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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兄，按照朝廷定例，今年凡是种植占城稻的百姓，夏粮便要五稅一了，此法比之古之治世，终究还是高了一些。日后玉米虽还不知道适于何处引种，但是想来以五石亩产来算，一亩地朝廷一季秋粮便可入税一石。其中五斗归朝廷，五斗归海客——那些海客只怕不消数年便会成为天下巨富了吧。”
“也没有你算的这么夸张，《专利律令》上说的是专利税一半归朝廷，一半归‘发现者’。但是哪怕是发现者，也有出资的船东、操船的水手、领航的船长诸般分润。朝廷出了细则，一般是投五方占五股、领航船长占半股、全船队所有水手平分三股。另外一股半则归属船队所有船只的造船商——虽然买船的时候已经是真金白银付讫了的，但是如此定律条，也好激励造船的豪商们更愿意投资远航探险的船队，而不是只盯着载货多、只能走走风浪平静海面的商货船，让探险家们降低成本，小本便能买到好船。”
崔仁冀听了，虽然还不是揣摩地很细，却也觉得此法颇懂激励之道，显然制定这个立法细则的是个高手，便追问说：“可是刑部之人定的细则么？怎得如此锱铢必较，不过想来有了这个细则，真有心出海之人从出资到造船都会颇受鼓励。美洲之大，听陈提督所言，他找到的物产也不过十之二三，还有诸多巨利。哪怕不去美洲，便是西洋大食人的地盘，也还有诸多未曾探究之地，实在是大有可为啊——某家若是富厚，说不得兄弟伯叔都不去读书，改做海客了。”
“崔兄说笑了，这个细则哪里是刑部那些死板之人定的。大王前日不是有诏么，从此我吴越律条当分辨刑、民。民商之事入律，本古之所无，如今在户部之下分拨一个司，执掌其事，日后还要慢慢扩充的——至于今日这个细则，乃是户部尚书豫章郡王领衔定下、送大王批示后才施行的。”
林退思所说的豫章郡王，便是原本领着平南军节度使、户部尚书的大王十数钱弘亿了。诸生一听是钱弘亿定的，便全部心悦诚服，不再多言了。
钱弘亿在十几年前就在吴越宗室中以善于理财著称，从当今大王的父王钱弘佐在位时期，这钱弘亿就辅佐其三任兄长改革吴越国的币制税制。只是原本吴越是小国，所以国王没有册封自己其他儿子郡王的惯例，所以钱弘亿哪怕在他九哥钱弘俶在位期间也不过是个侯爵，不曾封王。
四年前钱惟昱继位后，才给他两个亲叔叔陆续上了郡王封号——十叔钱弘亿在建隆元年春受封为豫章郡王，十三叔钱弘俨在建隆二年春受封为会稽郡王；加上如今因为灭大理之功、即将被加为苍梧郡王的四伯父钱仁俊，当今大王也算是把他在世的亲伯叔都上了郡王称号，仁孝之名自然是节操满满了。
范墉听了林退思所说，也是颇受了一些启发，“如今居然户部都要扩展一些衙门修订律条了，想来这几年，朝廷上新增事务、新立衙署也是不少。原本朝野还有人商议是否会有冗官虚耗财力。又有如我等科举仕途之士子担忧若不增设冗官，如今文教大昌、人认识字、将来科举之道会更难走。如今看来，若是心思活泛一些，读书识字了将来也未必都走进士科，还是眼光远的人好成事啊。”
众人默然不语，显然是只懂得文章诗赋为主学的都被现实略略刺痛了神经——当今大王大昌文教不假，但是读书人的增多，带来的竞争激烈着实也是很明显的。朝廷这两年一直有意无意在引导读书人眼界开阔，不要光盯着进士科，取士后的任官也灵活得多，有些衙门哪怕是科考过了，还要私下培训实务的技能，或数月，或半载，然后才许管事儿。这般培训虽不是常法、未曾明定，但是趋势来看显然是会渐渐往这个方向改革的。
范墉对于自己的地图炮触伤了同年们还未有所觉，犹然自言自语说道：“将来某若是得子，定然让他改学理财算学之道，但凡能为一廉吏，厘清一方钱粮，革除一方贪腐痹症，也就是功德了。如今朝廷推广的复式记账法虽然堵住了钱粮科大半漏洞，不过也是撑不了多少年了，听说各地税官如今也是多习算学，试图魔高一丈呢。若非大王算明天下，学究天人，我吴越便是这十年清廉都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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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1章来进士也不值钱了
