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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天雪地
春节期间，同志们全都回家过年去了，只留下我们少数几个人值班。
这天天气很冷，我在前排的宿舍里与同伴下了几盘棋，玩了会儿从屋里走出来，回到我后面的那排房子去。这时我看见有几个小孩，在我宿舍门口转来转去。
这几个小孩篷头垢面的，穿着破棉袄，脏乎乎的棉絮露在外面，肮脏的小黑手从那只剩下半截的棉袄袖子里露出来，脚下拖着两只没有后跟的鞋，鼻子下面两条黄龙，腰间扎着一根破麻绳，活像个小乞丐。
一看到他们那样子，我便想起了自己以前挨饿受冻的样子，我那时恐怕比他们强不了多少。想到这儿，我心中不免酸溜溜的。
看到我走过来，这几个小孩撒腿便跑，最后边那个年龄最小的孩子慌乱之中一个跟头扑倒在地。
我上前把他扶起来，他站起身来却挣扎着要逃走。我和蔼地问他跑什么，他没有回答。
我低头一看，这小孩背的筐子里有几块黑色的石头，我认得是井下的煤矸石。
因为三河煤矿还没有出煤，我们所用的煤都是从山西大同运来的优质煤，单单矿上的浴池每天就要烧４０吨煤呢！
我们宿舍今冬用的取暖煤，就堆放在宿舍前面，每个门口大约有三吨，煤质很好。
这个小孩见我没有恶意，便告诉我说是他爸爸让来的，让来这儿拣点儿煤，家中一点儿烧的都没有了。
这个小孩儿不知道他拣的是石头，不是什么煤。我把这孩子筐中的石头扔掉，对他说：“你在这煤堆上拣点吧；如果不够；让你爸爸再推点儿；别再拣这黑石头了。。”
小孩儿高兴极了，招呼他的小伙伴过来，每人背了一些回家去，并把我的话告诉了他爸爸。
吃过晚饭，我又到前排宿舍去找同志们玩，十点多钟才回来。
走到宿舍门前，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那么大的一堆煤，竟然连一丁点儿也没有了。不知何时，被人推得光光的，露出了长着毛毛草的黑乎乎的地面。
春节到了，呼啸的北风刮了一夜，刮得电线呜呜作响。
早晨起床，一叠被子发现拉不动，仔细一看，北墙从上到下结了一层厚厚的亮晶晶的冰花。被子靠墙的地方被冻在了墙上，冻得很结实，所以拉不动。
我们这些排房是新房，盖了没多久，里面很潮湿。我们这排是最北边的一排，房后面是一片荒地，所以一点遮挡也没有，温度比南边几排要低。
我拿过铁锹来，用一只手抻着被子，另一只手轻轻地用铁锹把被子从墙上铲下来。自己觉得很好笑，由于把煤送了人，竟然自己入了“冻房”。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没有煤，不用生火，更不用担心中煤气。我在这种屋子里住了一冬，增强了身体御寒的能力。不仅如此，我还意外的发现，从那以后，二十多年了，我从来再没有得过感冒。
好事多磨
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到煤矿理发馆去理发。
从浴池到理发馆并不算远，理发室的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不少人在等着理发，由于天气冷风又大，大家缩着脖子站在门外焦急的踱来踱去。
我按规矩排在了队伍最后面。理发室很大，有五个理发员在里面不停地忙碌着。
我在队尾排着，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抬起头来，发现最外边的那个高个子女理发员，不时地抬起头来用眼瞄着我。
我的第六感官很发达，予感到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果然，当最外边的那个姑娘理完一个发，抬起身的时候，她径直走到我的面前，抻了一下我的衣服，盯着我的眼睛，向里边的那个转椅使了个眼色，让我过去理发，但没有说一句话。
我前面那些排队的人们都回过头来，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看着我，我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嫉妒，或者是愤怒和憎恨。我犹豫了一下。
姑娘皱了一下眉，用长睫毛下那双大眼睛瞪了我一下，再次用手抻了一下我的衣袖。由于天气冷风又大，实在有些吃不消，我顺从地走过去，乖乖的坐在椅子上，任她摆布。
她拿过一条白单子来围在我的身上，把单子的两角塞在我的脖子里的时候，故意把她那柔软的小手伸进我的脖子里，在后背上挠了一下，弄得我心猿意马，魂不守舍。
