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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二弟听了实在气不打一处来，就回敬了一句：“你才是呢！”刚刚说完，一个叫小毛的红卫兵上来就用鞋底子抽在二弟建民的脸上；二弟捂着脸刚要上前去与他较量，我赶紧拉住他躲开。因为我清醒地知道，如果我们动了他一指头，批斗会上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大吃苦头了。
妈妈曾经对我们说过：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写照吗？
谈到作人的原则，我的观点是：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在运动高潮的时候，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会受到迫害。但是我的性格是绝不苟且偷生。那怕做一天人，也应该挺起胸膛作个顶天立地的人。我的性格在以后的生活中经历了不少的磨难。
我们从北京来到这里，人地生疏，两眼一摸黑。村子里的人我们还分不清谁与谁是一家子，更甭说叫什么名字了。
有一天，我到村西的枣树下打草，有三个黑影跟在我的后面，乘我不备，其中一人窜上来，从后面死死按住我的双肩，向后用力使劲一扳，想把我按倒在地，给我点颜色看看。
没想到我身体非常敏捷，在他向后用力的时侯，顺势来了个后滚翻，采用狡兔蹬鹰的姿式，踹在他的胸口上；由于用的力量大，他的身体凌空飘起，又重重地落到地面。
看来这一下摔得不轻，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那两个人看到我身手不凡，远远的没敢过来。
我认出刚才先动手的那人就是红头的同母异父兄弟，大家叫他‘泥鳅’。泥鳅看到三个人也未必是我的对手，于是向那二人招招手，三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记得我们刚从北京回到农村的时侯，爸爸兴高彩烈地到集市上买来三把镰刀，两把四齿镐，两张大锄，两把铁锨还有其它一些农具；仅仅买这些东西，就用去了许多钱。
爸爸找来一快砂石，让我把锄头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沾着水把它打磨平。我连续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而爸爸却认真地把三把镰刀磨得飞快。爸爸用手试了试我打磨好的锄刃，抬起头来向我表示出赞许的目光；微笑着对我说：“可离开北京了，在这儿有你们几个我怕什么！”
爸爸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老人家哪里知道，覆巢企有完卵？一家人离开狼窝又入了虎穴！两位老人对前来的乡亲都热情接待，并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烙饼分给前来看热闹的小孩儿吃。但是我看到；爸爸热情地迎上前去同路过的人说话；人家看到爸爸前来却赶紧快走几步；一言不发；走远后还回过头来看看；唯恐爸爸会追过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我们。。
有一天；天气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傍晚时分，街面上已空无一人。我正站在屋门口向外张望，看见不远处树荫下有一个人正在向我招手，并小声地喊我的名字。
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本村的王泽清。高高的个子，年龄将近三十岁。他让我别作声，跟在他后面走。我跟着他来到了他的家，位于村子东南角的一所小白房子里。走进屋内，看见屋子正中有一个新编好的背筐，白白的柳木围成的背梁，新编的背筐散发出一股紫穗槐特有的清香。
王泽清指着地上散落的工具及一些削落的碎屑，对我咧了一下嘴，苦笑着说：“春儿，新来乍到的，我看你们一家子太可怜了，也没什么可送的，我给你们编了个背筐，拿去用吧，快背走别让人看见了！”
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两眼含着热泪，想说几句客气话；但喉头哽咽着，只觉得有一股咸咸的液体流进了嘴里，什么话也没有讲出来。
王泽清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什么也不用说了，快走！我拿起背筐走到屋门口，伸头向两边望了一下，又深情地看了他一眼，乘着朦胧的夜色，快步向家中跑去。
