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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这帮小子瞧瞧，他任厚根也不是孬种，也能管管他们。
为此，任厚根先与村支书水石长套上近乎，见了问个好，递根烟，说说话什么的。然后，就迫不急待地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现在是镇里的联防队员了，但我还是喜欢帮村里多干点事情。水书记，你能不能帮个忙，让我到村支委或者村委里弄个委员当当。”
水石长没听完任厚根的话，就顾自打起了喷嚏，摇了摇头，扬长而去。走不没有二十米，遇到两个老党员，他就忍不住说了，道：“嘿，这个任厚根，嘿，这个鸟东西，他刚才找我，说想弄个村干部当当。嘿，你们说说，就这么一个鸟样的东西，他也想当村干部？啊？”
那两个老党员也笑了，道：“是啊，任厚根这个鸟东西，装神弄鬼的，黑七黑八地胡搞，他要是当上村干部，那还不笑掉人家的大牙？”
任厚根进行了分析，认为水石长不同意他当干部的原因在于他想捞点好处。于是，他就咬咬牙，花了点本钱，给水石长送去两条香烟。这个水石长当然并不是什么大清官，看到香烟本来也是想要的，可一想到这人送了烟就要当干部，要求也太高了。于是，他就把香烟退了回去。更要命的是，他居然还把这事说了出去，显示自己的清政廉洁。这下可把任厚根的鼻子给气歪了。
从此，任厚根与水石长结了冤，决心好好整整这个不识相的东西。另外，他也知道，今后要想在村里求发展，也必须搬掉这个绊脚石。总之，收拾水石长，对任厚根是当务之急。
对于水石长这种人，用不着跟踪盯梢。因为任厚根与他同个村，水石长的毛病，他清楚得很。况且任厚根是联防队员，他整天就像雷达似地注意着谁在干违法违纪的事，像村里有谁走私、赌博、超生等大小事，谁也别想瞒住他的眼睛。这水石长呢，别的毛病没有，就是爱赌博，爱找几个搭子搓搓麻将。这毛病虽小，可也是不允许的，派出所和镇联防队只要抓住这些人，同样有进账，能够收赃款和罚款。于是，他找了几个小年轻，让他们主动拉水石长下水，在某人家里砌起“长城”。而此时的任厚根呢，已经通知了派出所和联防队的人，很快就将某人的家包围了。
水石长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一听到外面有动静，知道是来抓赌了，便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村里的路，甚至村民家的房子结构，他都熟悉得很。他找了个空档，猴子似地从里屋溜进了某人家的茅坑，然后从茅坑的一个很小的窗户里翻进了菜园地。等抓赌的将三名“赌徒”一个个手到擒来时，他们发现最重要的人物却让他跑了。后来，这些人被任厚根痛骂了一顿。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派出所与联防队联合办案人员对“赌徒”们进行了严厉的审讯。这些被任厚根指派来的“赌徒”们，很快就将水石长与他们一起玩十块钱一个“跌倒胡”的赌博问题交待得清清楚楚。
水石长坐在家里正翘着二郎腿，嘴着“空城计”。不料，派出所的人还是找上门来，凶巴巴地将他带走了。村支书官再大，到了派出所里还是小民一个，一点都老不起来。没办法，他只好把参与赌博的事交待了，并在笔录上签了字，按了手印。回家后，还想办法交齐了一千元罚款。
水石长以为事情总算完了，没想到，派出所将案卷移交至市纪委，落到了白边海的手上。这下，任厚根在白边海家里一边喝酒，一边讨论着如何整倒水石长。
水石长只是个村支书，按干部管理权限，该由镇里管，处理也该由镇里处理。于是，市纪委就将派出所移送来的材料转到了黄盛镇，并且责成他们尽快处理。
黄盛镇召开了党委会，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给水石长党内警告处分。按照党纪条规，共产党员参与赌博的事，是可上可下的，处分得重一点就重一点，轻一点就轻一点。要不是被派出所抓住了把柄，说实在，根本就用不着处分。
然而，白边海听了镇里的汇报后，非常生气，他给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分头打电话，要求重新召开党委会，必须开除水石长的党籍。