范墉和林退思这一番叹息，却不知道无形之中便影响了三十年后范仲淹与林逋的人生轨迹。眼下，几个今科的举子谈论了一番科场将来的发展趋势，最后夜宴嬉游、放浪形骸之后便散了。
诸生回去等待了旬日，朝廷放榜的日子便到了，也算是学问扎实，林退思范墉崔仁冀都在进士科榜上；同榜得中者居然有一百多人，也就相当于二十多个举人里面就能考取一个进士，录取率有5％。诸生暗自惭愧，心说此番乃是大王施恩，才让暂时人数爆棚的读书人有了个出路，但是此法将来肯定不能持久。历史上唐朝科举，普遍每科仅取十数人，多则数十人，同时还有大量蒙荫举荐的官僚存在，如李德裕党之类。直到宋朝，才进入了科举每年取数百人的科举，因此此番吴越国科举的扩容，在读书人看来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
吴越国虽然开了科举，毕竟不曾称帝，所以殿试的制度还不存在，礼部试考完了也就算是定论了。金榜唱名、戴花游街匆匆而过，随着录取人数的增加，众人都可以明显感受到进士科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已经不同于大唐时代了，将来给予的官职，也会进一步缩水。
……
无数举子和新晋的进士们还在等待朝廷是否有任命颁下，吴越王宫、咸宁殿中，决断这一大批后备官僚命运的讨论，则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
“今科举子众多，虽然是我吴越文教大昌之体现，但是也可见我朝科举制度、取人多寡还有问题，需要微调。这次便算是恩赏了，不可搞不教而黜，将来确实要想办法引导读书人多方谋取出路。这一科取的进士多了，寡人谋划近年内引入‘教谕’这一官职，遍置我吴越百三十余州、七百余县。至于尚未彻底归化的数十羁縻州，可以暂缓。如此，便可多增近千个从七品至正八品官职，十年之内我朝进士科纵有多取之冗员皆可吸纳。”
钱惟昱对面，元德昭、韩熙载、徐铉、徐锴等文官高层各自列坐议事，各抒己见——周世宗柴荣时，大周朝廷为了表现尊重宰辅，柴荣曾经允许宰相在上朝的时候都列坐，后来到了赵匡胤的时候，因为看不惯范质之类的前朝忠臣倚老卖老，才有同为宰辅的赵普亲口提出取消这一优待，实则是打击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吴越国这边，钱惟昱继位以来，一开始也是沿用王叔时代的旧礼，不过数年间也是逐渐更加开明，私下议政更是随和。
韩熙载首拱手声言，问道：“大王所言‘教谕’官职，想来便是主持一县之文教了，此事乃是自古未有之盛事，臣以为颇善。然则不知大王可有长远之法——如今我两浙江表、江西福建等地读书人数、百姓识字人数已十数倍于三十年前的比例。寻常乡民农户，十户之内必有识字之人。若是再设置教谕，专掌文教，会不会导致数十年之后稼穑乏人，读书之人过多呢？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王不可不察。”
钱惟昱一听就知道韩熙载的观点还停留在“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个层面上，没有想过一两代人之后读书人谋取一些别的什么出路。不过幸好如今还只是五代，没有经过宋明两代读书人的功名特权、只此一道的洗礼；如今要想扭过这个“读书人就该争取朝廷给的特权和金饭碗”的思路，还是有机会的。
“光是六七百县设置教谕，便可够三届进士科新晋士人的去路了。若是将来县级教谕充塞，还可以让举人级别不经会试、自愿充任乡镇教谕官——当然，乡镇学官可以暂定为从九品，同样领取一份朝廷俸禄。举人本就是本乡本土豪族士绅的，也可官授乡镇长官、定正九品。如此一来，可为读书人开出多少去路，便是三五十年内也不怕冗余。
至于将来，若是华夏之地真的到了每户都有识字之人时，相信我吴越工商之盛、武功之烈，也足以吸纳读书人或投笔从戎，或弃文经商、或揽工兴国了。只要坚持住不在政治上开读书人免税的特权，士人自会有思变之心的。”
