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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是佛之下的果位，再之下是罗汉、金刚、八部天龙、护教珈蓝等。
傅翁说他欢喜不欢喜？
开皇二十年成功夺得皇太子位后，他在长安建日严寺，广集天下高僧，并将江淮搜集的经藏与大德僧众移住于此。
即位后，于大业元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此后长安造清禅、香台等寺。
然而相比其父，杨广崇佛的程度显然要浅得多，而且对佛教也不无戒心，这可能与大业年间曾数次发生自称弥勒造反的事件有关。
因此，这位皇帝也偶尔做出一些限制佛教的举动，例如大业三年他下令沙门必须致敬王者，大业五年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并拆毁一些寺院。
以上种种，应了那句话，“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所以，清风要说的第二个失误是，当今圣上也信佛。
当年，圣人曾为现今的太子祈福而刻像留念：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当今圣人自称“佛门弟子”，傅翁却要其断了虚妄？
晋阳起兵时，圣人曾亲临佛寺祈福。
登基为帝后的武德初年，圣人立寺造像，行斋弘佛。
当然，这种崇佛更多时候是打着佛教的幌子来推行政令的。
例如，武德元年下诏禁宰耕牛，显然是出于尽快恢复生产的目的，但诏书中却冠以“释典微妙，净业起于慈悲”的理由，似乎是为了佛教才下令禁止杀生的。
同时，各种诏书中提到宗教时，也仍然遵循隋代以来佛先道后的次序。
由于圣人对佛门的宽待，以至于佛教徒甚至参与了朝廷的一些军事行动。
如，太子攻洛阳王世充时便曾致书少林寺借僧人之力；即便到武德七年北部边情告急时，还有个叫法雅的浮屠奏请聚京寺骁悍千僧以充军伍，虽然后来并未成行，但隐约可见佛教徒对唐庭的积极支持。
所以，不管法琳反驳傅翁的言语是否中肯，圣人都不会采纳傅翁的谏言的。”
法琳是玄奘之前，唐初长安城里最牛的光头。
另一位大牛人，我国光头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彦琮称他为“唐护法沙门”。
在反佛斗士与看门犬之间的争斗里，斗士老头完败。
傅奕先学儒，后精通天文历数，再做道士，最后出仕。
而法琳自幼就出家，游历江淮沿岸各地，遍学内外典籍。
两厢一比较，法琳更专业。
而且，法琳为了知己知彼，甚至做了一年的道士。
斗士老头完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信佛的人多，反佛的人少。
只有一些道士站他的队，。
他，孤掌难鸣。
反观法琳，不但有同是沙门的名僧普应、慧净、慧净等相助，居士李师政在民间为他奔走呐喊、萧瑀和虞世南等人干脆在朝堂上与傅奕对骂。
李渊不想反对日益扩大的光头教吗？
武德三年，曾为李唐起兵助过一臂之力的道士歧平定利用李渊在道教胜地楼观祈福的机会，率先提出老子乃是皇室先祖的理论。
同年，晋州樵夫吉善行奏称看见一骑白马的老叟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
这些把戏当然逃不过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李渊的法眼，然而他却乐得顺水推舟，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来为皇室服务。
一方面，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社会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李家虽为北周贵姓，八柱国家之一，但在自命不凡的山东士族面前仍有暴发户那种发自内心的心虚。
现在天上突然掉下个圣人老聃做祖宗，当然乐不可支。
另一方面，佛教与正府在财政、兵源等方面存在尖锐矛盾，而借助道教抑制、打击佛教则比起单纯使用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佛教要有效得多。
三者，隋末社会上“老君度世，李姓当王”的民谣四处传播，主动尊老崇道不但能够利用这个符谶来推销自己，还能占尽先机，免得别人借题发挥。
李渊和道士们在祖宗问题上一拍即合，佛教的麻烦从此不断。
武德四年，道教开始发难。
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请废佛法表及益国利民事十一条，首先极力抬高老、孔，建议李渊“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
傅奕一方面力图组成儒、道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的指责招招致命，直指统治者心中的隐痛：意识形态的控制，财政和兵源，社会纲常等等。
到了这个程度，佛教徒不得不反击了。
次年，法琳撰写对傅奕废佛僧事上呈朝廷，同时看到当权的李渊可能不好通融，于是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领导人身上，直接上启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
犹豫反复三年之后，武德七年，佛道之争终于在庙堂之上展开。一马当先的还是太史令傅奕，他向高祖进呈废省佛僧表。
他从儒家观点出发，指斥佛教徒“不忠不孝、游手游食、轻犯宪章、诈欺庸品，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
主张“除去佛教“，以“益国足兵”。
李渊正中下怀，于是将奏章分发大家讨论。
没想道，这一主张遭到崇佛大臣们的抗议，赞同的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
开国元勋裴寂就表示反对，认为李渊“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而今却要毁佛废僧，“理不可也”。
萧瑀表现最为强硬，与傅奕在朝堂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以互相谩骂收场。
萧瑀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反击，说“萧瑀不生于空桑，乃尊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也。”
萧瑀驳不过，只好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看到废止佛教的动议在高层难以通过，李渊暂时放弃了废佛的念头，但看到佛教如此势大，只能更加警惕。
武德八年，李渊不再经过大臣们讨论，直接出马到国子监明确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这无疑是对佛教的重大打击。
紧接着武德九年，佛道两家口水仗进一步升级，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攻击佛教，法琳也着辩正论予以还击。
