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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准心中害怕，便开始注意有关复兴会的消息，研究复兴会的情况。
“自是而后，我辈将无安枕日矣。”李准只是得出自己的笼统判断，却一语道出了在暗杀这种恐怖行为对满清高官所造成的普遍心态。
这并不是李准在盲目恐惧。而是他在分析了最近几年刺杀事件后得出的结论。吴樾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王汉刺杀铁良，史坚如谋刺广东巡抚德寿，这固然是比较轰动的事件，但结果却显然不如计划那样成功。勇气可嘉而技艺不熟，鲁莽坏事或临阵失惊，这是李准的结论。
反观复兴会的几次刺杀，从铁良开始。诚勋、景澧两位广州将军，再加上名声不太大、官位不太高的几个牺牲品。不仅成功率极高，而且是全身而退。从策划到实施，从炸弹到狙击，都显示出了极强的专业素质和狠辣风格。如果再加上革命党人在刺杀中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精神意志，在李准眼中那就简直太可怕了。
怎么办呢？李准不想成为复兴会必欲除之的目标，前仆后继的刺杀令人胆寒。谁也没有千日防贼的心理承受力。可琼州现属广东，镇压起义是他份内之事。虽然因为要加强广州治安、保护众多官员而使三个巡防营暂时无法增兵琼州，但总得使琼州形势不能再进一步恶化，也总有他出兵作战，结怨复兴会的那一天吧？
“大人”卫队长敲门而入。打断了李准在室内徘徊的脚步，卫队长的神态有些犹豫，手中拿着一封信，象是要递给李准，又迟疑不决。
“什么事？”李准皱起了眉头，将目光移到卫队长手上。
“门房收到给大人的一封信”卫队长停顿了一下，嗫嚅着说道：“这信卑职不敢擅阅，但信封里面另有异物……”
“异物？”李准眉头皱得更紧，疑惑地说道：“信封这么小，若说是炸弹，本官是无论如何也不信的。”
“不是炸弹。”卫队长苦笑了一下，用手捏了捏信中的异物，说道：“卑职觉得应该是一枚子弹。”
李准悚然动容，复兴会要对自己下手了？等等，这似乎还留有余地，警告、恐吓？如果真是复兴会的投书，且先看过，看复兴会将要如何，再做打算吧！
思虑已定，李准让卫队长打开信封，果然倒出了一颗子弹。李准轻轻摇了摇头，伸手接过信柬，展开。
果然是复兴会送来的恐吓信，警告李准不要替满清这个**到极点的政权卖命，继续镇压琼州革命军，做遗臭万年的好奴才。否则，复兴会将以炸弹、子弹奉上，绝不留情，不死不休。
李准脸色变幻，忽惊忽怒。信中不仅措辞严厉，更在后面附有其家眷的详细资料，连他送到美国留学的儿子李国庆也在其列，并且用红线标注醒目。
底线和原则，这是陈文强一直坚持的信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如果你不择手段，那敌人对付你也会无所不用其极。谁没有家人，谁没有亲戚朋友，为了不牵连他们，陈文强定下的底线便是不株连，不对其家人下手。
刺杀虽然是一种非常态的革命方式，是一种恐怖主义，但其行动的目的不在于造成直接受害者，而在于对更多的人施加影响。或是振奋民心，予人一种“一个阶层反对一个阶层”或“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印象，即转化成为民众反对满清统治者的战争；或是通过舆论宣传，使暗杀成为“心理影响的工具”。
李准当然不知道复兴会刺杀的底线和原则，警告信中没加阐述，也没有说明要对其家人下手。但附着的名单和资料，却给他一种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复兴会已经将他和家人都列为了暗杀的目标，毫无顾忌。狠辣无情。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株连还是很平常的事情，李准对此不表怀疑，也根本不敢寄希望于革命党在仇恨之下会对他的家人网开一面。所以，本着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这封警告信可以说是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如果说他对自己的安危还能暂时不予考虑的话。那对他家人的切实威胁，就是他所不能忽视，且必须正视的严重问题。
“大人”卫队长见李准脸色变幻，久久不语，不由得开口唤了一声，等李准抬头看他，便试探着说道：“乱党躬行荆聂之事，且悍不畏死，大人不可不虑。”
李准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可虑归可虑，然吾等为朝廷命官，剿匪平乱乃份内之事，又如何不与乱党结怨？倘纵容姑息，朝廷亦要降罪。这左右为难，如之奈何？”
卫队长想了想，委婉地建议道：“大人可还记得崖州之行，那陈大人既能花钱买平安。保住产业不受损失，您是否也”
李准陷入了沉思。半晌无力地摆了摆手，说道：“此事万不可行，陈大人亦官亦商，商人倒是占了多半；本官却是责任所在，与乱党岂能勾连？嗯，你且退下。容本官细思，细思。”
其实，不是李准没这个想法，而是他还不想轻率地在卫队长面前承认。毕竟人心隔肚皮，这通匪的罪名非同小可。他要慎重，要想出一个既稳妥又保密的办法。
……………
同样是刺杀，却又有不同之处。
复兴会的行动有其深意，恐吓广东官员，打乱其剿乱计划，从侧面支援琼州革命军。同时，也在官员中造成心理阴影，为以后的工作提供方便条件。
而吴樾之谋刺出洋五大臣，虽然轰动，虽然勇烈，但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的评价却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
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这就是体制内外的差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在当时那个大转型的时代，自然也事属平常。
朝廷希望维持君权至上之现状；民意准确而言，是士意大多数则已倾向于立宪，要求限制君权，造就责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价”手段，则是革命与暗杀古语所说“矫枉必须过正”，今人所谓“改革是倒逼出来的”，正是这个意思。
