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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枪的意思是，这个女孩子让我回到了以前，看见她就像看见自己这个年纪的时候在干什么。
我的意思是，老枪你别虚伪了，不就怀念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干什么吗，那干吗非要找个女的啊，找个男的不也能凭吊青春？不就人家长得漂亮嘛。
老枪说，不一样的。
我坚信这个问题甩出来，老枪肯定没有答案了。问题很简单，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老枪的回答更加简单，不一样的，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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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枪凭吊自己的青春凭吊了大概三个礼拜，觉得熬不住了，要和她做更深层次的交流。我一向的观点是，初二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叫青春的东西。他们知道什么是他们要的？青春，其实还轮不到他们，青春是什么，不就是青年人发春吗。而他们还是少年儿童。
然而，老枪依然抱着要交流的想法，并且私下觉得，这个孩子好像很有文学功底，看过很多东西，理由是，从她骑车的姿势里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时期里，老枪写了一个校园的中篇，两个爱情故事，一些哲理散文。于是发现，写小说要有寄托，每一个人物都是在你的生活里生活过的。还要有一个给你凭吊自己失去了什么的东西，比如你失去过一个馒头，你就买一个放在你桌上，怀念自己不小心把当初的馒头掉地上的时候就格外的逼真。所谓青春这个东西，不比馒头简单，所以要有一个很青春的人，每天在你眼前晃过，不要和你说话。因为她只是一个寄托，一个东西。和寄托说话，就什么感觉都毁了。好比你掉的馒头，某天突然开口对你说话，它就不是馒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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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女生一般很有时间概念，除非那天正好做值日。老枪一天的意义在于，起床，然后为自己的生计写东西，用写东西得来的维持生计的东西买酒，买酒为了能在退酒瓶的时候见上那个姑娘一面，然后愉快地上楼，在电脑前把产生的非分之想写下来，换维持生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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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冬天，将近春节，老枪挤上上海往石家庄的1496次列车回老家。我则要去北京商谈一个电视剧的事情。那个时候离春节大概还有十来天，我因为订票及时，所以有幸得到一个卧铺。老枪因为过分相信铁道部门的分流能力，估计连站着都有困难。而且老枪那车是绿皮车，很有历史，估计老枪他爸也坐过这车。老枪比我先离开，这小子到石家庄只要一块钱，过程是这样的，先花一块钱买一张站台票，搞得自己像要和谁依依惜别的样子，看见列车员不是很严格的，混上车再说，碰上严格的，就冲着人头济济的窗口瞎叫什么路上要小心啊你身子不好啦，得叫得引人注意，否则就白叫了。然后突然一拍大腿，摸出一瓶药，对列车员说，我老婆有身孕的，忘记带××牌什么药了，我得去给她。列车员看老枪老实巴交的，又听说他老婆有孕在身，顿时产生母性的怜悯，挥手放行。老枪混上火车以后，直奔前面的车厢。那个时候的车，和文革时候免费去北京见毛主席的车一个德行。老枪要挤在人群之中十几小时，晚上无法入睡，就看一个一个灯火昏暗的小站过去。在到达大站停车的时候，被四周无法动弹的人群挤得浑身难受的老枪看见对面停的就是一辆橘红的带空调的车的软卧车厢，正向着上海驶去。
像少年啦飞驰第一部分（12）
与此同时，老枪看中的女孩，可能正躺在温暖的床上，怀里抱着一个从初二到大学的不知名男子送的绒毛熊，沉沉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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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夜两三点的时候老枪晃晃悠悠地醒来，看见行李架上都睡了人，然后想象，如果给 我一个空间，如同世面上见到的大的绒毛玩具这么大小的一块地，我他妈就能睡得很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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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14上睡了一觉以后，醒来已经到了廊坊。再过一会，我就在伟大北京的火车站下车，就在边上不远的地方吃了一顿麦当劳，然后拨电话到上次约好的那人这里，那人表示热情，说马上到麦当劳见我。他的马上很有水平，我等了足足两个小时，那小子才缓缓赶到，说抱歉弄错地点了。
