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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山屯是帽山下的一个大屯，大约有四十多户人家，周边散落着五个小自然屯，这里的屯子都是朝汉杂居的村落。
帽山是一座海拨三千余米的大山，因形状像过去的毡帽而得名。这里主峰高耸入云，阴雨天在雾中忽隐忽现，地势十分险要。山下道道山梁环绕，山梁上树木茂盛、灌木丛生，地形非常复杂。据说有一个串门的人误进大山后走了四天四宿还没有走出大山，后来碰到一个猎人才把他领了出来。
这里在满洲国的时期出了不少的抗日志士，著名的舒兰抗日将领马占山的部队里有许多战士就是这里的人。这里从满洲国时就是匪患的重点，日本人曾多次屠杀这里的百姓。苏联红军进东北时把这里也扫了一下。八路军来了以后，对这里又围剿了两次。这里的老百姓几乎家家都有惨死在各种部队枪口下的人。当地大股的胡子队伍虽然在强大的八路军部队面前土崩瓦解，有些人投奔了八路军，但有些残匪仍在兴风作浪。他们平时在家种地，好似温顺的老百姓。采好盘子后夜聚山林，作完案又都猫在家里，就连屯里的老百姓都不知道谁是胡子。当地的老人说：“帽山的风水不好，净出胡子。”
当我们到达帽山屯的时候，人们倒都不怕我们，大人小孩站在门口卖呆，新上任的农会主席石大爷、妇女主任张树华赶到屯中迎接我们。听了区委刘大勇的介绍后，石大爷乐呵呵地说：“好啊，工作队同志来了好啊！”
那个妇女主任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对我们非常热情。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乐得手舞足蹈，她连连说：“同志们辛苦，我赶快给你们安排住宿的地方，你们是住在条件好的大户人家，还是住在咱穷苦的人家？”
“张主任，咱们是给穷人办事的，当然要住在穷人家了，一家人住着踏实。”
“那可得委屈大家啦！”
按着她的安排，我和老杜住在了一个叫“大黑张”的家。不知什么原因，她和石大爷都没叫工作队员住进他们的家，我当时以为他们家可能是房子小没地方，后来才知道。这是有隐情的。
这“大黑张”三十多岁的年纪，体格健壮，长得魁梧，一米八几的大个，再配上一张四方大脸，往你跟前一站就像一尊铁塔一样。只因他长得黑，人们送他个绰号“大黑张”，其实他的真名叫张德发。
这“大黑张”的家在屯子紧西头，两间茅草小房。外屋有一个小倒扎（小屋），平时装些破烂。我们来了以后倒了出来，我和老杜就住在这个小倒扎的小炕上。
“大黑张”家只有三口人，一个长得挺俊俏的媳妇，娘家是岭西小城镇的人；还有一个十多岁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小名叫曼。“大黑张”的一家依靠租本屯财主刘老三的六亩山坡地，加上自己开的一亩来地小片荒维持生活。闲时“大黑张”时常到外边打点短工，以贴补家里的生活。这看来是一户比较可靠的基本群众家，住在这里我和老杜有一种在自己家里的感觉。
晚间吃饭前“大黑张”为了表示欢迎我们，特意到大梨花鲜族人开的小铺买了一些花生米、猪头肉和两瓶酒。吃饭的时候一再客气地说：“咱这地方离镇上远，买东西不方便，实在对不起二位。”
“老张，都是自家人你不用客气。如果要是图吃得好，我们还如住在财主家了呢！”
“这话倒是不假，你们共产党工作队我知道是穷人的主心骨，为咱穷人办事的。听说你们要来，我特意跟农会说一定要把你们的人分到我家来二位。”
“这就给你添麻烦了！”
“可你讲了咱别说这些外道话。来，喝酒吃菜！”
他媳妇收拾完外屋后走进屋坐在北炕沿问我们：“听说你们这次来是专门收拾老高赖的，这下可好啦，俺屯的汉族人都高兴够呛。这老高赖最不是东西，老爷们穿着个大裤档裤子，老娘们穿个勾勾鞋（朝鲜族的瓢鞋）。日本人在的时候，成天帮日本人唬，他们仗着人多，俺们可受他们老鼻子气啦！”
“嫂子，你这话是听谁说的？”
“屯里人都这么说，农会的人也是这么讲的，这下老高赖都毛鸭子啦！”
这下我明白为什么我们进屯时都是些汉族老乡出来卖呆，鲜族人家家房门紧闭，一个也没见出来。
