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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十万坪的胜利，攻占大庸。之后，继续执行军委南下的指示，逼近沉
陵，从而调动正在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同时也为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
有利条件。
下级党组织有理有据地向上级提出意见，这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原则
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建议与行动，实际上是对“左”的领导一次有力抵
制。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巩固和发
展了两个军团的有生力量，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也
使这两支部队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
也就是在这时，我对于“左”倾领导的中央产生了怀疑。
第十二章湘鄂川黔岁月
1934 年10 月28 日，红二、六军团从四川西阳的南腰界出发，向湘西龙
山、永顺、保靖、桑植地区开进。这一行动惊动了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他
急调龚仁杰、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万余人，进至永顺和保靖方向，企图阻
止我军进入湘西。我军经湖北省来凤县的百户司，向招头寨和龙山前进。将
敌人向北牵动。当敌人进到招头寨南面的贾家寨时，我军即由招头寨突然东
进，乘虚袭占了湘西的永顺县城。
在永顺，我们分析了敌我态势。当时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正在湖南追
击我中央红军；湖北军阀徐源泉的部队，大部分散在鄂西和洞庭湖滨的津市、
澧州；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这一股。该敌虽然数量多于我，但其内部派系林
立，指挥不一，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二、六军团8000 子弟，
都是经过革命战争锻炼出来的战士，加之两军指挥统一，团结一致，群众支
援，我们能够消灭这股敌人。也只有消灭了这个敌人，才能够在湘西打开局
面，站住脚。我们定下了歼灭陈渠珍部的决心。
这时，陈渠珍的追击部队逼近永顺。为迷惑敌人，我们故意示弱，主动
放弃永顺县城，向北撤退。果然，敌误认为我军怯战，就经永顺城向北追。
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于伏击、侧击敌人的地域和时机。第一
次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因敌主力没离开城市，其先头部队易退回固守，便
继续北撤。第二次拟设伏于吊井岩，后又考虑在颗砂和塔卧等地设伏，都因
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人而作罢。最后，我们看准了龙家寨及其东北地区的
地形。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南北长约15 里，东西最宽处为4 里，
谷底平坦，村庄较多，两侧林丰树茂，山势较缓，既利于隐蔽，又利于出击。
于是，就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
贺、任、关率二军团军团部和4 师部署在毛坝附近，我和王震率六军团
分别埋伏在杉木村的东山、北山。11 月6 日下午4 时左右，敌先头部队龚仁
杰、周曼卿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我乘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本队
发起猛烈攻击，二军团从正面猛打敌前卫龚仁杰旅。敌在运动中突然遭我猛
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体系。只两
个钟头，龚仁杰、周燮卿两部就被我们打垮了。
我们乘夜追击。追了10 多里，发现敌杨其昌旅在距龙家寨北5 里左右的
把总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这时，六军团的51 团赶到了。一会儿，二军团
的18 团也来了。18 团团长高力国一来就找到我，要求分配战斗任务。我一
看手上有两个完整的团，就决定消灭杨其昌的部队。杨其昌是贵州军阀，二
期北伐时，他曾任26 师师长，我所在的那个团归26 师指挥（实际上，他并
没有去河南，是由副师长吴仲禧指挥的）。大革命失败后，杨其昌走上了反
共的道路。今天在这里相遇，冤家路窄，我们下决心消灭他。
我把两个团集合，进行战前鼓动，晚九、十点钟开始行动。那一带的地
形前一天我都看过了，河流岔道等心中有数， 18 团更熟悉这一带的地形，
我就令18 团从右侧的干河沟去，攻击敌人的侧面。51 团从正面进攻。 18
团动作很快， 51 团立即从正面发起冲锋。不到两小时，就把敌人大部消灭
了。两支不同建制的部队，战场上临时组合在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
好，我想，这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做得到。18 团团长高力国是位好的同
志，顾全大局，听指挥，可惜在长征途中牺牲了。
第二天，我们一直追击到永顺县城，敌狼狈南窜。这一仗缴枪2000 支，
打垮了长期盘据湘西的军阀陈渠珍。从战略上说，作战方向选得好，敌人主
力都追中央红军去了，湘西敌人较少而战斗力不强，我向湘西进军，正是“避
强击弱”。从战术上说，采取了诱敌上钩的办法。我连日步步撤退，示之以
弱；敌步步前进，将骄兵怠，越来越麻痹。战场选得好，攻击时机也抓得好。
敌刚进入伏击圈，立即出其不意地攻击。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
奋了民心，对我军在湘西的战略展开和在广大区域发动群众十分有力，这一
仗是六军团西征以及与二军团会师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是开辟
新苏区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龙家寨战斗后，省委决定，展开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
两军团主力随后进攻大庸，歼灭了湘西另一支土著军阀朱华生旅一部，并
占领大庸城。部队在大庸稍加休整，即向南打沉陵，因敌凭坚固守，我转向
东，在梧溪河、慈利地区给罗启疆的独立第34 旅以歼灭性的打击，继而占领
桃源，包围常德。一周之后，转向北面，攻下慈利城。
在一两个月时间内，红二、六军团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打垮湘西
地头蛇陈渠珍和蒋介石派来的独立第34 旅，包围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震动
了统治阶级，打乱了蒋介石在湘黔地区追堵截击中央红军的行动。湖南军阀
何键怕我们打长沙，湖北军阀徐源泉怕我们向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
蒋介石和两湖军阀，在中央红军向西急进和二、六军团积极在湘西北活
动的情况下，除已令在江西的26 师增援常德和正在湘西南堵截红军的19 师
兼程北进外，又令正在追击中央红军的16 师和26 师从通道之新厂北调，这
就减轻正在西追的中央红军的压力。我们的行动，是对中央红军的行动的有
力策应。
二、六军团，从11 月中旬打永顺到12 月打开慈利县城，是发展最快的
时期，军队扩大了一倍。我们经常能听到兄弟同参军，姐妹齐入伍；举家共
从戎的感人事迹。我的夫人蹇先佛就是在我们打到慈利时参加红军的。她的
哥哥和姐姐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姐姐先任是湘西第一个女红军；哥哥先
为1928 年秋参加红军，历任警卫营营长、游击梯队参谋长、特委巡视员等职，
1931 年不幸牺牲。红军到慈利时，先佛不满20 岁，小弟先超仅16 岁，他们
已
