见就罢了；下级单位可以对上级领导有意见；这是我党我军的民主作风。但是不积极执行命令，叫作为军长的我，如何带兵啊？
高敬亭闻听叶挺的言语后，泪如泉涌。他万分感激地凝视着伟岸威严的叶挺。热泪盈眶、哽咽难言的叶挺向警卫班战士挥挥手，几十名警卫战士“护送”着高敬亭一步一停地向荒野走去。
（二）
蒋介石的“命令”执行了，中共中央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的电文也到了。中央指示“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调高敬亭去延安学习等“办法”实行“过渡”，可惜太迟了。事后，主要当事人作了严肃检讨，主动承担责任，真心悔恨。
高敬亭罹难后，新四军军部即将四支队分为由徐海东、罗炳辉任司令员的两个支队。
徐、罗两位司令员正确对待高敬亭的功过是非，认为杀害高敬亭是极其错误的，没有搞斗争扩大化，热情诚恳地对待原四支队的干部和战士，鼓励他们振作精神奋勇前进。
（三）
时光飞逝，到了1975年11月30日，身处北京的毛泽东主席接到高敬亭的女儿高风英请求澄清父亲被害原因、作出结论的信。
毛泽东主席接信后，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在发有关高敬亭的材料上批示：“我觉此案处理不当。”
后经中央军委组织有关部门的认真核查，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该《通知》肯定了高敬亭同志的功大于过的历史，认为“将其处死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