“嫂子，我们来可不是专门收拾老高赖的。这鲜族人和咱们人一样，也有富得流油的，也有穷得够呛的。我们工作队讲的是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人，天下的穷人是一家。我们来就是要打倒土豪劣绅，清除胡子，叫穷人们都过上安定的好生活。”
“话是这么说，可人家有钱人祖祖辈辈都有钱，你看咱穷人家有几个翻身的？人的命是老天定的，咱穷人命到啥时候也是这个样。当着俺当家的面说句他最不爱听的话——”
“大黑张”一听，把脸一沉：“没事一边呆着去，瞎嘞嘞啥！”
她媳妇抿嘴一笑说：“工作队也不是外人，说说管啥的，又不是啥磕碜事？”
我和老杜一听来了兴致，对“大黑张”说：“大哥，你让嫂子说说怕啥，咱又不是外人。”
“大黑张”扑喇一声笑了：“那都是瞎扯的事说他干啥？”
“嫂子你说吧，没事！”
她媳妇嘿嘿地笑了一阵后说：“我没别的意思就说命这事，俺家‘大黑张’祖祖辈辈都穷。有一年屯里来了个算挂先生对俺家老爷子说：‘你知道你家为啥穷？’老爷子问为啥，他说：‘你的名不好。’他说：‘我的名咋不好啊？’算挂先生说：‘你看你叫张发，发啥呀，没有目的呀，结果你家这穷坑发了起来，所以你越过越穷。你把这名改一改添个字叫发财，你这日子就能好起来。’老爷子听他说得像模像样的，也就半信半疑把名字改成了‘张发财’。你别说从打改名以后，老爷子真来了好运。有一年在帽山上一天放了四个大棒捶（人参），到舒兰县卖了不少钱。可这钱在怀里只揣了半天，回来的路上碰到了胡子。胡子们一搜，唉呀哈，这老爷子这么有钱就把他绑到了山上，叫家里拿1000块大洋去赎他。俺们这个穷家别说1000块呀，就连一块都没有。结果过了三天，老爷子的两个耳朵捎了回来，说再给五天的限，再不见钱就要“撕票”。好在‘大黑张’有个叔是跑绺子的（给胡子联系事的），听说后跑到山上把情况和绺子的大当家的说了，老爷子才被放了回来。气得老爷子骂了起来，说：‘咱穷人穷命，我怎么想起来要发财？发财，发财，妈拉个巴子的把两个耳朵都发没了。你也别叫张德发了，咱没德也别发财，发财就有祸，我把你的名改了叫“张别发”。’这当然是老爷子的赌气话，不过俺家‘大黑张’这个张别发的名也就叫了出去。那一年生了俺家小曼，老爷子已经过世，俺大黑张说：‘这穷的滋味也不好受，我看我还是把名恢复过来吧，咱爹改名确实发了财，不过运气不好碰到了胡子。我看这人哪，也别大发，也别没钱，就把咱姑娘叫“张小发”吧。’当时把我气了够呛，你说这小姑娘孩都是叫什么花呀、玲啊啥的，哪有叫“小发”的，长大了还不得叫人笑掉大牙？可俺家‘大黑张’犟，你说啥也不行，没办法我只好给她起了个小名叫‘曼’。”
听了‘大黑张’媳妇这番话，把我和老杜笑得肚子都疼了，‘大黑张’不好意思地说：“叫你们二位见笑啦！”
“这事倒挺可笑，不过这也是咱穷人的真实想法呀，谁都想过上好日子，这不足为怪！”
吃过了晚饭，我和老杜到其他同志的住地看了一下，同志们都分别住在屯里的满、汉人家，鲜族群众的家一个也没有。我问张主任：“这鲜族人家咋回事，咋一个也没住进去？”
她苦笑了一下说：“这鲜族人不欢迎你们，再说你们这些同志一说话叽哩哇啦的，挺大个舌头俺都听不懂，住进鲜族家能行吗？”我一想可也是，这些南方的同志有些人到现在说话有时我还不太懂，只好这样了。
第 五十 章 黑枪之谜
一连几天，同志们什么情况也没了解到，帽山屯安安静静，四外屯也没有什么情况发生，土匪们就像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屯里的男人们像往年一样张罗着开春种地的种子，收拾着工具；妇女们依然是串东家走西家闲扯。看着这平平和和的景象，班里的同志都着急，很多同志都提出了怀疑，有的说：“这地方到底有没有土匪，是不是区里的两个同志疑神疑鬼？”有的说：“这地方的老百姓太落后了，鲜族人咱接触不上，汉族人又不说实话，唠别的都挺热乎，一提土匪谁也不吱声。”甚至有的同志提出“咱别费这个劲了，反正咱们工作队的任务就三项：打土豪、征军粮、扩兵，咱们撤回小梨花，管他汉族、鲜族的，有罪恶的就给他打！”
晚上在“大黑张”家吃过饭，闲唠的时候他问我：