我抬头瞪了她一眼，这小家伙，居然斜着眼目不转睛的看着我，还作了一个怪样。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说我不管怎样最后还要听她的调遣，流露出一股得意之色。
她一边给我理着发，一边悄声细语地对我说，她今年１８岁，姓张。
我的嘴上满是肥皂沫，只是用鼻子哼着表示我知道了。
她极其认真地给我刮脸，理发，我一个人竟然用去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理完了发，我站起身来，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她大大方方地拉了一下我的手，凑到我跟前小声说了一句：“后会有期。”说完还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有些依依不舍的神情。
我向她挥了挥手，走出门去。
春节过后，探亲的人们陆续回来了，带来了许多好消息，最让我激动的是北京正在落实政策，办理遣返人员返京问题。
我不禁喜出望外，立刻请了假回到家中，把消息告诉了爸爸妈妈。爸爸让我带上四瓶上好的香油，去找他单位的杨书记。
我带着香油来到北京找到杨书记，向他提出了要求落实政策返京的问题。杨书记态度非常和蔼可亲，让我耐心地等一下，他要向上级请示批准，我把香油留下先回到了煤矿，打起精神继续上班。
回到三河煤矿的当天晚上，队长找到我，兴致勃勃的对我说：“大个儿，今天你得请客，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是什么好消息？”我迫不及待地问。
“今年上边来了指标，矿工中的转正指标要知识青年优先，而且指标只有一个，咱们这儿的知青就你一个，这难道不是好消息吗？”队长笑着说。
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据我了解，同我一块儿来的伙伴们，有的人又请客又送礼，正在争取这个转正名额呢！
可是我全家人能否办回北京还吉凶未卜，如果我要是转了正，再想回北京可就费劲了。我犹豫了一下，对队长说：“多谢，多谢。可是我想再考虑一下。”
队长听了非常惊讶，连连摇头说：“真没听说过，送到嘴边的肥肉都不吃。”。
不仅是队长，连一块儿干活儿的伙伴们也都认为我办了一件蠢事。可是，他们哪能猜到我的心事呢！
有一天，我到煤矿图书馆去还书。
图书馆离宿舍不远，管理员是一个永清来的漂亮姑娘，长睫毛，大眼睛。挺讨人喜欢的，是个爱说爱笑的女孩儿。
图书馆来还书的人很多，我很想早一点还完了，好早一点儿回去休息。可是我几次把书递过去，这姑娘都不理我。直到馆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她才把书接过去。
当她把我要借的书递过来时，我伸过手去接，可是她却使劲捏着书的一角，不肯松手。我抬头瞪她一眼，可是这姑娘火辣辣的眼光箭一样射过来，嗔怪的说：“难道就不能多呆一会儿吗？干吗那么急着要走？”
说着就把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递过来，让我坐下，又转身把炉台上烤得焦黄酥脆的馒头片拿过来，斜靠在拒台上，用妩媚的眼光看着我，轻轻的“嗯”了一声，把馒头片塞到我的手里。
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坐在椅子上，低着头默默地吃着馒头片，不敢抬头看她那火辣辣的目光，屋子里静极了，只听见那壶水在火炉上吱吱的响。
那姑娘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会儿，突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照着我的肩膀打了一拳，对我说：“瞧你那傻样儿！怎么不说话？我姓董，你叫我小董就行了。”
停了一下又说：“早点儿回去休息吧，明晚上演电影，我在后边等你，早点儿去啊！”
这姑娘真大方，比起来我感到自愧弗如，说起话来干脆利落，下起命令来让你有一种不敢不服从的感觉。
晚上演电影的时候，我悄悄地来到后边。不远处，有一群姑娘在议论着什么。我听见有一个人在小声说：“来了来了，就是他。”又一个人说：“这大个我们见过，是北京知青呢！”又有人说了一句什么，传来一阵笑声。
我正想悄悄溜之大吉，突然有人把一个姑娘猛地推到我的身上，还说了一句：“快过去吧！”
