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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大小金砖。儿玉把注意力放在最后阶段上。一旦一切都变成金砖，并标明为皇家的财富，谁会介意它是来自鸦片馆，还是一位12岁的姑娘？儿玉到上海后，就与杜月笙的一个最凶神恶煞的同伙、控制上海码头的头目顾祝川达成协议，分享长江三角洲的毒品交易。顾的家庭背景不同寻常，他是蒋介石的一位重要高级将领顾祝同的兄弟。顾氏兄弟的名声很坏，1940年，共产党的新四军为袭击南京和上海之间日本控制的铁路，通过他的领地时，顾用大部队伏击了新四军，并屠杀了除了司令部以外的所有人，司令部的女干部和护士遭到轮奸。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她们被关在国民党军队的妓院里，许多人自杀。作为对他的奖赏，顾被提升为国民党军队的司令。
由于儿玉与顾氏兄弟毒品买卖的协议，日本也有机会弄到从缅甸公路或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空运到中国西部的物资，这些物资是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的。美国的援助物资一进了昆明和重庆的仓库，顾氏兄弟就把这些物资转手倒卖给日本，儿玉则作为购买中间商。
南京大屠杀还在进行的时候，儿玉和他黑手党人行动队，出没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无防的农村，到城镇和村庄，召集地方士绅，先给镇长或族长脑门上一枪，以迫使所有人合作，把地方财产“捐献”给天皇。儿玉很仔细地将艺术品和其他的财宝上缴金百合，但据说，他给自己留下了白金块，他喜欢白金。在战争初期，他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装了太多白金，起飞前起落架曾被压垮。后来，他只收集最大粒、最优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这些储存运回日本时要方便得多。
金百合行动在中国执行的过程中，儿玉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骗子、将军以及金融家们都帮助他。作为回报，他向他们提供保护、情妇和抢得钱财的分成。青帮头目杜月笙由于出卖自己国家全力为日本人干活，土肥原将军通过儿玉向杜支付了相当一笔报酬。但是，杜月笙也不是一个傻瓜，他必须和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戴笠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战斗从南京转移到其他地方时，杜溜到香港，然后绕道前往重庆，在那儿坐观战事。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天堂里，他自然和顾老板保持密切的联系。结果出现一种奇怪的关系：中国黑社会教父杜月笙和国民党将军戴笠以及顾氏兄弟，还有日本的儿玉、土肥原将军密切合作，从毒品买卖中榨取最大的利润，仿佛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戴笠也是缉私局局长，这个机构阻止除国民党以外的任何走私活动。战争期间，戴笠的武装组织从重庆将数以百吨计的四川鸦片运往沿海地区，再卖到日本。日本工厂加工鸦片的生产能力很大，鸦片有多少要多少。一批47吨的货，戴笠获利5000万美元，杜月笙也获利相当。｛45｝
毒品生意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毒品买卖中间人叶庆和（YeChing…ho音译）。1937年底，他撕去了所有爱国伪装，投向儿玉和日本。作为回报，他得到在台湾的势力范围和他的来自日本的名字中村太郎（NakamuraTaro）日本荣誉公民的称号。作为台湾的毒品老板，他享有军阀的地位，并得到许多日本情妇。作为中村先生，国民党政府对他动弹不得。｛46｝
儿玉的正式身份是驻上海日本海军和空军的“采购员”。他的任务是发现并获取铜、钴、镍和云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直接从戴笠那里买到这些物资，并用毒品支付给戴笠和青帮。这些交易是由儿玉机关上海事务局或儿玉社来完成的（日本大本营的特别部门是根据该部门的负责人姓名而命名的，并称为“社”）。根据美国的情报，儿玉社垄断本地区的盐业、钼矿、农业、渔业和军需品工厂。儿玉称他还管理了一个大型鞋厂，但他主要的任务还是毒品，毒品能提供源源不断的黄金。儿玉变得非常有钱，在战争结束前，他在东京有一座豪华的住宅。他很大方，向合适的对象赠送昂贵的礼物，是天皇上了年纪的纨绔叔叔东久迩宫最喜欢的人。儿玉的个人社交圈里有海军上将大西次郎（ViceAdmiralOnishi）、石原将军、辻政信以及裕仁的表兄竹田宫。竹田宫也是金百合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袭击珍珠港和南进的最后几个星期的准备中，儿玉与竹田一道被派往在西贡的日本南方面军总部，与驻当地司令寺内商讨有关事宜，寺内是洗劫朝鲜的日本将军的儿子。他们讨论的内容没有被公开，但毫无疑问有关于对东南亚洗劫的计划。