“王班长，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走？”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就是要让这里的穷人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什么时候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什么时候就走。”
“那没个准确时间啊？”
“这有什么准确时间，一年是，三年五年也是。我看这屯的老乡不错，有的同志还想在这扎根呢！”他没吱声。
“大哥，咱这地方听说土匪闹得挺凶，不知是真是假？”
“这是谁白唬的？净瞎扯。满洲国的时候咱这一带确实胡子闹得凶，可那都是日本人逼的，日本人跑了后，这里的胡子有的叫八路军收编了，有的叫八路军打散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谁还干那玩艺？”
“那这一带怎么老出事呢？”
“这都是那些老高赖干的！”
“他们为啥这么干？”
“你以为这胡子都是咱们人哪，那高赖也不少。小日本子在时他们帮日本人唬，小日本子跑了他们倒成气候了，你们只要把年轻的高赖抓起挨个一审保准就审出来了！”
“咱们工作队是讲证据的，没有证据的事咱们是不带干的。”
“那你们可就没年闲子（没头）啦！”
为了叫土匪们误以为我们一时半会走不了，班里的同志们帮老乡干家务活，准备春耕的工具。我特别告诉大家一定要想办法接近鲜族老乡，以取得他们的好感，因为我觉得这一带的工作如果没有鲜族群众的支持是很难开展的。
“大黑张”的东院邻居是个鲜族人家。这家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老太姓朴，姑娘是她的孙女，叫李玉姬。这姑娘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只要她在家就可以听见她咯咯的笑声和大声的吵吵声。只可惜我们听不懂鲜族的话，不知她一天都吵吵些什么。老太太六十多岁的年纪，不爱吱声。在她的眼睛里总有一种哀愁的神情，尤其是看到我们的时候，总爱把头低下，这使我觉得老太太肯定是有忧伤的往事。
朴老太非常疼爱她的孙女，家务活一点不叫孙女干，吃饭的时候晚回来一点她都急得满屯找。为了取得老太太好感，我每天早上给“大黑张”家扫门口的时候，总要把朴家的门口扫干净。打水的时候，我在院里瞅着，见她顶着水罐出来，我才拿起桶到西沟的泉眼中去挑水。
这西沟的泉眼水质清凉甘甜，村民们都用这里的水。鲜族人打水都是用罐往家里顶，这个活咱们干不了。但是能在泉眼边帮她把罐打满水，然后帮她举到头顶上。过了几天，朴大婶的态度有所改变，看到我都要笑一笑，但还一直没有说话。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朴大婶成了我们的举报人。
那是我们到帽山后大约十多天的时间，山上阳坡的积雪已经化完，各种野菜开始冒芽。那时候的山村居民，到了开春的时候都没有什么菜吃，村里的妇女成帮结队到山坡上挖野菜芽。
有一天我和老杜到山上转转，想熟悉一下这一带的地形。当我俩翻过两道山梁子快到达帽山的山根时，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喊叫的声音。我和老杜打开枪的保险，把子弹推上膛奔喊叫的方向跑去。刚到山梁子顶，就见朴大婶被一只二百来斤重的小黑瞎子撵得跟头前跄跑。老杜端起枪，瞄准黑瞎子就是一枪，这一枪把小黑瞎子打了个腚墩。朴大婶一见是我们急忙往我们这个方向跑，我俩也从山梁子往下跑去营救朴大婶。
要说黑瞎子这畜牲可真皮拉，老杜的一枪把它的肚子打了个洞，白哗哗的肠子浪当老长，这小黑瞎子三把两把就把肠子揪断扔在了地上又来追赶朴大婶。我喊了声：“打它的白带（黑瞎子胸前有一道白毛，是心脏的地方）！”只听“砰”又是一声响，小黑瞎子两个前爪冲天抓挠了几下，倒在地上蹬达几下腿就不动了。
这时朴大婶跑到我们跟前气喘吁吁地说：“可得回你们啦，谢谢！”
我惊讶地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