在农村劳动上下班是没有时间规定的，而是以太阳为标准。天刚朦朦亮，也就是早晨四点多钟，上班的钟声就敲响了。人们赶紧爬起身，用手揉揉惺松的眼腈，拿起工具干活去。大约在七点多钟的时侯，大家回来吃早饭，吃完饭继续干活去，而晚上收工时也是太阳一落山，大家便收工回家。
十月份粮食开始收获了，村中来了一个老乡卖新打下来的玉米。因为我们从北京带来的粮食早己吃完，爸爸便向那人买了一百斤玉米，每斤一角六分。
一百斤玉米很快就吃完了。爸爸跟妈妈商量，打算到宫村集市上再买一些玉米。爸爸拿了一条口袋一些钱，便去宫村赶集了。
宫村距离我们这村有十里路，等到午饭吃过很久了，才看见爸爸摇摇晃晃地回来了。妈妈看见了，立刻上前去迎接；但是爸爸两手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只见他两眼发直，简直中了邪一样。
经过一连串的精神打击，批斗检查，爸爸的心理压力太大，以至于精神恍惚。
当他来到集市上的时侯，又饿又累，自己就把口袋放在屁股下面，坐在路边想这些天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当中午过后，爸爸肚子饿得难以忍受，就摇摇晃晃地走回来了。把口袋丢了，也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去了；等到妈妈问他时，才大梦初醒似的问妈妈：我是上集市上买粮食去了吗？
看到爸爸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极了，一扭身，眼泪不由地落了下来。我在旁边看见了，赶紧安慰妈妈，又扶着爸爸到炕边坐下，端过去一碗热乎乎的白薯粥，让爸爸安下心来吃饭。
从９月５日我们回老家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下地参加了劳动。幻想着能通过勤奋劳动，过上较好的日子。但是我们的幻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贫穷，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没有身临其境的人简直难以想象。
农村的伙食很简单，早晚都是稀粥，中午饭是一锅玉米面饼子，没有炒菜，顶多吃上点儿咸菜。男孩子饭量大，吃得多，但是活儿太累，天还没有黑，肚子早己饿得咕咕叫。
当时参加劳动挣工分，每个男劳动力一天可以挣１０分，合一个工，值人民币一角五分钱。我们刚从城市来，不会干活；爸爸每天只给５分，妈妈给３分，而我和弟弟一天只给２分；一家人干上一天，与别人家一个劳动力挣的工分差不多。等到年终决算一分红，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倒欠生产队１１１元９角６分钱。
村中每个人每天粮食定量合七两三厘，由于我们没有工分，每个人只有四两多。我们家都是男孩子吃得多，生产队分的粮食水分很大，而且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分的白薯。这样对我们家来说，这点粮食等于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看到这种情形，爸爸万般无奈，决定给远在成都的姐姐写封信，说明情况，希望她能寄一些钱来，解决点儿困难。全家六口人，哪天不吃饭能行啊。
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姐姐的来信，也没有收到姐姐寄来的钱。但是却收到了北京的大舅寄来的一封信。大意是讲目前北京己有许多遣返人员回去上班了，希望爸爸能与妈妈商量一下，是否先回北京上班来。
看到大舅的来信，爸爸妈妈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决定先回北京去上班。
趁火打劫
我记得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妈妈很早就起来了，摸着黑熬了一锅粥，又叫醒了爸爸。二人匆匆忙忙地吃过早饭，便出发了。
临出门时，妈妈把仅有的１５元钱塞进我手里，悄声说：“照顾好几个弟弟。”我含泪点了点头。妈妈低下头来亲了亲我的额头，又用手掩了一下我的被角，回头看了看我的几个弟弟，与爸爸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家门，迎着呼啸的北风，步行２０余里路，到固安县城去搭乘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
天刚朦朦亮，村中己有早晨拾粪的人在到处转来转去。我和弟弟们己经起床，正要拿起碗来吃早饭。
街门一响，外面闯进来一个人。我认得是本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大队治保主任牛二皮。高大的个子，一脸横肉。