因为南进要动用日本海军，海军将管理那些运送财宝的船只必须经过的群岛。一夜间，儿玉被从一个部门调遣到另一个部门，军衔升为海军少将。这如同将卡彭（Capone）和迈耶·兰斯基（MeyerLansky）任命为海军上将一样。有了这个海军军衔，不仅使他能够穿梭于南洋继续其业，而且能够有利于他与中国走私者打交道。这些人经常出没于这些岛屿之中，将日本的毒品运往中国。正如乔纳森·马歇尔（JonathanMarshall）解释的那样：“由于日本缺少近海的海军，他们把走私垄断权给中国‘海盗’，以换取情报……这些日本人以每盎司1600美元的价格卖给他们毒品，这些海盗再以每盎司6000美元的价格在沿海出售。”｛47｝一些中国走私者还从日本皇军海军处领取佣金。
第七节
儿玉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从西贡回到上海。袭击珍珠港对数百万亚洲人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遭受日本的进攻。但对生活在中国、在此之前仅是旁观者的西方人士来说，变化巨大。日本立即没收了所有西方资产，西方的银行被洗劫一空。在上海英国的一家棉纺厂，日本人用推土机推倒围墙，运走了所有的工业设备，拆走了铜芯电线、铜管道、锅炉和暖气片。
1942年，上海的外国居民是说“行动自由”，可必须佩戴鲜红袖章。英国人的袖章上印有“B”，美国人的印有“A”，荷兰人的印有“N”，诸如此类。外国居民禁止上旅馆、夜总会、电影院、饭店或酒吧，许多人家里还有日本军官住宿。一开始，他们的银行存款被冻结，后来又允许他们每月提取价值等于中国货币（时为法币———译者注）的2000元，以日本军票支付。
在乡下，受到何种待遇全取决于当地的日本指挥官。迈拉（Myra）和弗雷德·斯科维尔（FredScovel）相对幸运一些。他们是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省济宁市办医院。｛48｝尽管日本入侵了华北，他们仍然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达4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天，日本士兵们来到医院，一名军官告诉他们日本和美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逮捕了他们，并告诉他们：“你们不许离开这所房屋。你们所拥有的一切，现在属于日本帝国政府……你们必须列出这一房屋内所有东西的清单，一式三份，你们的钱将被清点。”房屋在这名军官在场时被搜查。｛49｝在被遣送回美国之前，他们一直被关在牢房里。每一次他们被转移时，日本士兵都要搜查他们那点可怜的携带物，以寻找美元。“衣服被仔细地搜查，肩膀垫肩被撕开，鞋底也被扯开，长头发被仔细梳理。”战争结束，斯科维尔夫妇返回中国时，发现他们的医院被抢走了一切，包括窗框、门、水管，他们埋在后门廊下的一箱银器也没有了。这种彻底性使日本非同于一般的抢劫者。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北京的一位古生物学家设计了一个方案，将人类学历史上最珍贵的宝物之一———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头骨和牙齿转移到日本人得不到的地方。这些史前化石是20世纪20年代在离北京30英里的龙骨山由一支考古队发现的，洛克菲勒家族向这支考古队提供了赞助。这些化石存放的场所———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人员担心日本人会抢走这些珍贵的化石。1941年11月，他们决定将它们转移到美国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战争结束后再还给中国。这些化石被用棉花包上，外面是粉红色的莲花图案纸，然后放在一个木制盒子里，周围还垫了医用纱布，外边还有两层有充填物的更大木箱，以防震动，最后放在数个钢制的弹药箱里。9个钢箱子交给了美国海军中尉威廉·T。福利（WilliamT。Foley）。其中2个箱子内放的是1926年发现的化石，7个箱子里放的是1929年发现的。福利后来将此事告诉了其朋友、记者约瑟夫·科金斯（JosephCoggins），他曾在美国占领日本的部队里服过役。