而革命党人热衷于刺杀体制内改革派官吏，其目的，正在于要摧毁一切有可能延长满清统治的补救措施；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革命早日到来，让革命“早产”。说白了，他们认为不管清廷推出的新政是好是坏，不管清廷的改良是否有益于民、有益于国，甚至越好的政策就越要加以阻挠，加以反对，以免清廷争得人心，使革命更加艰难。
章太炎曾激烈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可谓是一语道破了当时革命者的心态。于是，越是提倡新政、改良的清廷官吏，就越会成为他们暗杀的目标。
显然，如果从后世的思维来看，这些革命党人把革命定义得过于狭隘了，还停留在排满杀满的阶段。如果从长远看，清廷的改革派官吏所做的种种改革兴学、练兵、巡警、实业，对国家、民族是有益的。
甚至于，象选派大批学生出洋留学，放宽言论拑制，成立各省咨议局，各省编练新军，都是在培养腐朽体制的推翻者、反对者，而清廷并不自知，那些革命党也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大多革命党人的认识误区：革命盛，则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实情是：革命每高涨一次，则改良亦高涨一次，反之亦然。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是立宪派声势高涨的根据。
而复兴会的暗杀行动是由陈文强一手操控的，也就相对冷静、理智，目标指向也多是顽固、**、凶恶的满酋恶吏，以及对复兴会的行动有阻碍的家伙。其实，这对陈文强来说，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只要知道满清必亡，也就足够了。
因为，在改良、新政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必然有着新思想，在陈旧体制下必然会不适应，也就会心生不满，成为潜在的破坏者。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倒向革命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同时，陈文强早已经意识到潜伏在体制内搞革命是多么得心应手，多么方便自如。有宽松的话语权，这是朝廷给立宪派人士的，目的是为了从道义上否定革命党；优礼相待立宪派，也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也是朝廷的一贯方针，从经济、政治，再到军事商团、民团，立宪派正在合法地壮大势力。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来看，与革命党的差不了多少，都是要求爱新觉罗皇氏无条件出让股权，强大国家。但立宪派人士是体制内的，革命党人是体制外的，虽然大家的政治主张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可立宪派人士干了革命党人的活儿，属于国家立宪范畴，是朝廷允许的；而革命党人干了立宪派人士的活儿，却属于乱党，是要杀头的。
两相比较之下，陈文强自然愿意以立宪派的身份去干革命的工作，干得光明正大，干得没有阻碍，干得风生水起。
“只须速行立宪，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何内容？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立宪，然遥遥无期，恐革命党为患更烈。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身为立宪派新秀的陈文强开始在报纸上大鸣大放，把君宪“嘴脸”暴露无遗，接下来又有江苏省立宪派头子张謇、湖北省立宪派头子汤化龙、湖南的立宪派头子谭延辏У纫∑旌粲Γ藕爸纱酥鸾バ纬闪说谝淮瘟⑾芮朐冈硕�
……………（。。）
第一百三十四章 专访，闭塞的改变（）
既干革命，又推动宪政，陈文强左右逢源，干得是风生水起。♀
因为他始终相信，由于最终目标的相同，立宪派人士和革命党人终究能够在政治上达成谅解。起码在他看来，复兴会与立宪派是完全能够联合，完全能够共建国家的。
革命领袖已经打造出来，宋复华正在放射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吸引着更多的革命者，指导着革命的方向；立宪派的风向标也正在形成，凭陈文强的实力、名望，舍他其谁？
“宪政有何难哉？一曰保障公民之基本权利、自由；二曰限制公共权力，一切公共权力之权威与合法性来自于宪法。”
专访，还是专访，一定还是要专访。一定要通过专访的形式，让广大的国人和世界人民都知道，有一位中国的改革家陈文强，他不仅有着辉煌的个人经历，还有着先进的宪政理念，更有着强大的自信，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得热泪盈眶，哦，不，应该是热血沸腾，或者是……
管他呢！反正陈文强此时正襟危坐，正在接受香港《中国邮报》首席记者端纳的专访。
无论是从政治学或新闻学的角度，端纳都是值得记录的历史风云人物。他在新闻方面的造诣与他对中国近代政治方面的影响同样醒目。
一九零三年，端纳采访了两广总督岑春煊，并成为了他的洋顾问，从一个新闻记者开始参与到了中国政治生活当中。此时正是满清后期，中国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保皇派、维新派、革命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个派别都希望走到权力的中心，挽救风雨飘摇中的中国。究竟谁才是这座古老国度的未来？
所有这一切都在端纳的心中打了一个问号，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五年前他的朋友沃森对他说，中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但需要人去唤醒，这股力量究竟在哪里？
历史上，端纳投身于中国政治。信念和动机很简单：帮助中国人摆脱被奴役的可怜命运，让中国成为东方的一只醒狮。他将希望寄托在当时被认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一个个中国的政治人物身上。他希望通过这些政治人物，将自己了解的西方民主，推及到中国。然而，他最后是深深地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