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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子里活跃得最欢的是妇救会的人，家属们一进村，她们就组织妇女把家属们往家领，并且扯东唠西地把家属们逗得乐呵呵的。
部队到桓仁地区后，沿途护送的兄弟部队不知了去向。我问周科长：“这些部队到哪去了？”
周科长说：“他们的任务到这就完成了，余下的路程由你们自己走。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定下来了，国民党败局已定，陈诚已经焦头烂额。听说卫立煌要来上任，我看不管谁来，都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不过卫立煌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名将，率部队曾打过一些漂亮大仗，也不可小视！最近要有几场大仗，国民党东北的部队恐怕就要完蛋啦！”
我问他：“大战在即，我们也是解放军了，为啥不叫我们直接参加战斗，反而把我们撤大后方延吉，这里边是不是有信不着我们的意思？”
他笑了笑说：“也可以这么说。你想啊，你们部队的人员成分多复杂，说句实在话，一开始我们对你们起义的诚意都是怀疑的，用我们林总的话说‘缓兵之计’。后来经过考察才确信你们是真心起义。这一段路你也看到了，有护卫部队警戒还跑了不少，现在要把你们放在战场上，还不一定有多少人要跑呢？所以把你们调到大后方，要整训学习提高觉悟后才能投入战斗。”
我问他：“你们就这么小看我们哪？”
“不是小看，是事实，不用说别人，就咱们这些家属吧，我算看明白了。不说个个反动吧也差不多，如果不是老爷们起义了，参加了解放军，你问问她们谁愿意投奔共产党，不寻思别的还寻思遭不起这罪呢，这些人的思想不改造能行吗？所以我想啊，咱们也该着手进行教育了，要不然到了地方首长还不得说走了这么长的路，家属的作风还没改，你们是干啥吃的，你说咱这脸往哪搁呀？”
“对这些老娘们你怎么教育，软硬不吃，说啥她们也不往心里去呀！”
“你在咱工作队呆过，咱们还是老办法——忆苦，我已经和农会说好了，吃过饭咱就开会，开完会再休息。”
我嘴上没说啥，心想啊，这招在穷人身上好使，在她们身上不一定管用。
那一天，我们住在距桓仁二十来里地一个叫什么堡的屯子，吃过早饭后周科长把家属们召集了起来，说要开“忆苦会”。家属们一听就不愿意了，七嘴八舌的说：“忆什么苦？我们现在还觉得挺苦呢！”
我说：“这会大家得参加，这是共产党的规矩。听听穷人受的苦，对大家也有好处，起码知道这社会上还有这么苦的人，共产党闹革命图的是啥。”
家属们一听只好说：“既然人家有规定，咱也别破坏规矩，那就听听吧。”
那天的忆苦会是当地贫农会主席老刘讲的，他说：“同志们，我家穷啊，全家七口人，上有七十多老妈，下有四个孩子。租俺屯财主张老焉四亩涝洼地，好年头不够吃，灾荒年更别提了。没招啊，大小子十四岁给人家当半拉子，二小子八岁给人家放猪，就这样还得糠菜半年粮。有一年年景不好，到了年关还啥也没买，眼看就过不去年啦，我只好从张老焉家借了二斗高粱米。就这两斗高粱米惹下了祸，没过三年变成了六斗，我拿啥还哪？张老焉别看焉，可狠啦！大年三十上我们家要账，把点年货都拿走。老太太气得一口气没上来，过了去呀，人家欢欢乐乐地过年，我家哭哭啼啼发送老人……”
老刘的忆苦还真就打动了家属们的心，有的人低下了头，有的人叹息着说：“他这话不假，这年头的穷人真不好过呀！”小石领头喊起了：“打倒地主老财！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李科长老婆问我：“谁是蒋匪帮？”
“原来咱们就是蒋匪帮。”
“哎呀，这话我听着怎么有点糊涂？共产党原来的红军不是叫红胡子吗，后来又叫共匪，现在咋又掉过来了？中央军又成了匪帮，哪倒底谁是胡子，谁是匪呀？”
“这是政治上的事，你问我，我问谁？”她沉思了一下说：“我明白了！”
“你明白啥？”
“胜者王侯，败者贼，谁打败了谁就是匪。”周科长听后狠狠的瞪了她一眼，李科长老婆说：“你瞪我干啥？本来就是吗。”