他一进门便杀气腾腾的吼叫：“老东西上北京走了吗？”我看了看脸都吓得变了颜色的几个弟弟，没吭声。心想：明明跟你请的假，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牛二皮走进里屋，看了一眼，回过头来向着我们大声吼叫：“都给我滚远远的！快点！谁也不准回来！我要检查这儿有没有枪支弹药！”我向弟弟使了个眼色，几个弟弟赶紧都躲了出去。
我对治保主任说：“您检查吧！我们这儿什么也都没有，我出去又干什么？”牛二皮听了我说的话，两眼一瞪，朝着我就是一脚，把我踹倒在地，恶狠狠地大声骂道：“少废话！快滚！不许回来看！”
我赶紧爬起来，顾不得再掸身上的土，跳到门外，心想：“你检查为什么偏要我们都出去呢？这里边一定有鬼！”于是趁他不注意时，我又悄悄地来到屋门外边，偷偷地从窗户的缝中向里观看。
只见牛二皮站在炕上，打开装满破烂衣物的木箱，在里面不停地乱翻，一边翻，一边不停地往兜里塞着什么。翻完了两个箱子，又在炕上的角落里乱翻；最后全翻遍了，他失望地站了起来，眼睛却不停地向四处搜寻。
我的心“嘭嘭”地跳了起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又能相信这一切呢？
一个大队治保主任，管治安的干部，趁着家中大人不在，以检查为名，趁火打劫，这又与强盗有什么区别呢？
事后经我检查，他在屋内翻了半天，发现我们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拿起了一些绣花的丝线，而家中仅有的15元活命钱，被我藏在贴身的衣兜里，他又怎能想的到呢？
凡人琐事
我们兄弟四人中，我老大，也只有15岁；老二建民，小我两岁，刚刚小学毕业，13岁便参加劳动，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老三伟民，只有9岁，当时才上二年级，为了不荒废学业，妈妈让他在村中的小学里继续读书；他虽然小，却非常争气，每门功课都是第一名。老四小民只有三岁，当时他叫世民，没想到老家五叔的大儿子与他同名，为了区别，我给起了个名字叫晓民，一则他最小，二则我们全家对他充满了希望，愿他像拂晓的朝阳，如日东升，前途无量。
爸爸妈妈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于是就称他晓民了。由于全家下地无人照料，三弟伟民上学时还要带着三岁的晓民，一边听课，一边还要看护小弟弟。
我出生在１９51年2月6日，旧历那天正好是春节，便给我起个名字叫春生，但村中的人们看我这180公分的大个子，便习惯上叫我大春。
村子中央有一口井，足有十几米深。我借了老叔家一副水桶，到井台去挑水。
初次打水，空桶都压得肩膀生疼，我来到井台上，把水桶放下井去，还没晃两下，水没打上来，水桶却不见了，只见桶底一晃便没影儿了。
我慌忙跑回去告诉爸爸，爸爸去到别人家借来了一根长杆，在上面绑上一个钩子，再到水里去探。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钩上来了，刚离开水面，又掉下去了；这样反复钩了几次，才把桶打捞上来。
我打满了水，挑着摇摇晃晃往家走，没挑上几担水，肩膀就被扁担压红了，一出汗，针扎一样疼，更不敢用手去摸。即使这样，我依然坚持每天去挑水，右肩被压疼了，就换到左肩，这样一点点的锻炼，一段时间下来，我已经能挑着满满的两桶水，健步如飞了。
这天我去挑水，看到有一个老人正在井台上吃力地打水。
我走近一看，原来是老昆爷。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非常瘦弱，头发、鬍子全白了。
他有三个儿子，都已经分家另过，最小的儿子参军去了，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人。家中新盖了四间房，老人在院子里种了一片叶子烟。
由于天旱无雨，老人在打水浇烟。一个斗子相当于两桶水，比一般的水桶大的多。老人吃力地摇着辘轳，每打几下，就要喘一会儿气，看着心中真不是滋味。
我放下水桶，把老人扶在一边，替老人打水浇烟，大约用了一个多小时，老人院里的烟就全浇完了。
我顺便挑了两担水倒进老人的水缸里，老人乐得合不拢嘴，连声道谢。
我很尊重村里的老年人，他们也愿意找我聊天。
那天，老昆爷拿着一根大烟袋，指着电线杆子对我说：“那年我弟弟从涿州回来，说是那里的灯头朝下，我们几个谁也不信，说是头朝下油全洒了怎么点呢？就跟他打赌。当时天色已经晚了，我们走了50里路，到涿州已经是半夜了，大家一看那里的灯全部头朝下，而且不用火点，一下子全输了。谁知这叫电灯呀！”
听了老人的话，我深深地感到农村经济文化的落后，由于许多人终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