镇党委没奈何，再次召开党委会，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水石长同志党籍的处分决定。
水石长是个老党员了，没想到就因为打几圈麻将就将党籍给丢了，至于村支部书记的职务，也就自然消失了。后来，他听说是任厚根在背后捣的鬼，便坐在家门口苦着脸长叹道：“嘿，我说这个白边海怎么会这么对我呀？啊，杀一只鸡，他怎么用上了牛刀了呢！”
白边海利用任厚根捕捉青云市的政情民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市委书记祈成富非常关心这些，经常向白边海问起这些。在与任厚根结了亲家后，白边海便干脆把这个政坛“线人”推荐给了祈成富。
几个回合下来，任厚根也得到了祈成富的另眼相看。
后来，祈成富经常找任厚根了解情况。渐渐地发展下去，任厚根便也常找祈成富帮忙。他们俩一个出售权力，一个充当掮客。这种关系虽然不是十分露骨，但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
由于祈成富对任厚根另眼相看，当时的市长夏文成也不敢小看任厚根。于是，任厚根也成了夏文成的坐上嘉宾，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不过，任厚根替祈成富、夏文成做掮客还是后来的事。在这之前，他的靠山主要还是白边海。
白边海帮他将水石长赶下台以后不久，再一次出手相助，将任厚根扶上了南盛村村委副主任的位置。
那年，黄盛镇开始搞村委会选举试点。也就是说，原先一直由镇领导说了算的村委会领导，将改由村民选举决定。这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一大进步。也许正因为是试点的缘故，是新生事物，当时的新盛区区委书记、区长表现得十分热情，多次到黄盛镇打招呼，要求黄盛镇领导重视南盛村的选举工作，特别是对于任厚根这样的同志，要加大力度予以扶持。区委书记说：“决不能因为搞试点了，就把权力完全放出去，放任自由也是要出问题的。”
虽有区委书记和区长打招呼，但是，黄盛镇党委班子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不太买账。他们认为太爷任厚根名气太差，扶持他等于扶一根烂稻草，影响镇党委的威信。由于镇党委意见不统一，在协助南盛村村委会选举工作中没有出大力，经村民选举，任厚根落选了，没能进村委会班子。
新盛区领导在白边海的压力下，对黄盛镇的工作很不满意，认为任厚根没有选进南盛村委，是因为“黄盛镇党委对南盛村的选举工作放任自流，这是一种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黄盛镇委书记和镇长在被区委领导狠批了一通之后，开始加倍重视起南盛村的选举工作，于是，镇里专门派出一个工作组进驻南盛村，认为前一次的选举有“舞弊嫌疑”，有必要进行调查，同时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重新选举前，镇工作组一个个地做了村党支委和村委会班子成员的工作，要他们抛弃成见，吸收新鲜血液进村领导班子工作。与此同时，工作组还专门替任厚根进行了策划，他们在找任厚根谈话时，要他拿出竞选方案，努力改变村民的看法，比如，提出办一些实事、好事，以此来赢得村民的选票。
任厚根听了工作组的建议后，果然信心大增，明确了竞选的思路和方向。他向村民们游说道：“如果选我当村长（村委会主任，仍俗称村长），我保证把村前的那条路修好！”他拍了拍胸脯道：“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我能够替你办到的，一定替你们去办！”
任厚根根据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游说的对策，很是收买了一些人心。特别是他提出上任后要筹钱修路的事，说到了村民的痛处。村前的那条路又窄又歪，而且坑坑洼洼，让村民们出门办事很不方便。要命的是，这条路还特别要紧，是村里外出的必经之路。村民们向村两委提了多次意见，但都因没钱办不了事，最后就这么拖着。现在，任厚根提出了这个口号，可以说是说出了村民们的心里话。而且他们相信，凭任厚根的社会关系，村里肯定能够筹到钱的。