福利是一名驻北京的医生，当时准备与其助手、海军药剂师梅特·赫尔曼·戴维斯（MateHermanDavis）一起回国。｛50｝福利的任务还有负责照顾美国使馆人员，因此幸运的话，他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保护。这些化石将作为他个人财产由他带走。但他还没有离开北京，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日本人告诉他已成为战俘，他的外交官身份也被红十字委员会否认。两个半星期后，福利、戴维斯和11名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成员被卡车带到北京郊外的火车站，他的行李包括那9个箱子也随他一起走了。在车站，他们被装进一个货车车厢，他们知道他们要被运到日本的战俘营。在两个星期的旅途中，日本士兵多次上来搜索他们的行李，然后离开，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找什么，最后，火车在一个工业港口停下来。一名粗暴的日本军官带领一队士兵把他们押进一个工棚里，并把他们的行李放在路边又一次进行了搜查。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有一人在日本呆过，能说几句日语，他听到那个日本军官说：“有了，在这里。”随后，这一队日本士兵就走了。福利他们被从棚子里带出来后，那9个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铁箱子已不见了。福利、戴维斯和其他的海军陆战队成员被船运到北海道，作为战俘，在矿井里为三菱公司当了3年半的劳工。
1986年，科金斯在纽约市多次听福利医生讲述这个故事，他飞到东京，与一位曾在福利手下学习过的心脏医生谈及此事。
在皇宫对面的一家饭店吃晚饭时，这位心脏医生告诉科金斯与北京猿人有关的一些化石战后在东京被发现。｛51｝
他补充道：“北京猿人化石的最终归宿可能就在离我们现在坐的不远的地方。”
科金斯告诉我们：“他的拇指指向皇宫。”
福利医生过去总是对科金斯说：“我可以对一堆《圣经》发誓，这些化石和其他的财宝一起被放在皇宫的地下室里。”
注释
①弗雷德里克·韦克曼教授写道：“就中国人而言，日本似乎决心要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参见Wakeman：PolicingShanghai，第187页。
②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87页。
③参见Sergeant：Shanghai，第5章；Wakeman：Policing，第187页。
④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94页。
⑤参见《旧上海的故事》（TalesofOldShanghai），网址：talesofoldchina。
⑥参见Wakeman：Policing，第9页。
⑦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参见Wasserstein：TheSecretWarinShanghai，第6页。
⑧参见Wasserstein：SecretWar，第6页。
⑨参见Seagrave：TheYamatoDynasty，第109页。
⑩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88页。
｛11｝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5页，另见Seagrave：TheSoongDynasty。
｛12｝参见Seagrave：TheSoongDynasty，第269～270页。
｛13｝参见Seagrave：TheSoongDynasty，第150～152页。
｛14｝参见Wakeman：Policing，第97～98页。
｛15｝杜月笙的生意，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03页。
｛16｝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15页。
｛17｝有关法伦和德尔蒙特的情况，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07页。
｛18｝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03～205页。
｛19｝当然，杜月笙是经政府授权销售的人之一。有关杜月笙暂时在个人毒品生意方面的损失以及他在政府授权毒品生意方面的重新投资，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63页。
｛20｝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63页。
｛21｝有关为日本走私麻醉药4个组织，参见Anslinger：TheTrafficinNarcotics，第9页。该文件在网上能得到，只需将作者姓名、书名输入搜索引擎即可。
｛22｝日本在天津和汉口的麻醉品生产中心，参见联合国新闻办公室：《日本档案和世界安全》，第35～36页。
｛23｝为了使人们对规模有一个概念，根据国际红十字学会和国联当时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