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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孟子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时间顺序，一个是思想主张。
孟子游历诸侯的经历大致为：在邹国游历年龄约在四十岁左右、第一次到齐国时是齐威王执政、到宋国是宋偃王、在滕国是滕文公、到魏国是梁惠王、第二次到齐国是齐宣王、离开齐国后告老还家，著孟子。
孟子体现了孟子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不是在书房内沉思和玄想而得，而是在游说诸侯的实践中的宣扬和主张，是对一个个具体事例的回应。
想要读懂孟子，要结合他所在的时代，这样才能“知人论世”。”
殷闻礼又暗许的点头。这样才是治学的思路。就像殷清风说的那样，不能读死书。
“孟子的思想较为丰富，有所谓三辩之学，即人禽之辨、王霸之辩和义利之辨。
人禽之辨：如孟子。滕文公上中“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王霸之辩：王指三代圣王之王道，霸指春秋五霸的治国之道。
孟子以王道与霸道相对，认为施行仁政，以德服人者为王道；霸道以武力压服别人，不能使之心悦诚服。
所以，他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如：邹与鲁椋鹤薰肼彻罚薰腥唷坝兴尽北淮蛩溃傩杖丛谝慌约啦痪龋裕鹿蛎献忧虢唐渲械脑颉�
孟子认为，不能以官吏甚至君主代表国家，国家的主体是民众而非君主和官吏。百姓的冷漠责任在官吏。邹国的官吏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管不问，现在算是得到了报应。
解决民众“爱国”的问题，要依靠“行仁政”。只有造福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
除了立人之本在教育的人禽之辨和民本和仁政的王霸之辩外，义利之辨才是立国立心之根本。
义原指人义、情义。儒学的“义”重在群体利益，“利”重在个体利益。诸子各家对义利问题均有不同的诠释，而儒家对其尤为看重。
儒家学派以重义轻利为先见，孔子强调：“不义而且富贵，于我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则以为：“荣辱之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开篇即讲“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到了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由此可以见得，人的义和利虽是密不可分的，但却有孰先孰后、孰主孰辅之分。
有人认为“舍义取利”造成很多人谈“利”色变，以为“利”就是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以至于以“义”为荣，以“利”为耻。这实际上是对“舍利取义”主张的片面理解。
事实上，儒家所言“轻利”，并非不重视利，而是反对“见利忘义”、“因利害义”、“保利弃义”。
孔子在论语里仁里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在论语述而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实质上是承认私利为人之所欲，对于符合义的私利应该肯定。
关于人的利欲问题，孟子的观点也是符合人性的。
梁惠王同孟子见面时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是：“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说的“何必曰利”并非说“利”不重要，他强调的是“仁义”更重要，仁义是利益的前提。
因此，儒家的重义轻利，其主旨绝非轻利，更不是反对利，而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大的、长远的利益。
义与利，有其相互矛盾的一面，但这种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通过融合而达致统一。”
包括所有人都在沉思殷清风对利义之辩的解读，这时，殷清风接着说道：“对于初学者，直接对他们将这三辩或许他们难以理解，作为传授者可以将孟子细化为七点主张。
一、重民：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二、德治：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三、仁政：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四、道义：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五、任贤：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
六、修德：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七、笃行：
“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许久许久，殷闻礼问出了所有人的疑问：“何人传授与你？”
殷清风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第257章 拉拢殷氏（）
殷闻礼从来没想到，这个就在他身边生活了十几年的侄孙，在时隔三年后变得高深莫测起来。
或许殷清风暗中真有名师指点，或许真是他自行领悟的。既然殷清风不说，他也不问。
他考校殷清风有他自己的打算。
从他关注殷清风以来，殷清风给他的印象，更像是善于营造的公输班的传人而非儒学子弟。现在听了殷清风对论语和孟子的理解，他放心了。
殷氏不像颜氏那样以经学传家，子弟中修行玄学、医术、画技等绝不在少数，但殷清风不可以，他必须要有深厚的儒学造诣。