韩熙载还在品味钱惟昱的话，徐铉却是已经坐不住了，倒不是他有多反动保守，而是在他看来，设身处地为钱惟昱着想的情况下也不该放任这个思路：“如此，大王可是要一改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提法了么？那恐怕不利于大王声望啊。当今天下未定，大王所赖者，固有我吴越富甲天下、兵器精良，然武力仗势北朝还在我之上，我吴越无人可比拟之优势，唯有天下读书人之归心——大王若有改良之举，还请徐徐图之，莫要在天下未定时妄动。”
“此事寡人自然省的——何况读书人过剩，那不也得是二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了么？寡人总归为子孙打点，揣摩好大方向便成了。为今之计，进士科冗余之人尽数拨入文教官僚系统之后，为了让他们充分有事做，也可以增加其权柄、增加钱粮流动性；寡人打算从明年起，在各州城县城设立官学，每州学考校士子千数，各予秀才、童生廪米；
县学每年收纳适龄童子数百，不考功名，只教授蒙学识字、基础算学、忠君爱国义理等项，官府给予塾师俸禄，或以本乡秀才担任启蒙识字科目，朝廷以廪米代其中部分俸禄。童子入官学无需纳银钱，由官府负责每日一餐午膳。不过此法需要耗费钱粮几许，寡人还不曾测算，正要诸卿商榷其中利害。学制长短，也需商榷。”
元德昭、韩熙载、徐铉当然是起身出列跪拜，口称钱惟昱圣德古今无匹：这等官府出钱供百姓免费读书的盛举，那可是古往今来听都没听说过的啊！不但不要学费，居然还管饭？当然了，听钱惟昱的意思，如今官办教学的一个县才一座，将来有可能推广到一个乡镇一座，那么也就是说暂时不会向农村地区普及，只是让城里人受惠了，这般循序渐进的财政压力应该会容易接受一些。
同时由于吴越国的经济发展虽然非常高速、财富积累明显，但是朝廷官营和御用商会的比重太大了——谁让吴越国赚钱的几样东西都无论雪盐霜糖、烈酒棉纱都是朝廷发明在先、先行扩张的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吴越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已经隐约发现了一个现象——要让吴越的发展可以继续运转好，政府投资的加强貌似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朝廷只是靠官营的东西疯狂赚钱、然后囤积着不花钱，那么社会的消费潜力说不定就会枯竭，一定要给老百姓一些从朝廷手里赚钱的法子，才好把这种体制盘活——无论是前几年的大兴土木修水利修道路基建，还是后来的增兵训练、大笔军需订单，乃至现在把多出来没地方花的钱花到教育上，都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政府工程是让做力工的百姓多了点流通的硬通货、盘活了棉布糖酒之类或可用可不用、或在传统自然经济生活中农民宁可低效也要亲自劳动生产的东西的市场——如果有足够的政府工程，让农民养成没地种的季节可以去打工修河堤水坝，干一天活换取自家婆娘织布三天才能织出来的棉布的话，那么农民也是会考虑出卖劳力、买进棉布的。而那些“外头一个人一天织两匹布都宁可不买、非要用自己家里的土织机织三天一匹的土布用”的人，其实多半还是因为“空闲下来的时间没有做工赚钱的机会”导致的。
当年做力役的农民如此；后来出卖训练量可以换取更多军饷的士兵是如此，如今那些暂时因为结构性失衡而富余出来的读书人也是如此。有时候，钱惟昱自己想想，都觉得他这个民族主义者有向国家涩会注意者靠拢的倾向——就和1933年的元首一样，经济建设全靠快速扩张时的朝廷调控，民间消费力不足了就把赚钱的大户捞到的钱全部吐出来继续搞基建投资……只不过区别在于历史上的元首和罗瘸子是没钱这么搞，他们都是找大资本家借钱的，所以维持不下去之后需要发动战争。而钱惟昱是用自己的本钱这么搞，朝廷、军阀、垄断官僚资本家的三重身份，在钱惟昱这里三位一体罢了。
当下数人讨论后，很快拿出了一个初步的条陈：“启禀大王，臣等以为大王所建议的措施可行，如今我吴越水利、路政兴修所靡费钱粮已经渐渐减少，军备所需虽然昌盛，但是三四年内扩军造船所需的装备投资也会到一个顶点，此后缓缓下降。若是只在每县立免费官塾一所、以年收授启蒙童子三百人为限，连同学官、塾师、童子食费不过一县城两千余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