知道哥哥牺牲的消息，但还是毅然地加入了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小弟
先超也牺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这
样的革命家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二、六军团会师以后，能够很快地建立和发展湘鄂川
黔根据地，有三个原因：
第一、两个军团会合后，领导机关和全体指战员要求
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愿望十分强烈。二军团离开洪湖和
湘鄂西苏区后，两年的游击活动，深感没有根据地是不行
的；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长途行军，虽然几次试图建立
根据地，如在湘南之阳明山、湘西南之城步、绥宁地区，但
都未能实现，整整3 个月，既不能休整，也不能练兵，同
样感受到无根据地之苦。两军会师后，具有共同的理想。加
以贺、任两位主要领导人的德高望重，所以会合之后就能
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完成当时重大的政治任务——配
合中央红军和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而战斗。8000 子弟兵一
条心，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就能一战而胜。
第二、正确选择了战略突击方向和采取机动灵活的作
战方法。我们根据红军传统的作战方法，对统治势力比较
强的方向采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方向采取攻势，两军会合以后，
战略上首先指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而我党又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湘西。在湘西
攻势中，我们改变了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前所采取的以主力对主力、堡垒对
堡垒的机械打法，与敌人打游击战、运动战。
在战术上采取诱敌人毅、怠而歼之的方法，这本是过去在根据地桑件下
运用的战法，我们刚到湘西，还来不及做根据地的工作，敌人就进攻了。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认真分析，认为虽没有根据地那样好的条件，但战役态势
与江西苏区反“围剿”时近似，就大胆地采用了这个战法，结果一举获胜。
龙家寨战斗胜利后，我军立即转为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进攻，打下永顺和
大庸，南逼沉陵，转而东进，战胜罗启疆，攻桃源，围常德，又占慈利。这
个战例，使我认识到，在白区同样可以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法。当然，与根据
地的诱敌深入又不完全相同，例如在白区就不能像在根据地那样坚壁清野，
而坚壁清野正是诱敌深入的重要内容。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时，曾把坚壁
清野和诱敌深入，两句成语并列提出来的。
第三、批判夏曦的错误，明确了政治上的是非。夏曦执行了四中全会的
“左”倾错误，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都受到了重大损失。二军团以前曾发展
到两万人，但到与六军团会合前，只剩下4000 多人了，特别是执行“左”的
肃反路线，错杀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使革命力量严重受挫，
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夏曦是中央派到洪湖苏区的，执行“左”倾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两军
会合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这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思想认识水平不高，
同时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没有从理论上指出错误的实质，所以，也不能从
“左”倾路线中解脱出来（从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来说，也不可能解决“左”
倾路线问题。解决此问题，是遵义会议后）。比如批评夏曦犯了路线错误，
但又说他不执行四中全会决议。本来他就是执行了四中全会路线而犯错误
的，我们反而批评他没有执行，这就没有说服力。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
但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又如我们只从他主持起草的一些文件
中，抓住某些不科学的提法，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消主义的帽子，也使
他接受不了。他说：“我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
取消主义呀！”在组织处理上，把他的领导职务全都撤掉，就更不恰当了。
中央于1935 年3 月31 日来电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
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作的组
织结论是不适合的；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
该处罚这一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担任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
席的职务。
革命者犯错误，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危害的，但对一个人的
功过，应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对夏曦应当从他一生
的革命活动来评价。我认为他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1920 年10 月，毛
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夏曦和郭亮等是第一批人团的，他同毛
泽东、蔡和森、邓中夏、郭亮、李维汉等一起搞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统
一战线工作。后来毛泽东去广东，邓中夏到长率店，夏曦留在湖南活动。他
是湖南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郭亮同享盛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夏
曦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维汉在十多年前，曾同我谈，
在党的初创时期以及大革命时期，夏曦是有影响的革命家。杨尚昆在党的
“七大”上也讲过，夏曦在苏联学习时，开始还和王明作过斗争。他在湘鄂
西苏区所犯的错误，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在批判他
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
我和王震主动请夏曦到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1936 年2 月，我们长征经
过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夏曦积极做当地开明士绅的
统战工作，当他去野马川、七星关地区做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队长席大
明的工作时，得知红军主力要撤出毕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