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而，种师道具体是怎么想的，他自然与赵官家是有交代的，只不过内容便是不能传之六耳了。很快，赵官家再次从善如流，下诏召种师中和折可适入朝，并也召李纲还朝，但在陛见之后，虽然如种师道之意将种师中任为京畿制置使，折可适为观察使，不过却并没任李纲为京师守备，而是升任太常寺少卿，兼职开封府少尹、御营京域四壁守御使。
太常寺少卿自然是个虚职，实职的开封府少尹和御营京域四壁守御使职权可就大了。这首先开封府的正职府尹从来都是虚职，多由亲王或者重臣兼任，实权往往多在实际管理实务的少尹手里。而少尹的职权范围又涵盖了京师的民政、司法、捕捉盗贼、赋役、户口等政务，也即是掌管了整个京师地区的行政运作。
而御营京域四壁守御使的职权则更为牛叉，理论上守御使除了不可以调动除御林军外，东京城内外所有的禁军（也即是御营）他都能调动，然后整个东京城内外城的城墙防务也归他管理，他甚至可以直接调动城墙上的守备力量。
也就是说，虽然李纲没有得到京师守备的官职，但他却实际上得到了守备京师所需要的权利和力量，因此消息一出，朝野再次哗然。
然而，也就在朝野哗然的时候，赵官家却再次抛出了一枚大炸弹，居然下诏召回如今在巴州任通判的宗泽为东京守备，使得很多因为李纲突然上位而感到莫名其妙长大了嘴的人们直接吓脱了臼。
宗泽此人，生于嘉祐四年（1060年），如今已是六十余岁的高寿。元祐六年（1091年），因在殿试时，不顾字数限制的规定，洋洋洒洒写了万余言，力陈时弊，还批评朝廷轻信吴处厚的诬陷而放逐蔡确，认为“朋党之祸自此始”，后主考官“以其言直，恐忤旨”，将宗泽置于“末科”，给以“赐同进士出身”。
后宗泽辗转各地为官，因勤于职守、为官清正、体恤民情等等，虽然在民间声名日著，但也在官场上越混越惨。至宣和元年，年届六十的宗泽乞请告老还乡，获准授予主管南京（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鸿庆寺的虚衔，遂退居家乡义乌邻县东阳，结庐山谷间，拟著书自适以度晚年。后被人诬告蔑视道教，宗泽被发配镇江“编管”，宗泽被编管期间，夫人陈氏病逝。
直到靖康二年（1122年），大宋因收回燕云之地举行祭祀大典，赵官家实行大赦，宗泽才重获自由，先是重新启用他掌监镇江酒税，今年初才刚刚调任他为巴州通判。
要说前面的种师中、折可适和李纲三人，都是各有来处，种师道将他们推上前台或也是情有可原。可这宗泽与种师道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三也不曾在朝中有所交集，怎么就把他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儿一把就从一个小小的通判给推到了京师守备的位置上去了呢？
众人正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突然这汴梁城中的各家小报，在一夜之间纷纷发出号外，刊载了一首数百言的《古楠赋》，传是宗泽之作。
赋曰：巴城之南山，有寺曰“南龛”。寺之外，有大木曰“楠”，其生甚久。唐刺史严武、御史史俊，皆有诗歌刻于岩腹。严曰：“临溪插石盘老根。”史曰：“结根幼滑幽壑不知岁。”自时迄今又数百年，邦人谓之古楠，宜矣。仆到官之三月，两至岩下，读史、严之清什，感是楠之老于岩谷而可怜也！
因慷然操笔而赋之曰：楠之生兮层崖之中颠，询之人兮不知岁何年。
（全文请自行搜索鉴赏）（未完待续。）
卷九 挽天倾 第七百三一章 【汴梁手札】（）
一月之间，种师中、折可适、李纲和宗泽先后奉召入朝。
不过四人中，也就只有种师中对这事有所准备，其余三人自然都是一脸懵逼的状态，尤其是宗泽，当他抵达京师并偶然发现整个汴梁的小报圈子里都流传他的《古楠赋》，而酒店、学馆等各处百姓聚集之处也都在讨论着他这个人的时候，他自然是大吃一惊。
