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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凡那样的大人，皆因从小的时候开始，就让嫉妒这颗种子，在心灵里深深扎了根。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是花园，不是苗圃，而是荆棘密布的乱石岗……
儿子问：“爸爸你也嫉妒过吗？”
我说我当然也嫉妒过，直到现在还时常嫉妒比自己幸运的某方面比自己优越比自己强的人。我说人嫉妒人是没有办法的事。从伟大的人到普通的人，都有嫉妒之心。没产生过嫉妒心的人是根本没有的。
儿子问：“那怎么办呢？”
我说，第一，要明白嫉妒是丑恶的，是邪恶的。嫉妒和羡慕还不一样。羡慕一般不产生危害性，而嫉妒是对他人和社会具有危害性和危险性的。第二，要明白，不可能一切所谓好事，好的机会，都会理所当然地降临在你自己头上。当降临在别人头上时，你应对自己说，我的机会和幸运可能在下一次。而且，有些事情并不重要。比如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当上当不上班干部，并不说明什么。好好学习，才是首要的……
儿子虽然只有十一岁，但我经常同他谈心灵。不是什么谈心，而是谈心灵问题。谈嫉妒，谈仇恨，谈自卑，谈虚荣，谈善良，谈友情，谈正直，谈宽容……
不要以为那都是些大人们的话题。十一岁的孩子能懂这些方面的道理了。该懂了。而且，从我儿子，我认为，他们也很希望懂。我认为，这一切和人的内心世界有关的现象，将来也必和一个人的幸福与否有关。我愿我的儿子将来幸福，所以我提前告诉他这些……
邻居们都很喜欢我的儿子，认为他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同学们跟他也都很友好，觉得和他在一起高兴，愉快。
我因此而高兴，而愉快。
我知道，一个心灵的小花园，“侍弄”得开始美好起来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06
勿忘我
●＇美＇简·古德温 ○田玮东 编译
克里夫·维尔林两眼呆呆地直视前方，仿佛前面就是无穷的宇宙。可是，当他的妻子黛伯拉走进房间时，他的脸上立即浮现出了笑容，眼睛也闪闪发亮了，他会从座位上站起来，把妻子拉到身边，然后拉着妻子的手就地旋转起来。黛伯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也好像随着她一起飞了起来。“你真美，我爱你！”这是他每次见到黛伯拉时说的话，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会问你：“她是不是很可爱？”一边说一边亲吻着黛伯拉的手，而黛伯拉则不好意思地嘻嘻笑着。
几分钟后，当黛伯拉离开房间时，克里夫眼睛里的光芒渐渐消失了，他十分担忧地说：“他们告诉我说我妻子来看我了，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20年了，我一个人也没见过，我什么都没看见过，我什么都没听见过。白天和黑夜一模一样。我跟死了一样，我想活着。”
黛伯拉第一次见到克里夫时，她才21岁，是他担任指挥的合唱团里的女高音。克里夫40岁，充满迷人的魅力。黛伯拉被他英俊潇洒的外表和出众的才华吸引住了。克里夫是有名的伦敦交响乐团的合唱团团长，伦敦拉索斯剧团的团长，同时，他还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学者。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作曲家、音乐家都以与他合作为荣。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他为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的婚礼制作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结婚进行曲，由BBC精心包装后，在白金汉宫献给了戴安娜王妃。
克里夫在和黛伯拉第一次约会时对她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这就是音乐存在的理由。”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些话会在未来的岁月里成为支持她活下来的动力。
1985年3月，他们刚刚结婚18个月，克里夫就患上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遗忘症。普通的唇孢痒病毒进入了他的大脑，把他的整个记忆都抹掉了，而且也伤害了大脑里控制情感和举止的部分。这种罕见疾病的学名叫孢彦脑炎，每年大概有20个澳洲人感染此病，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70％的病人会死亡。活下来的病人一半以上脑神经受到伤害，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克里夫病得这么严重。