看到佛道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李渊决定用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削弱佛教。
武德九年五月，他以京城寺观不甚清静为由，下沙汰佛道诏，而且理由冠冕堂皇：由于部分佛教徒道德败坏，寺院藏污纳垢，因此要“正本清源”、“兴隆佛法”。法令要求，“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皆废”。
表面上看起来佛道一视同仁，但由于此前佛寺数量远远多于道观，因此实际上吃了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然而这道诏令尚未来得及贯彻实施，玄武门事变爆发了。
第438章 解读太宗（）
（本章回顾李世民在位期间对佛、道两教的态度和政策。不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跳过。）
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世民，是如何看待宗教的呢？
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他的女人，长孙氏。
长孙氏小字观音婢，观音菩萨面前的婢女。
杨广是总持菩萨，她是菩萨面前的婢女。
不过，以当时她的家境来说，能成为菩萨面前的婢女，已经是高攀了，已经是一种奢望了。
作为大男子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李世民一生唯恐让长孙氏生气不愉快。
长孙氏信佛，李渊又在佛前为他祈祷，他信佛吗？
在李渊接受他的家族是李聃的子孙之后，他信道吗？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早年的李世民对佛道基本是两头不得罪。
后来做了皇帝，也是两方面的人都有，例如近臣中，萧瑀、虞世南、张亮等崇佛，房玄龄、魏征等偏道他都能一律包容。
就其本心而言，糅合了道家“清静无为”政治思想的儒家“民本”、“王道”理论对其施政影响最大。更为重要的是，道士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李世民夺取政权的秘密活动。
从历史上来看，道士似乎有装神弄鬼参与高层政治的癖好。
即便是好佛的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也有道士张宾、焦子顺“当高祖龙潜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
隋末天下大乱，道士们更是上窜下跳，各找主人。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时为道士的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
然而更多的道士看好李家父子，其中以楼观歧晖和茅山宗王远知为代表。
歧晖早在大业七年，即宣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
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至蒲津时，歧晖兴奋异常：“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于是改名平定，派道士八十余人接应，并尽观中粮以资助唐军。
李世民与道士们也没有少来往。
在平王世充的洛阳会战中，他与房玄龄微服拜访茅山宗第十代宗师王远知。
此人高干家庭出身，其祖为梁江州刺史，父为陈扬州刺史，见过陈宣帝，也与隋炀帝关系亲密。大业七年，在涿郡临朔宫会面时，杨广还执弟子礼。
不过老头虽与杨广打得火热，但私下也与李渊勾勾搭搭，唐兴后李渊因其曾密告符命而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
估计是皇帝和皇子们见多了，知道这帮人的痒筋何在，于是这次李世民来访，老家伙再次玩起密告符命的把戏。
史载，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在如实告知身份后，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
这个马屁可谓拍到了李世民的心坎里，也给他在与东宫即将白热化的权力争斗中贴上了天命标签。
可以想见，房玄龄回去添油加醋地在谋士和老粗们面前渲染一番，无疑会大大坚定大伙们跟着秦王混的决心。
另一个道士滑州人薛颐，曾被隋炀帝引入内道场。武德初年进入秦王府，也曾私下对李世民说：“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
武德最后几年李世民虎落平阳，困在长安被整成那个样子，部下也未离心离德，例如尉迟敬德宁可冒着遇刺风险也跟定他，张亮搞秘密活动被抓起来打得死去活来都没把秦王卖了。
这里面虽然有李世民个人魅力的因素，但道士们的洗脑也功不可没。
另一个细节也揭示出李世民与道士们来往是如何密切。
武德末，李渊下令不准秦王与房玄龄、杜如晦等接触。发动玄武门事变前，房、杜二人是化装成道士才潜入秦王府的。
由此可见，当时秦王府正常就应该是道士如云，以至于在这关键时刻多出个把道士都不会引起东宫探子的注意。
比较起来，当年曹丕用大筐丝绸把吴质抬进抬出，还被城管给突击搜查了一番，虽说有惊无险，也实在是太费事了。
李世民是个有恩报恩的人，对于为他夺权出过力的，无不关怀备至。
登基后，对王远知“将加重位”，但王远知“固请归山”，只好在贞观九年于茅山为他置太平观，并专门颁诏大大吹捧了一番。
对另一个劝进的薛颐，则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并在醴泉县九緵山为其置紫府观。
此外，贞观二年李世民还为衡岳观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又为桐柏先生王轨建华阳观。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道士秦英祈祷，建西华观。
佛教当然也曾为李世民出过力。
例如，与洛阳方面作战时，少林寺僧众就曾施以援手。
李世民也写了表彰信表明对佛教的爱护：“我国家膺图受录，护持正谛”，“德通黔首，化阐缁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
但是相比道教，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势力在李世民的私人问题上却站错了队，基本上偏向太子建成，因此不讨他的欢心也就很正常了。
然而，佛教思想却对李世民有一定影响。
如果说道家思想融入李世民的治国理念之中，那么佛教文化就融入了李世民的人文气质之中。
这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有所分化，面对下层民众以“地狱”、“来世”为核心概念进行宣传，而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则更多以玄奥的哲学思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