这《古楠赋》倒也的确是宗泽所著，但自他著出也不过半年，且由于这《古楠赋》乃是他借景抒情，又如泣如诉地表述了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并借汉末巴郡太守严颜隐喻自已，所以著成至今并未对外广传，仅是私下投与了几个至交老友相互鉴商斧正而已，怎么可能一夜之间便能在东京的街头巷尾流传开来呢？
而且，在陛见之后，宗泽对赵官家没头没脑的就委任自己为东京守备也是大惑不解，忙也再三推辞，结果赵官家却言道：“卿之《古楠赋》甚得朕心，汴梁托之与卿，朕心可安！”
得了赵官家此言，宗泽自然不能再却，只能接任了东京守备的差事，与李纲一道谋划起了如何加强东京城防的对策来。
而这时，种师中却是拉着折可适联袂而至，拿出了一份由种师道亲手撰写的“汴梁手札”。
但说宗泽与李纲二人在看罢“汴梁手札”之后，两人都是震惊得无以复加，两人对视良久之后，还是宗泽最先压下了心中震惊，指着“手札”对种师中道：“端孺，此书当真乃是汝兄所拟？”
种师中苦笑一声，默默点头道：“当真！”
宗泽表情吃惊的咂了咂嘴，刚想要说些什么，倒是李纲轻抚长须轻声道：“宗公，老彝叔此书，虽有些大逆直言，不过以兵家而论，言未过之。”
老宗泽虽然是科举出身，但他一生辗转为官，也不是不知兵事的腐儒。大观三年（1109年）时，宗泽调任晋州赵城县令。因赵城地处西北，是抗击辽国、西夏入侵的战略要地，宗泽不但要操持一县的政务，还要兼顾边防建设。
他在深入考察了赵城的山川地势之后，认为赵城“前有并河、汾阳之固，后当晋、绎、蒙坑之险，左依霍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种植，实河东用武之地。”于是上书朝廷，建议升县为军，将赵城建成军事要塞，“大养军士。。，以备不虞”。
虽然最终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不过由此可见宗泽对兵事的理解程度比起同时期的大宋文臣而言如何了。
只是，在看罢了“汴梁手札”后，便是老宗泽也被手札里的构想给震惊了。
想了想，宗泽看向三人，沉声道：“伯纪、端孺、遵正，你三人如何看法，不妨道来！”
三人各自沉吟，最终年纪最轻的折可适被点了出来，只能硬着头皮道：“种公当知刘元帅用兵如何，既料定北线之军难御金人，当宁可信其有也！以种家军和折家军为第二道防线，放金人入境而围歼，未必不可试之！”
李纲也点头道：“至于金军极善破城，不守东京外城之策，虽看似大逆，但未必不可行之。”
只有种师中为难的摊手道：“种家有军也不过三万，折家也不过万余，如今西北骚动，兵力调配捉襟见肘，若是当真如兄长之预测，金人真是小股来袭倒也好办，若是万一来的是大队人马，只怕……”
对于三人说法，宗泽自然好生听取，便又拿了种师道的这册“汴梁手札”好生研读起来。这册手札，乃是种师道对即将或可能发生的宋金之战的一些防御看法。手札起头就先预测了一个就大宋君臣而言，十分不愿见到的可能性：刘延庆无法抵挡金军南侵！
这当然也是废话，要是刘延庆能抵挡金军南侵，当初可不就直接攻灭辽军，自己收回了燕云之地。
所以，就大宋君臣而言，这等未战先言败的说辞虽然是大逆不道，可在种师中、折可适还有老宗泽和李纲看来，这十有八九或许会一言中的。
那么，一旦刘延庆抵挡不住金军，放任金人南下之后，以宋军的战斗力而言，想要用移动值极低的宋军步卒去阻拦有着极高移动能力的金军，无疑是痴人说梦。而且，就算你固守沿途的城池，可若是金军一路然道南下，来个直捣东京，你又能奈他如何？
随意，种师道提出的策略，就算以种师中率领的种家军和折可适的折家军在大名府建立第二道防线，若是金军当真南下，则两军不与阻拦，放任其南下，并尾随其后，或在金军渡河时半渡而击，或是一路尾随其后到达预设战场后采用围歼的形式堵截金军退路。
至于宗泽和李纲负责的东京城，种师道给出的建议竟是不守外城，而是把防御中心完全放倒内城的城墙上。