这场会本来开得挺好，老刘最后的两句话把家属们惹翻了。他说：“共产党、解放军来了，领导咱们闹革命。听说还要打土豪分田地，我从心眼里拥护。这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老财都不是好东西，我们不革他们的命就没法活！”
家属们一听有的起身就走，有的照量照量就要出声。我一看阵势不好，急忙站起来说：“今天会就开到这吧，家属们休息休息还得赶路。”
周科长愣巴愣眼地瞅我，我冲他递了个眼色。
会散后，家属们没有走，反倒把周科长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冲他发起了火。玉莲说：“穷人，我知道。他说的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是要说地主老财都不是好东西，我不赞成。我娘家倒不是什么大地主，但也不缺钱，我家的长短工，我们从不把他当外人，吃的是一样的伙食。我一个远房娘家舅舅的儿子从小没妈，四岁就在我家。我拿他当自己兄弟一样，他叫何保宗，不信你们可以调查去。我娘家老爹人称‘大善人’，佃户家的租子从来不恶拉要。过年更没听说去谁家要账。”
马瑞芳在一旁也说：“我家倒是当地的大财主，你们也可以去问问。农忙的时候，长短工从来都没短过粘干粮，工钱也从来没欠过，这怎么能说都不是好东西呢？”
周科长解释说：“刘主席的话说的有点过，不过地主剥削穷人这事是不对的。”李科长老婆说：“共产党救了我的命，我拥护共产党。不过说种地纳租就是剥削人，就是罪人，我不赞成，自古以来就是种地纳租，人家地主老财凭啥白给你地种？纳租是天经地义，我就不信，你们共产党给穷人分地就不纳租，那你们靠什么活着？再说，地主老财被打倒，穷人分房子又分地翻身得解放了，可地主老财又变成了穷人，你们是穷苦人的党，又该领着这些穷了的地主老财闹革命了吧？要这样，翻来覆去，还有个头没有？”周科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想让天下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消灭贫富差别，家家都过上好日子。”
“那不可能，五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过日子能一样吗？”
周科长在这些老娘们七嘴八舌地质问下弄得满头是汗。我见他一时半会和这些家属也说不明白，就说：“大伙别吵吵了，打土豪分田地斗老财这是共产党为了穷人着想制定的政策，也不是周科长说了算，你们别冲他使劲了。”家属们这才缓和了下来，各自回到老乡家休息。
家属们走后，周科长脖粗脸红地坐在炕沿上喘粗气。我说：“老周啊！别来气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些家属的娘家，大多数不是地主就是老财。你搞忆苦对穷人好使，对她们不行，弄不好还引起反感。”
他瞅了瞅我，气冲冲地顶了我一句：“那她们的反动本性就没个改啦？”
“大势所趋，她们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心里不愿意她们也没招，慢慢就好啦！”
周科长听后没吱声，不过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提给家属们开忆苦会了。
第 一百七十六 章 同仇敌忾
部队到桓仁后没有休息，直接奔通化，此时围困长春的战役正在酝酿中，沿途碰到不少解放军兄弟部队向长春外围集结，老乡们的支前队、担架队也源源不断地向长春走去。在我们到达江甸镇的时候，家属们被这里热火朝天的支前活动惊呆了。
江甸镇是个大镇，一条大街贯穿南北，两边有很多店铺。街道两边的墙上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东北和共产党万岁”的标语，我们到的那天正赶上江甸镇欢送新兵入伍，大街上二十多辆马车上坐着披红带花的青年，车上的新兵喜气洋洋，车下欢送的人眉开眼笑，有几个年轻姑娘含情脉脉瞅着车上的小伙，不时嘱咐着什么，一个家属冒了一句：“当个穷八路，臭美啥呀？”
她这句话一出口立刻招来了跟前人的白眼，一个老太太扒拉她一下说：“这个大妹子，我不知你是干啥的，你这话说得可不对呀！穷八路，那是啥年月的事了？现在你看看，崭新的军装，三八抢，每个月还有零花钱，家里的地政府给代耕，你说他们能不美吗？当解放军在俺这旮旯是光荣的事啊！俺这块的大姑娘不是解放军不嫁。”