具体的活是，一个青春偶像剧，什么都齐了，就缺个剧本，要怎么赚钱怎么写，一集给四千。当时我听到这话很诧异，一个电视剧，导演齐了，演员齐了，资金齐了，居然缺个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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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枪回到家乡，看见自己以前的同学都有了孩子，很受刺激。回来一直提起这事，说一个同学，一起玩大的，老枪出去那会还看见她被她妈追着打，回来一看，他妈的都做妈了。我对这事情的反应是，楼下学校里那孩子太小，不能做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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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西单那里碰到我原来的同学，这厮原先是我初中的时候最笨的一学生，看名字就知道这还是他们家族遗传的笨，他爹本来给他取的名字叫杨伟，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阳痿是个什么东西，杨伟他爹后来觉得叫杨伟的人太多了，不方便称呼，就改了个名字。这本来是个好消息，但是问题就是，改什么不好，偏只会沿袭以往风格，走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修正主义，还以为改得很气派，叫杨大伟。
小时候和杨大伟说话，不用考虑要埋什么伏笔或者赋予话什么深刻的含义，该是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出去，你说我爱北京天安门他还能明白，你说我爱北京最有名的一个门那就没门了。我们在文化广场下面吃点东西，这厮原先在我们学校对过摆一个水果摊，做生意因为老少皆欺，又没有执照，加上一次卖出去一些柿子，买的人比他聪明不了多少，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能搀着一块吃，一口柿子一口螃蟹，结果吃进医院。倒霉的事情是那进医院的没有死掉，他爹是工商局一个大人物。于是第二天，杨大伟的摊子就消失不见了。后来杨大伟去了北京，我们当时班主任的意见是，杨大伟将来不饿死已经是上帝怜悯他有个这么难听的名字了，如果杨大伟以后混出来了，我就买个柿子撞死。
然后这个当了一年班主任的老家伙第二年就死了，否则他还真的要去找柿子。
这年冬天站我面前的杨大伟，生机勃勃。我们在文化广场下面吃了些东西，他就说，这地方没有情调，去三里屯吧。我当初对三里屯没有什么了解，在上海因为吃河豚中毒过一次，所以想象里三里屯该是个类似海鲜市场之类的。我到图书大厦边上的小路上要打车，杨大伟说不需要了，然后拿出一个大得像鸡腿似的钥匙晃悠几下，说，我的车就停在几十米外。
我跟随他的鸡腿走到民航总局那儿，那本来是停机场巴士的，现在停着一辆白色富康。车能停到这地方，说明车主不是吃饱了撑的。我坐上杨大伟的车，在北京市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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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大伟的职业我一开始很好奇，后来搞明白原来就是个做鸭的，而要鸭的女人都特别有钱，因为要鸭说明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带来的后果就两种，特穷或特富。特穷的当然不可能要鸭。至于普通的劳动妇女，对鸭这个新兴职业显然知之甚少，跟他们提鸭，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红烧了好吃。
至于杨大伟为什么较一般的鸭有钱这很好解释，因为女同志很想知道，那个叫阳大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妓男叫这名字也敢出来混，肯定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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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次我去北京，都给杨大伟打个电话，他马上给我安排好客房，因为我对外宣称我是记者还是什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什么的，杨大伟给我安排的房间都在中国作协的宾馆，并且吩咐说，到时打车回去，千万别说是去作家协会，没人认识，这片是卖家具的，你就告诉他到建材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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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房间的钱我从没有掏过，有次我假惺惺地要掏钱给杨大伟，杨大伟一脸怒气说哥们之间谈钱干什么。杨大伟之所以如此善待我的原因是，在初中的时候，全班只有我没有嘲笑过他。事实是，那时我懒得理他。当我心怀感激地听见他说哥们之间谈钱干什么的时候，心里还是想，谁是你哥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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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以后老枪从河北回来，人给挤得瘦了一圈。之后老枪一提起火车就直冒冷汗，每次坐地铁听见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火车站就恨不得反方向坐莘庄去。每次要坐火车出去，都恨不得提前个把月订票。我们在上海碰头，老枪花了半个小时描述在火车上是怎么度过的，然后终于想起那姑娘，看过手表以后两眼一坠，说，完了，回家了。