他的计划里，与殷元有关与殷清风有关，现在殷元在侧，他不想对殷清风表现出太多的亲近，反正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以后会有很多机会与殷清风接触。
一想到刚才他和殷清风的问答，他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子侄们，他们对这两部典籍的理解是达不到殷清风的高度了。
殷清风小小年纪便已经是食邑千户从三品的开国侯了，再过十年等他入仕了，再加上一个驸马都尉的身份，如果儒学上再有所成就，殷氏一族有他带领，再次回到顶级士族也不是不可能。
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不能让他与族人疏远太多太久。
他对殷清风说道：“年前沸扬传言的加盟会老夫也听闻了，可惜殷氏没有足够的财力参与其中。老夫还听闻，那个永业集团实际上是你在操控的，是吗？”
殷清风见殷闻礼到目前为止一直找他说话，好像没看见旁边还坐着殷元和殷清栿一样，而他们也木呆呆的干坐着，心里不由得生起一种怪异感。
现在殷闻礼又将话题扯到永业集团上和加盟会上，难道他也想掺一脚进来？
“侄孙当初只为糊口才办起了仙居坊和滋味楼，不曾想有人会暗中计算这两处产业。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只好拿出来与其他人分润。
侄孙出身殷氏，自然不敢将本族的利益忘记。不过，我殷氏本是书香门第，庖厨等行业不适合我族人去做。所以，侄孙打算明年成立一个墨香坊，到时候想请叔公安排一些族中的长辈过去经营。”
殷闻礼心中暗喜。
他刚才那句话的目的，不是非要殷清风拿出一两个州出来让族人去经营，而是想知道殷清风对家族是怎么一个态度。若殷清风真的听了裴氏的话，要与他们这一支划清界限，他也无可奈何。以前的计划也只好放弃了。
现在看来，殷清风的心里还是有这个家族的。
“不知这墨香坊。。。”
自从知道殷氏与颜氏有些多年的姻亲关系，殷清风就在想着怎么将颜氏拉到他这一边来。
名利和联姻他做不到，但钱财方面他在行啊。或许别人登颜氏的门说咱们合伙做生意，肯定会被颜氏拒绝，但他占着殷氏的身份，颜氏怎么好拒绝？
就像他刚才说的那样，颜氏是传承上千年的书香门第，真让他们去开饭店开杂货铺，颜氏心里肯定别扭，但让他们去经营文化产业，他们不但不会别扭，还会感激他呢。
文化产业可以为三类。
一是生产与销售以相对独立的物态形式呈现的文化产品的行业，如生产与销售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等；二是以劳务形式出现的文化服务行业，如如戏剧舞蹈的演出、体育、娱乐、策划、经纪业等；三是向其他商品和行业提供文化附加值的行业，如装潢、装饰、形象设计、文化旅游等。
从这些分类就能看出来，除了生产与销售图书外，其他文化产业的内容都产生于现代。
后两类的行业即使他能做出来，颜氏也未必有兴趣参与。但图书和报纸这两类，颜氏肯定有兴趣参与而且不会觉得有失#身份。
想做大做好图书业和报纸业，必须离不开印刷术了。
在导体与半导体出现之前，印刷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
中国雕刻起源较早，殷周时铜笵上之反镌文字、秦汉之石刻碑碣、汉魏之石经，与印刷雕版之形制相近，也是雕版印刷的前提。
玺印技术、捶拓技术与印刷术的原理相同，可视为印刷术的源头之一。
玺始于周。现代考古能找到的最早的玺是战国时代的古玺。
天子用的印叫玺，而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
初期的玺与印都是铸造出来。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官玺的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
印章与纸张一朝结缘便诀别其原始形态，且二者联姻后铺天盖地，令后人全然忘记了印章的最初形式。
印章最大的变异发生在古代中国，即盖印的对象从封泥转变为纸张。
不迟于北魏末年，印章与纸张结合在一起了。
汉字的起源独立于口语系统，它不是在记录语音的，而是外物形象的模拟，既所谓的象形。
仅靠象形和象意，极难产生众多的新字，特别是带有抽象意味的字体。
于是，在象形字之后，老祖宗们又演化出形声字。
秦王朝中通行起两套文字：高级官员使用小篆，低级官吏使用隶书。秦王朝的短命，令后人无法确定小篆究竟是否曾取代了六国文字，也使小篆与隶书两者无法确定谁是主谁是佐，这个使命只能由取代了秦朝的西汉来完成。
从史书看，汉朝的官方文字就有了偏重隶书的倾向。
公元前一百三十四年，武帝刘彻独尊儒术，经与经学，由此而生。经的解释必然出现分歧，但古今诸经的基本内容常常是公认无误的。但在五经的确立后，文本上的纷扰就来了。
为了消除五经在文本上的差异，石经问世了。石经上的内容，就是这些经书的最终版本，不容再有争议了。
中国古代最早刊刻与碑石上的官定儒家经书叫熹平石经，是汉灵帝熹平四年在洛阳太学开刻的，共四十六块，包括易、礼和春秋等七种。
有了石经之后，捶拓技术相应而生。
玺印技术有了，捶拓技术也有了，就催生出雕版印刷了吗？不，还没有。
至迟在西汉前期，较为成熟的凸版印刷技术已经应用于纺织品印染，其原理与后来的雕版印刷术相同。
但在此后很长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并未用于图书的复制，这与隋唐以前的文化、教育、宗教发展进程有关，即文献大规模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尚未形成，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尚未有足够的需求驱动，也缺乏必要的市场环境。
直接催生雕版印刷术用于图书复制的原因有三：一是宗教类图书的大规模社会化需求；二是科举制产生后对教育的推动以及科举考试带来的文献批量复制的需求；三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常用之物如日历、字书等需求增加。
因此，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与普及，与其说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从已知雕版印刷的实物及相关文献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