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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部门的权限要只限于落实申报对象申报数据的准确性上，因为这里面的情况会千差万别，非常复杂，要对有问题的人和财产制定统一的处理政策，这样也样也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腐败而搞腐败，进而滋生新的腐败，把好事办坏，这方面历史上的教训太深刻了。要真正作到让人民满意，当事人口服心服佩服。对于运营中的工商业要保证其正常用运营，对能够将不当得利退还国家的，不宜捕判，应当给予出路，不能搞不教而诛，他们走到这一步，与平时的教育管理不力有很大关系，给予教育和训诫就可以了，以减少社会振荡。我们普查的目的是收回腐败分子手中的不当得利，还利于民，并不是把那些人如何如何，要人事分离，办事不办人。我们是用这些钱来搞建设，而不是盖房子装他们。如果不能法外施恩，后果将会很严重。对于纯民营的不涉黑的工商业不必要求过严，但对于涉黑护黑的要坚决绳之以法。这些家伙欺压良善，祸害百姓，太可恨了。
过去我们对腐败分子和各种经济犯罪打击不力的原因在于，我们是采取了一种在池塘中钓鱼的办法，上来一个抓一个，更多的还藏在水中，中国现在的经济犯罪已不仅仅是官员腐败问题那么简单了，他们一次投入那么多去行贿，他们所得的黑金不知放大多少倍，这都是不当得利，。非法的不义之财在我们的社会中比重太大，我们只有用抽水抓鱼的策略，把池塘的水抽干，进而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收到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财产普查，说到底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在社会发展的经济生活中，保证财富来源的公平性是政府起码的责任，以法治国的精髓就是让每一个人对他所作的一切承担法律责任。使每个公民都要懂得所获得的每一分财富都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否则最终有一天会受到法律的追究。我们改革开放三十的成果是由全体人民艰苦奋斗换来的，要由人民共享，绝不能为不法之徒所吞噬。在这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上必须求真，求实，也就是实事求是。这本身也是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
腐败论——中国当代腐败成因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
于洪珠
2009年12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760
当然，也可能社会上的非法财富也可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用普查的事实，消除部分人对富人财产来源的疑虑，淡化部分人的仇富心理，另一种情况是，确实查出一部分家庭财富来源不正，是靠关系，凭权利、偷税漏税，侵吞国有资产，经营或保护黄赌毒获取的。只能依据普查数据的结果另研究了。财产普查说说容易，要真的实施可就难了，难度不在普查本身的操作上，而在于腐败分子对实施财产普查的阻挠上，他们是不会赞成财产普查的，因为常规的反腐败已经不能触动他们的腐败问题，如果实施普查，他们的不法之财就会暴露，可以这样说：不赞成搞普查的必是腐败分子或拥有非法财产无疑，否则没有什么理由反对。这些人或他们即得利益的代言人会以各种意见进行反对的，这才是财产普查开展的最大难题。
十三 结论
总体来说：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有，如果不能铲除社会中的腐败现象，它的社会生活就不能稳定和谐，生活在一个腐败充次的社会里，人民是不会有幸福感的。惩处腐败，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腐败所衍生出来的罪恶，会越滚越大，威胁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稳定，这已为无数事实案例所证明。因此，持续的打击社会上各种腐败现象是决不能动摇的。只要我们启动市场之手给予反腐败者具体的经济利益，在通过全面的财产普查，我们是可以达到阶段性反腐败目标的。但我们也应当清醒的认识到：腐败将会在我们的生活中长期存在，治理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出现腐败是必然的，一定要坚决克服反腐败工作中的悲观主义思想，增强信心，提高勇气。我们不是在反腐败中胜利，就是在腐败中腐朽，现在，能否治理腐败已成为检验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把尺子。反腐败工作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法制、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广大干部的教育和监督，加大打击惩治腐败力度、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铲除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反腐倡廉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国人民一定能生活在一个没有腐败，和谐稳定幸福的社会环境中，这是毋庸置疑的。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唐龙潜
2009年11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1310
之一：青春有悔乎？无悔乎？
绵延10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让近3000万城市青年付出了长短不同的青春，于是在反思这段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历史时，便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青春有悔无悔的问题。或是或非，意见纷呈，一时弄得沸沸扬扬。其实这个命题忽略了前提方面的悖论，即：一件事的悔与无悔，应建立在自己曾作出过选择的前提下。那么知青们的下乡是否都是自己选择的呢？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选择的呢？下面结合我的个人经历和感受来回答这个所谓“悔与无悔”的问题：
我是1965年下乡的，从18岁到30岁，当了13年知青。如果有人用这个问题来问我，那么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对于我实在太不管用。因为我的下乡是别无选择。由于家庭影响升学不能，就业无门，呆在家里吃闲饭吧，那要到哪年哪月？再说娘老子也养不起。就像下棋，三面将军，“老王”只有一步好走，你走不走？从形式看这一步还是你自己走的，自己报名，自己下户口，自己爬上车，没人用枪顶着你。广播、报纸再给你贴一条“自愿”的标签：又一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地奔赴农村了！你说没有“豪情”，你说不是“自愿”，向谁去说？还有你敢说吗？即使你说了你的声音发得出来吗？