过了足足十五个小时，老枪突然在床上大笑。笑完以后告诉我，看来离开学校这监狱已经很久了，都不记得了，现在监狱还放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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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剩下的很多天里老枪急切地想见到那个初二的小妹妹。因为老枪忘记了她的模样。许多人是这样的，先忘记一个人的模样，再忘记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对恋人的。对于朋友，顶多发生的是，看着A，脑子里想起B，然后叫，哎呀C君，好久不见。一如在以后的一个时间里，我看着老枪，不知想起谁，叫道，哦，老刘，好久不见。
像少年啦飞驰第一部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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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在记不得一个人的模样的时候，很多人只好挂念着这个人的名字。遗憾的是，老枪什么都没有。老枪在暗中给她设计过很多的名字，大多是属于那种委婉动听的，大概是写了琼瑶的东西给刺激的，连婉君都给用上了。老枪现在比较害怕去问那姑娘的名字，怕问出来失望，搞半天姓牛就完了，美好感觉得消失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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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开学以后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参加一个文人聚会。聚会在巨鹿路上的一个酒吧里，在场二十人，全体胡扯瞎掰。一厮写过一个叫动物园的长篇小说，对外硬是宣称叫《动物庄园》，在场的作家们显然是没事一直去书店看书名的，都觉得动物庄园这名字耳熟能详，全上去敬酒了。还有一个以前是搞音乐的，立志要成为校园歌手，以后红过老狼。后来没有出路，实在要饿死了，终于去搞文学，第一个散文就是《怀念老狼》，正在吹牛写了一个叫《怀念狼》的。席间还有一个写《短恨歌》的，一个写《死不瞑目》的，一个写《霜冷长江》的，一个写《挪威的树林》的。正数着，突然醒来。放上《神秘园》，那是我们惟一的没有词的盘，然后呼呼大睡。早上我对老枪说，妈的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恶梦。老枪以为是我杀人放火了。
没事，就看见一堆作家，整整一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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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天我和老枪去南京办一些事情，结识一个自由作家。那家伙告诉我南京不一定是中国好作家最多的地方，但是是穷作家最多的地方。这句话在那小子身上就可以验证。此人名字叫一凡，本来在一个公司里干活，一时头脑发热，辞去所有工作成为自由写作者。当然这是经过很大的搏斗的，主要包括和自己精神搏斗和对老婆的肉体搏斗。
一凡的老婆原来是街上给人洗头的，给客人洗一个头十元，和老板四六分成。一凡去洗时邂逅这位女子，由于当天回家后不慎观看《魂断蓝桥》，受到启发，过三天就将此女娶回家。这件事情是他认为做得最有艺术家气质的事情。不料结婚不到一个月，除了艾滋病外一凡基本上什么样的性病都得过了，可谓对各类疾病大开眼界。
这个女人除了上床以外其他的事情一概不予理会。有几次房事不小心改不了习惯，一凡起床去洗手间，只听那女人条件反射地大叫，哎，别跑，还没给钱呢。
其实这些都不是最大的不幸，最大的不幸是一凡娶此洗头女后，依然得自己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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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个古都做长达六天的停留，在此六天里一凡带领我们出没各种学校踢球。此公原来是少体校毕业，一百米跑十二秒，脚出奇的长，令人惋惜怎么不是一个女的。一凡最大爱好就是踢球，本来在少体校就是踢球的，后来一凡的妈觉得踢球没有前途，逼迫一凡去搞电脑，并且私截下一个并不有名的足球俱乐部的邀请。一凡的老母觉得此事做得极端正确，可以帮助一凡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赚取更多的人民币，讨个更漂亮的老婆。
事实是一切与之相反。一凡在九三年从事电脑推销，可惜此时人们不了解电脑是个什么东西，觉得花七八千元购买一个黑白电视机极其不值。一凡本人对电脑也是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机器只能做简单的文字处理，买来毫无乐趣，于是索性不干。可惜几年以后电脑流行，以前的朋友顿时咸鱼翻身，几个做软件设计的更是如同鲸鱼翻身，动作大得不得了，买房子买车子买老婆。
此后一凡去中学当体育老师。
说起体育老师，我不由想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