黛伯拉现在是英国国家健康服务机构的联络员。她对我解释说：“克里夫有意识的时候，就好像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刚刚醒来一样。测试表明，我丈夫的记忆力只有7秒钟，所有给他的信息就像落在皮肤上的雪花一样，一会儿就化了，什么痕迹也没留下。”
在他没生病的时候，克里夫常常一周工作7天，每天都工作到深夜，1985年初春他刚生病时也不例外。黛伯拉回忆起过去时说道：“有一天晚上他回家后，抱怨说头痛，我们都没有当回事儿。”
可是第二天，是个星期一，克里夫头痛得厉害，他对黛伯拉说：“好像有人在用锤子打我的头。”黛伯拉让他在家休息，如果有事的话，赶紧给她打电话。克里夫说：“我想不起来你的电话号码了。”黛伯拉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几乎天天给黛伯拉打电话。她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 克里夫，这时，她注意到他在电话号码后面注上了“黛伯拉。维尔林”，好像他并不认识她似的。
黛伯拉害怕了，她赶忙找来了医生，医生诊断是感胃，给了他一些止痛药。两天后，她又给医生打电话，医生对她说她丈夫的症状是由一种类似脑炎的流行性感冒引起的，不用担心。那天下午，黛伯拉回家后，发现床是空的，丈夫不见了。她向邻居们打听，给医生和警察都打了电话。可是，警察局的一位警察对她说：“别紧张，他才失踪几个小时，如果明天早上他还不回来的话，再给我们打电话也不迟。”
几小时后，她几乎绝望了。这时，电话铃响了，附近地区的 另外一个警察局给她打来电话，克里夫在他们那里，没什么事，但是好像很糊涂，他记不起自己 的住址了。黛伯拉把丈夫带回了家，刚到楼门口，克里夫就自己走进去了。
克里夫的体温达到了40摄氏度，黛伯拉叫来了救护车，克里夫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克里夫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黛伯拉不断地祈求着：“亲爱的，别离开我，别离开我；我爱你！”医生们对克里夫进行了全面检查，11个小时后，医生告诉黛伯拉，克里夫得的是孢痊脑炎，是由一种唇孢疹病毒引起的脑感染。他对黛伯拉解释说：“病人只有30％的成活率。”
黛伯拉吃惊地对医生说：“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得过唇孢疹呀！”医生说：“在大部分人 身上，这种病毒都处于冬眠状态，一般人不会有任何症状。只在极罕见的情况下，这种病毒才会袭击大脑。”
就在几天前，他们两个人还在商量生孩子的事。克里夫的另外一次婚姻给他留下了3个孩子。 但是，他和黛伯拉还想生两个自己的孩子。她说：“我希望自己能快点儿怀孕，因为克里夫的年龄大了。可是，现在医生却告诉 我说我的丈夫很可能不久于人世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黛伯拉几乎整天待在克里夫的病床前。 第三天，黛伯拉毫无办法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开始了一阵一阵的癫痛。在恍恍惚惚中，她听到一位医生对她说她的丈夫可能会成为一个植物人。
医生们用了当时最好的…种药，可是病毒已经使他的大脑发炎了。大脑越肿越大，结果是颅骨把大脑压碎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克里夫的情况稳定了，他的头痛减轻了，他的体温也恢复了正常。可是，对大脑的B超显示，他的大脑已经被病毒覆盖了。
剑桥大学著名的研究记忆的科学家巴巴拉。维尔森教授说：“病毒摧毁了克里夫完美优秀的大脑。”
黛伯拉说：“他不仅仅失去了他的过去，更重要的是他对现在发生的一切也都没有任何记忆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受到了限制，他只能用一个单词“（又鸟）”来形容所有的东西。当医生拿着一条领带或一支笔问他这是什么的时候，他总是用他那很权威的声音回答说：“一只（又鸟）。”接下来，他开始说反话，他突然想起 了黛伯拉的名字，不过，他管她叫拉伯黛。脑前叶是控制行为和性格的，这部分大脑受到的伤害引发了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克里夫开始不停地使用电动剃须刀刮脸，直到把眉毛也剃得一干二净。医生们发现他患上了一种叫持续症的病，就是不停地做一件事。他有的时候像个小孩子，会从纸箱里跳出来，吓唬别人。甚至有一次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从车里跳了出去。