而种师道有此设想，倒也是给出了解释，这其一是，金军行动从来不设辎重，整军多是以全骑兵的方式移动，士兵所用的甲胄、兵器甚至帐篷、粮草差不多就是“人马同负”，所以这以往兵书战策中教导的“截其道路，断其粮道”的策略是完全不管用的。
说起来，大宋与辽国和西夏等草原民族斗争了百年，也早就总结出了步兵对骑兵那是追也追不上，撵也撵不着的尴尬战场环境。就拿前不久种师道在西北狠宰西夏人，打断李乾顺脊梁骨的哪一战而言，若不是种师道成功的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引的李乾顺发了失心疯执意要用骑兵攻打秦州，种师道也不可能撵得上西夏骑兵，一战杀敌数万，打断了西夏人的脊梁骨。
那么，对付行动如风，侵略如火的金军，围追堵截自然还是不管用的，因此也就只有依样画葫芦还是用诱敌深入了。
对此，种师中和折可适自然没有太大的意见，虽然种折两家的西军，各自都有这一支数千人马的骑兵，但真要与全骑兵的金军对抗起来，他们这点人马别说能够阻挡金军南下的脚步，只怕硬碰硬的一战打下来就得被人打残了！
只是，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种师道建议这东京城的防守策略，居然是不守外墙，只守内墙，这个问题就可大可小了。（未完待续。）
卷九 挽天倾 第七百三二章 【尽人事】（）
东京汴梁是一座矩形城，由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城相套，非常整齐，城池大小甚至超过唐长安城。
这其中，皇城的南北宽约二里（900米），东西宽半里（200米）；内城即旧城，南北长六里半（2900米），东西宽五里（2600米）；外城，即新城，南北长十二里（5800米），东西宽十里（4800米）。
且不说金军的攻势如何，就说这外城长达将近五十里长的城墙上，你得要多少守城兵卒才能站满？
此外，单是外城就有城门十七道，其中水门就有四道，你又需要多少兵卒来守卫这些城门？
在加上就如今宋军侦查所知，金军的攻城方式极其惨烈，采用的依旧还是箭雨遮护，攀城蚁附的传统战法。但金军凶残，且人人自带嗜血光环并善于以点破面，便是战斗力远远强于宋军的辽军都抵挡不住金军攻城，宋军又从什么地方找到自信能阻挡金军攻势？
所以，以其将兵力分布在长达四十余里的城墙上与老天赌运气，还不如集中兵力坚守仅二十余里的内城。况且内城始建于后周，历朝以来也是修缮和保养得极好，防御功能并未折损多少。
而且，根据种师道的战略，一旦引得金军破了外城来攻内城，然后种、折两军衔尾而来，将外城的出口封死，不就来了一个瓮中捉鳖么？
也就在四人就种师道“汴梁手札”的可行性争论不休的同时，这满朝的文武乃至于民间也在此时慢慢醒悟了过来。这首先种师中和折可适都是西军将领，朝廷不将他们放在西北好好的镇守，反倒调到京畿来担任什么制置使和观察使，用意到底是什么？
还有李纲和宗泽，莫名其妙的将两人调到东京来干什么守备和少尹、四壁守御使，用意又是如何？
一时间，各种说法甚嚣尘上，有远见之人也是察觉了金国的崛起，开始担忧一旦金国顺利灭辽之后，既有可能拿大宋下刀。当然也有一些自诩为半个赵家人的，认为当今乃是圣天子在世，前面可以用钱财买的金人为大宋攻下燕云之地，现在怕也能够用钱财买的大宋平安。
这天下，显然不会有人跟钱财过不去！
大宋朝廷对这些流言的应对，却是在六月底的时候派出以童贯为首，王黼、李邦彦和蔡攸为副的庞大使团，先是前往雄州犒军，而后由李邦彦为主使前往金国再次商谈赎买西北六州的事项。
见朝廷那么有信心，很多不适的言论也很快散去。
而这期间，种师中和折可适也相继将种家军和折家军调拨到位，其中种师中所领的种家军两万八千人驻地就扎在了大名府外，于城外西北十里处建设了一座大营，日夜操持勤练。而折可适的一万六千折家军则将驻地选在了河北相州（今安阳），与大名府遥相呼应。
至于李纲和宗泽，因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