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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谦恭。
黄杰想想，便也问那翻译道：“不知这位，黄某该作何称呼？”
这鸟羽是日本的太上皇不错，但却不是大宋的太上皇，所以称呼问题还真是个问题，也在这时，一直都没这么说话的鸟羽却突然躬身叉手一礼，用略有些生硬的汴梁官话道：“黄子可直呼某的名字宗仁便是！”
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五五章 【亲唐】（）
鸟羽的事情，黄杰倒也知道得不多，但大体上如今日本国内是由他亲爹白河法皇掌控一切，并且还把持着他儿子做傀儡天皇二代的事情还是清楚的。
由于黄杰本身对日本并不感冒，且如今取得日本消息的渠道也不算畅通，所以对日本国内的具体状态还真是搞不清楚。
而且，这个鸟羽一来，也不是对着黄杰纳头便拜，强烈要求黄杰大大帮他返回日本夺回皇位，反倒是表达出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想法，这还真有些叫黄杰措手不及。
不过，想来黄杰与日人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与这鸟羽于是初次见面，他应该没必要欺诈来赚，所以黄杰也就只能姑且信了。当夜便也在黄府以家宴接待并留宿，后来又去寻了舅父，如今已经是黄州知府的姚政寻了一座府衙辖下的府邸与这鸟羽居住。
自然，来了便也是客，黄杰也就将他领去龙山书院好好观摩了一番，没想到他竟然对赵良嗣的“国际课”十分感兴趣，听过两堂有关高丽、金国和西夏三国时政课后，竟然提议要拜在赵良嗣的门下求学，并且还主动将日本国内的时政拿出来讲解和请教，反倒让黄杰和赵良嗣都不好拒绝了。
大体上来说，如今的日本可以说是处在被称之为“平安京时代”（平安时代）。说是大概从三百多年前，日本量派遣了“遣唐使”来到大唐（差不多应该就是李隆基至周武朝这一段时间）全面学习了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后，当时在位的桓武天皇（公元781年—公元806年在位）即位，便决定全面“唐化”并走“亲唐”策略，要给日本搞改革。
在当时，真正掌握日本朝廷实权的并不是天皇，而是各地的“大名”，这大名也就是类似中原王朝的诸侯，实际管辖和掌控着治下的人力和土地，所以这桓武天皇要改革，没有大名支持显然是不成的，不过这厮还是有些本事，他在打倒僧道镜而取得统治实权的藤原种继（公元738年一公元785年）支持下，于公元784年迁都山背国（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长冈，离开了贵族和大寺院等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京。
桓武迁都成功后，便也按照“唐法”积极维护法制，刷新新地方政治。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按照“唐法”进行了改革。
总之一句话，桓武朝的改革使封建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有所增强，天皇制集权国家的权威得以保持。
桓武朝以后诸代天皇也进行了改革。嵯峨天皇（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为加强天皇权力，提高工作效率，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整顿，设置“藏人”和“检非违使”。这两者都是令里没有规定的官职，故称“令外官”。藏人侍于天皇左右，掌管机密文件，传达天皇诏效，检非违使执掌京都军事、警察、审判事宜。这两个原属临时性的官职后来改为常设，置藏人所和检非违使厅，权限越来越大。
随着不断改革，原有许多律令内容已经过时，条文需要不断修改，嵯峨天皇命制定“格式”，取年号名《弘仁格式》。
封建统治阶级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是作为早期封建国家掠夺农民的土地制度——班田制的崩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班田制的崩溃，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
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制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8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这种土地占有方法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田堵制大约出现于公元9世纪，后来田堵由于坚持斗争，得以逐步加强耕地的占有权，对耕地的占有相对稳定，给所占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称为“××××名”。于是产生了“名田”，它的所有者称为“名主”。“名田”可以继承和转让，“名主”对“名田”的这种权责称为“名主职”。“名田”一般是1至3町，个别的才达十几町或几十町，因而所有者有小名主（小名田堵）和大名主（大名田堵）之分。小名主是富裕农民、自耕农，基本依靠自家劳力耕种名田，劳力不足者将部分名田租给“小百姓”、“作人”、“名子”等贫困农民。大名主是“领主名主”，多在边疆地带。他们的名田经营方式不尽一致，或全部出租，或部分出租，没有出租的部分作为直营田自耕。在直营田里往往以具有半奴隶式依附农民身份的“下人”充作主要劳力。名主虽然有大小之分，包括不同阶层，但在对国家的关系上他们的立场基本一致，因为国家对他们都同样征租和征调徭役。
10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留在原地，管理庄园。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一“领家职”一“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丶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
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五六章 【尾大不掉】（）
这种土地等级所有制，由于进献者和受献者之间没有建立以私人武装组织为基础的严格等级关系（主从关系），所以得不到强有力的保证。进献者和受献者间只是寄进契约所规定的关系，而这种规定主要是保证进献者（开发领主）在庄园里的实力地位。实际上，“本家”、“领家”等各级领主大多是名义上的领主，充任庄官的开发领主才是庄园的实际所有者。他们不只掌握庄园经济、行政、司法等权力，而且也是庄园武装力量的组织者。庄园领主能不能顺利地调动庄园武力，完全取决于庄官的态度。
这个时期庄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而到了如今，庄园领主制确立起来。封建庄园占全国土地之半，而所剩余的一半土地由于“知行国”制的确立，也逐渐封建领地化了。“知行”意为对土地财产的直接支配。“知行国”或“领国”是指特定的个人（皇族、廷臣、后来也包括“武家栋梁”）拥有知行权的国（地方），实际就是采地，这些知行国进一步变成了皇亲、权贵和武家的世袭领地。
而说到这里，重点也就出来了：由于知行国渐渐变得尾大不掉，皇亲、权贵和武家的世袭领地不断侵蚀国家的根本，如今日本的朝廷眼见又将陷入桓武天皇改革前大名把持财权各自为政的政治怪圈，所以感觉自己也算年富力强的鸟羽，便想再来搞一次改革，谁知道却是还没开始就崩了盘，他的亲爹白河让他下台也算是为了他好，总算保了他的一条小命。
前面说了，桓武天皇能够搞政治改革，靠的就是支持他的大名藤原氏族，在后来的改革逐渐成功之后，以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自然日益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9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而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
公元9世纪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头之后，立即将其女儿送进宫中作仁明天皇女彻，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获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将其女送进宫中，从而成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过制造“承和之变”和“应天门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压倒政敌。结果先则于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当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个太政大臣，继则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幼小外孙清和天皇“总摄庶政”，进而于贞观8年（公元866年）正式获得“摄政”称号，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人臣（臣下）摄政。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887年被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
“关白”一词取自中国历史名著《汉书》，系“禀报”之意，在日本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等同于丞相（宰相）。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作“摄政”，天皇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国司一职最有贪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而尾大不掉的代价，就是要面对这些大名逐渐膨胀的野心！
在公元1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事件——“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讧，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
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
此后，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
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五七章 【契机】（）
从此，平氏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