住院3个月后，克里夫开始有了暴力倾向，他会按着hushi的头往墙上撞，拿椅子砸人，有一次甚至把黛伯拉打倒在地。黛伯拉说：“也许我应该感到这一切很恐怖，可是我却没有，因为站在我面前的仍然是我深深爱着的那个男人，我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大脑受了伤，才使他失去了自控能力。”
这些事情让其他家人和朋友们无法接受，他们都渐渐地同克里夫失去了联系。每当夜深人静时，黛伯拉独自在家，不由得躺在床上放声痛哭，期待着她爱的男人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在克里夫住院期间，他多多少少都知道黛伯拉是他的妻子。这是因为大脑里储存感情记忆的那部分被病毒感染伤害得轻一些的缘故。黛伯拉的脸上浮现出温柔的表情，她对我说：“他病得这么厉害，可是他还能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说他爱我。”可是，这种感情记忆也使克里夫意识到自己丧失了许多。黛伯拉说，看着他想要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又无法弄明白；真是一件让人心碎的事。有时他会哭出声来。“可想而知，想要知道自己是谁，可是却无法知道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
一天，黛伯拉带着克里夫来到了医院的教堂里，坐在了风琴前，她把一页乐谱放在他面前，他马上就开始弹了起来。黛伯拉说：“就好像有人给了他一件礼物似的。”虽然克里夫不能读书和报纸，可是，他还能读乐谱。
纽约著名的神经科医生奥里夫。塞克斯说：“音乐是克里夫程序记忆的一部分，就像走路和骑自行车一样，他不会忘记的。”
黛伯拉轻轻地说：“他弹琴的时候，好像同正常人一样可是，一旦停下来，他就又迷失了自己。”
从此，这个小教堂成了他们的圣殿，特别是在克里夫住院的第二年里，他被转到了精神病科。虽然黛伯拉知道自己的丈夫需要24小时监护，永远也不可能回家了。可是，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在一个专门照顾脑伤病人的医院里治疗，但是，在当时英国并没有这样的医院。
1986年，黛伯拉辞职了，她成立了丧失记忆协会，呼吁建立这样的医院。白天的工作让她很充实，可是，渐渐地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她不得不卖掉自己和克里夫的房子，在一家艺术中心兼职工作，为的是支付账单。一天，她刚出门，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她躺在地上，心中充满了 绝望，她一动不动，哭都哭不出来。她在家里时常自己一个人双拳捶墙来发泄内心的痛苦。有一段时间，她得了贪食症，反复不停地长了12公斤，又掉了12公斤。黛伯拉说：“我丈夫生病后，我体内就好像有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我永远也无法把这个空洞填满。”
黛伯拉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也许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做母亲了。“我并不想一辈子不生孩子，可是，我只想和克里夫一起生孩子，我并不想和别人一起生孩子。”
黛伯拉得了忧郁症，她幻想着把克里夫带到海边，两个人一起向大海走去，直到海水吞没了他们两个人。后来，她不得不给一家自杀援助热线打了电话。她说：“我其实并不想死，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活下去。”医生和朋友们都警告黛伯拉说，这样守着她的丈夫不放是不健康的，那 年她已经36岁了。他们劝她说她应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8年来，克里夫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我什么也没听见，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什么也没模到，我什么也没嗅到，我就好像死了一样，我病了多长时间？”黛伯拉试着回答丈夫的问题，这样的谈话就会绕来绕去一直谈下去，永远没有终止。
终于，在1993年的一天，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说：“我第一次见到克里夫的时候，他是我意想中完美无缺的男人，我非常爱他。可是，现在我无法和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一样的谈话了。”
黛伯拉想去美国生活，她说：“我只想离开英国，这样，我就把所有的痛苦也都留在了身后。”
1994年，黛伯拉来到了曼哈顿，她上学、写诗，甚至谈上了恋爱。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