我抱住跌跌撞撞就要摔倒的姑娘，见是小董。她不好意思地挣脱了我的手，前去追打那几个推她的同伴，一边追一边笑骂。
这群疯丫头！
我自知不是对手，趁机赶快逃走了。
我们下班时从井口出来到宿舍有几里路远，大约要走将近半个小时。
早春二月，风还很凉。下班了，我缩着脖子沿着柏油路往回走。
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车铃声。我扭过头一看，只见四辆自行车并列着，一字排开沿着柏油路飞快地骑过来。路本来就不宽，我无处躲避，赶快退到柏油路旁边的土坡上。
四个姑娘大笑着飞驰而过，最边上的那个姑娘梳着两个羊角辫，故意用胳膊撞了我的肩膀一下，过去之后还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哈哈大笑着跑远了。
煤矿的姑娘有名的厉害，我真不敢招惹她们，只得自认倒霉。
在井下，我对放炮时的黄烟很不适应，呛得我不仅流眼泪，还有时肺部咳出一些浓痰。我决定去医院拿点儿药。
医院就在我们宿舍北边，几分钟就到了。诊疗室里非常安静，一个病人也没有。
我走进诊室，向大夫说明情况后，大夫给我开了些药。
这时旁边一位年轻又漂亮的女护士站起来，个子高高的，身材很苗条。她转过头来，我一看，认出就是刚才用胳膊撞我的那个姑娘。她戴着个大口罩，胸前挂着一个牌，上面写了三个字“赵艳玲”。
我从心里有些怵她，想不拿药了，站起身来要走。
可是她早己看出我的心思，肯定早也认出了我，按住我的肩头说：“别动！马上就好，拿完药再走！”
我只得又坐下来，心想：就拿点儿药吧，免得白来一趟。
小护士很快给我包了一些药，我拿了药刚要走，可是小赵却说：“等等！”
我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她手拿着一个注射器，里面已经吸了满满一针管药水，准备要给我打针。
我怕打针疼，连连摇手说不用打了，边说边向外走。
可是没想到这个姑娘好厉害，她一见我要跑，上去一下子就把我的裤子拽下来了，随手就一针。
我感觉屁股上一疼，猛地向前一窜，针头扎在屁股上，可注射器还在她手里，一针管药水全射到了屁股上，顺着裤子往下流。
我在背后的上衣里藏着三本书，被她一拉裤子全掉在地上。
我顾不得去拣书，提着裤子向外跑。
这个小赵护士在后面笑得前仰后合的，大声向我喊：“针头！针头还在上面呢！”
我用手一摸，果然针头还在屁股上面，随手拔出来扔在地上。
小赵上前把书拣起来，看见我已经跑远了，把手放在嘴边向我大声喊：“明天再来打针时再把书还给你！”
老天！我哪里还敢再去打针！也不敢向她去要书啊！
一个月后，我又返回北京去找杨书记，询问我们全家落实政策返京的事办的怎么样了，又带了一些礼物去见他。
杨书记非常和气地招待我坐下，倒了一碗水让我喝，然后不慌不忙地对我说：“我到上级请示了关于你们家返京的这个问题，，上级说根据１９６７年‘３。18’布告精神，在农村安家落了户就不能返回城市。”
犹如晴天霹雳！刹那间我大脑好似挨了当头一棒，变成一片空白。
我们返京的事情这么说肯定是没戏了！
太让人失望了！难道连一点儿希望都没有吗？
我有些不甘心，继续争辩道：“这个布告不就是‘十六条’吗？文革己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用这条政策呢？”
杨书记一边把我带来的礼物放进橱柜里，一边说：“党的政策永远有效，１９６７的政策也是党制定的嘛！”
我看争辩不出什么结果，决定自己亲自去公司询问一下。
我来到公司找到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索师傅，他说杨书记根本就没上这儿来，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我们返京这档子事！
这下我全明白了，正是这个昔日把爸爸赶回老家去的红卫兵头子，他在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进京哪！难怪几个月来毫无进展呢！
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我想到了去找妈妈单位的领导秦厂长。
秦厂长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一提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