旁边的一个中年妇女看出点门道和老太太说：“你别跟她说了，没看那些当兵的有地还穿着国民党的服装吗？他们是咱们俘虏过来的，懂啥呀？”
老太太仔细瞅了瞅她们说了句：“怨不得呢，穿得这么带劲，闹了巴开是反动派家里的！”把这些家属弄得十分尴尬。
我问身边的周科长：“我们的衣服咋还不换，穿着这身皮多别扭？”
“部队已经逐步换了，后勤好像还得过一阵。”
新兵出发的时候，道两边的人在锣鼓声中喊着口号，家属们躲在一旁，呆呆地瞅着沸腾的人群，李科长老婆说：“共产党可真行，把人弄得像着了魔似的，明知当兵打仗是去送死，还争着抢着去，看来蒋匪帮真不行了！”
在江甸镇，家属们住在一个买卖家，吃饱了饭都不睡觉跑到大街上卖呆，回来后就议论开了，七嘴八舌地说：“这地方的老娘们可真怪，人人手里都拿着个鞋底子纳。”
做饭的几个妇女一听乐了说：“你们是刚从那边过来的不知道，这不是怪，是我们妇救会给部队做军鞋。”
马瑞芳问：“多少钱一双？”
一个年岁大一点的妇女听后有点不愿意了，说：“你当我们是做买卖哪？这是支前，支前懂不懂？就是给前方打仗的战士们穿的，你说给自己的子弟兵做鞋还能要钱吗？”
“那还不给点工钱哪？”
那个妇女来了气指着马瑞芳的鼻子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认钱，解放军战士在前方流血牺牲都不怕，为了解放东北连命都豁出来了，我们做几双军鞋还要工钱，那还是人吗？”马瑞芳闹了个没趣，讪不搭地走了。
正在这时，从大门外兴冲冲地走进来一个年轻妇女，手里拿封信，走到这个妇女面前说：“马嫂，你家二小子捎信来了，八成又立功啦！”
马嫂拿过信瞅了瞅：“这小子真是傻，我不认字捎什么信呢？带个口信不就得了。”
我说：“大嫂，我给你念念怎么样？”
“中，麻烦你了。”
打开折着的信我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妈，儿子要上前线啦，这一次是打长春，长春的反动派挺顽固，这次非打下不可，儿子别（憋）足了劲，多打死几个反动派，替大哥和爹报仇，立个大功叫妈高兴。”
念完后马嫂掉下了眼泪，我问她：“马嫂，你这儿子多好啊，怎么地你家大哥和大儿子都牺牲啦？”
她擦了擦眼泪叹了口气：“打四平的时候，他爹抬担架被炸弹炸死了，大小子也被打死了，我一急眼把二小子也送去当兵，叫他替他爹和他大哥报仇。这小子真记在心上了。说句实在话，我这家叫国民党反动派坑苦啦，原来听说你们是蒋匪帮，叫我给你们做饭我这心直咯噔。不过听说你们也是解放军了，我才来给你们做。”
周科长瞅了瞅我：“这就是咱们的革命家属啊！”
听了周科长这句话，我心里的火腾的一下上来了，推开家属们睡觉的屋门闯了进去，家属们这时也没休息，坐在炕上唠着嗑。我听李科长老婆说：“我看明白了，共产党是真厉害！得天下是肯定的了，连老百姓都对国民党这么大的劲，看来国民党真不行了，老爷们走的这步棋对了。”
家属们看我气昂昂的进了屋，都瞪着吃惊的眼睛瞅着我，我把炕沿一拍喊道：“咱们现在是在解放区共产党的地盘，知道不？以后你们说话得有点收敛，别得啥说啥，本来人家就瞧不起咱们，还竟说些败兴的话，叫我都抬不起来头。你看人家马嫂，老爷们死了，大儿子上，大儿子死了二儿子又当兵，人家这才叫革命呢！谁像你们张口钱闭口钱，丢人不？”
马瑞芳一听不干了：“你说我哪，钱咋地啦？缺了钱谁也活不了，你冲我们发什么火？要革命谁也没拦你，叫玉莲多生几个儿子都去当兵才好呢！”
玉莲一听急忙下炕把我推出了屋：“你也是，跟她们说这些有啥用？”
“不说我这心里憋得慌！你看人家老百姓的觉悟，再看看咱这些家属，周科长说‘这些家属思想真落后，有的甚至反动’，我都没话说。”
那天晚上部队出发奔头道镇，半路上碰到了一伙支前独轮车队正好同行。我凑到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汉身边和他唠起了嗑，我说：“大叔，推啥呢？”
“粮食呀。”
“支前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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