当然，也不乏有自愿选择的。甚至放弃工作，放弃参军去下乡的。这些人似乎存在着“悔与不悔”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悔过了。拥有“选择权”的同时往往兼有“护身符”。当招工、招生、招干一开始，指向农村的箭头可以倒回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再选择一次。如果不悔还选择什么？就该现在还挺立在“广阔天地”里，但这样的人士你见过几位？
对于很多无可奈何下乡去的知青来说，再选择的权利就像下乡时的无法选择一样可怜了。以我自己而论，下乡八年后才出现了唯一的一次可供选择的机会。这是在知青政策一调整二调整再调整之后出现了一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鲜见的带人情味的政策：父母年老，身边无人，可以照顾一个下乡知青回城。自然，接收单位还得自己找。父亲已死，60多岁孤身一人在成都的母亲开始磕磕绊绊四处求人，总算弄好了区交通局下的一个运输队，可以回来拉架子车了。得到消息我匆匆从西昌赶回，见了招工方，他们很满意，说劳动力无可挑剔。我忐忑不安地问”要政审么？”回答是不需要，在他们那里拉架子车的国民党残渣余孽都多得很。但这架子车最终还是没拉成。招工表送到区劳动局便被毫不留情地没收了，理由是：已婚。然而以前谁说过结了婚便不能招工？哪怕暗示过也行啊！不是还鼓励“扎根”鼓励“安家落户”么？结论是当了傻瓜，没明白报上的宣传和执行的文件是两码事。就这样又多当了五年知青，直到恢复高考才在分数面前享受了一次“有限平等”。
所以我想，除了能够轻松地下去体验一下，又轻松地走人的，才可以拍着胸口宣告“无悔”。对于那些在“再教育”的泥潭里滚来滚去却只能充当铺垫的知青来说，则是悔之不尽或连悔的资格都没有。谁都明白所谓“表现好”是怎么回事，招工招生的幕后交易是何等见不得人。
抛开个人感情，从历史的角度来观正误、衡得失，上山下乡究竟是对是错，当悔不当悔？尽管没有人来像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否定“上山下乡”，但事实上的结论还是有的。首先是政府果断地停止了这一政策，继而是还在农场、农村的知青们发起了以死相搏不可逆转的返城潮，接着便传来一片知青们抚摸“伤痕”痛定思痛的呐喊：我控诉！持续多年的粉饰光明的宣传倾刻灰飞烟灭，精心树起来的标兵亦随之黯然失色而不知去向。难道这一切还不比一纸决议更坚实更彻底？千百万人的青春代价最终就证明了是一场错误的实践，如此高昂的”学费”你说该悔不该悔？就像亿万人参加的文革最终证明是一场灾难能说无悔么？
之二：知青们的无奈和毛泽东的尴尬
建国以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似乎一直同毛泽东的指示有关，从形式看，他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推动者，始作俑者。尽管现在人们知道了掀起这场运动的更本质的原因，是为了解决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但在当时公开的宣传中是见不到的。这类信息的载体是阅读范围严格控制的内部文件，属于机密。人们能见到的只是火热的宣传和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这种一明一暗表里不一的双向运作，经济问题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的结果，是陷广大知青于无奈，置毛泽东于尴尬。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次指示是1957年发出的，原话是：“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含有“广阔天地”和“大有作为”的这后一句话，以后被无数次的重复、引用，成了有口皆碑的名言。然而农村真的是广阔天地吗？在那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也许在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年代是对的，但对于六、七十年代下到农村的知青们来说却只能是无奈。他们越是高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越是觉得天地狭窄无所作为。如果在五十年代满村是文盲的情况下，能写标语、记工分、计算口粮分配还可以算有作为的话，在扫盲已取得一定成效的六七十年代，这类记工员或会计之类农村已经自己能够提供。知青们下来能做的也就是原始低下、简单重复的劳作，这又正好遏制了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和提高。本来就知识不多的知青，还能有什么作为？能出几个自学成才的木匠、铁匠、泥水匠、补锅匠，或会扎银针的“赤脚医生”就该算是“作为”了。广阔天地不过是一个地域概念，并不等于提供了可以出人才出成果的条件。从大的方面来看，在那时，连亿万农民都被捆住手脚而不能有所作为，何况区区几个知青！
“大有作为”向政治目的方面演化，于是又有这样一种说法：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然而这样的接班人最终又培养了几个呢？质量又怎样呢？确有几个曾上过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或有幸同伟大领袖一起用过餐，但他们都没能接上班，有的早就夭折了，有的在改革开放时期反倒成了落伍者。对于广大知青来说，当时只能望着这目标无奈，后来则望着这目标摇头，无论是在那时还是现在，他们都没能成为按当时那种标准设计的“接班人”，他们在春风化雨时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恰恰是从否定这条道路开始的。这大概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
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的第二次指示是1968年，那段话的核心和广为引用的是这样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同13年前的指示比较，角度变了，口气硬了。强调“大有作为”，立脚点在农村，是说农村需要知青，意在诱导；强调“再教育”，立脚点在知青，是说知青需要农村，重在“必要”。然而“再教育”什么呢？是知识技能方面还是思想政治方面？无论哪方面贫下中农所能给与的都很有限。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教简单粗笨的农业劳动技能，还能教的就是“忆苦思甜”了。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尾巴”等时尚理论，知青们倒是比农民说得更圆一些。所以“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