第二次选举时，村民投任厚根的票大增。
镇工作组还不放心，他们组织全村的党员干部，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他们填，其中断断不能漏掉的一个名字，就是任厚根。
选举结果终于出来了。其他人选都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村委班子里面增加了任厚根。
村委班子成员选出来了，在村委会主任人选上，镇工作组和村支书一起把关。镇里提出让任厚根当主任，村支委和村委会其他成员竭力反对。最后，双方都作出了让步，由任厚根担任村委会副主任。以前，村委会通常只设一个主任，其他都是委员。现在，平空增加了一个副主任，这简直就是专为任厚根而设置的。
镇工作组似乎还不满意，他们又与村两委商量，决定根据任厚根的特长，给他“多压压担子”，由他兼任村联防队队长。
昔日南盛村里的一个小混混，今日终于登上权力宝座。不仅攫取了村委的第二把交椅，而且还掌握了在他看来极为重要的实际权力——掌握着全村的“兵权”，指挥着一支本村的“部队”！他对老婆说：“哈哈，以后我就是南盛村的‘军委会主席’了！”
从那时起到他栽跟斗的近十年时间里，任厚根就始终穿着一件草绿色的便警服，腰里别着一根皮带，皮带上挂着手机和手铐。整天从村东头晃到村西头，从南盛村晃到黄盛大街。那只头颅总是昂得高高地。那模样，倒有点像是南盛村甚至是黄盛镇的“黑猫警长”。
大家还渐渐发现，任厚根开始发胖了，他那原先有些驼的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不驼了。
有了村委会副主任兼联防队队长的头衔，加上白边海做靠山，任厚根开始努力将权力化作经济利益。他和弟弟在黄盛镇大街上合开了一家红太阳酒家，开始，生意并不怎么样。后来任厚根有了主意，他经常往白边海家里跑跑，或者给他打打电话，让他抽空到饭店里来坐坐。只要白边海一到饭店，任厚根便给镇长书记们拨电话，请他们到红太阳酒家来吃饭。镇长书记忙于应酬各路官员，也没时间随便出去吃饭。可是，他们一听白边海也在红太阳酒家，赶忙推掉其他酒席，来到红太阳酒家。酒足饭饱之后，当然是镇里签字结账。这样几次一来，镇干部也渐渐知道任厚根的厉害了，于是，红太阳酒家就有了点名气，生意也渐渐红火了起来。
但是，也有一些干部不买账的。这在任厚根看来，自然属于不识抬举了。他得想办法治治这种人。
黄盛镇有个水利员叫阿毛的，平时就有些独往独来的意思，除了和市水利局联系联系外，镇里的其他干部他一般都不放在眼里，不用说一个小小的村委会副主任了，而且还是什么“太爷”之类的人物。
任厚根每次见了面，都叫他到红太阳酒家坐坐，阿毛当面点点头，可事后就忘了。任厚根不甘心，因为水利员虽然属于“各员”的行列，不是什么镇长书记，也不是什么七所八所的所长和各办公室的主任，但是，“各员”手上都有较为丰厚的资金，他们有实力招待客人，属于开饭店这行的“财神爷”，大家都是抢着要去请的。当然，各人有各人请“财神”的手法，其他人是送烟送烟送红包，而身为“太爷”的任厚根是从来用不着这一套的。有着白边海和祈成富做靠山，再加上他“太爷”的神威以及村委会副主任的小头衔，这个小小的黄盛镇上，还会有摆不平的干部吗？
任厚根用不着采取那些低三下四的手法，但他平常派得上的特殊影响力，却在阿毛身上失去了效力。这使得任厚根非常生气，他在一次酒后对镇里的干部们说：“阿毛不识相，我要把他调出黄盛镇。黄盛镇这个地方太肥了，他不配呆。”
在坐的镇干部们听了笑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谁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谁知，两个月以后，市人事局就下来了干部调配通知，将阿毛从黄盛镇调到了全市最偏僻的苦竹乡。水利员还是水利员，但这下可把阿毛给害苦了。阿毛的家在黄盛镇上，老婆在镇上有固定工作，孩子也在镇小学读书，他当然不可能把家搬到苦竹去。于是，他就三天两头地往黄盛跑，每个月的工资扣去路费，也就所剩无几了。原先在黄盛镇所能捞到的一些油水，到了苦竹以后，就提也不用提了。
任厚根在他的红太阳酒家对镇干部们侃了，道：“他不听话，来都不来？他不给我面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