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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当他去野马川、七星关地区做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队长席大
明的工作时，得知红军主力要撤出毕节，匆忙回返，过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损失。
1935 年初，蒋介石调集6 个纵队，向我建立不到3 个月的湘鄂川黔根据
地发动进攻，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第一次“围剿”。敌人为保障其追击我中央
红军的侧后安全，企图趁我军在湘西立足未稳，迅速将我军孤立、限制和消
灭于湖南湖北的西部边境地区。敌人的战略方针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在军
事上，采取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
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同时收买土匪，加强地主武装，在根据地内
部实施破坏；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断绝我根据地与外界的贸易，禁盐、禁
布匹入苏区。
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制定了作战方
案。军委在得知湘鄂敌人联合作战的计划后，于2 月1 日来电，要求我们“应
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之
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
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
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
军委的提法和过去不大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打电报问中央，中
央就把遵义会议决议摘录电告我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从塔卧
撤退前，贺龙、关向应要我在部队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
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通过传达学习，把运动战、游击
战提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抛弃了“左”的军事原则。两军会师之初，我们
的战略方向和战斗行动，都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确定，实际上也就是游击战、
运动战的方针。遵义会议决议收到后，战略思想更明确了，认识到：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败，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和短促突击的错误，今后战略上
要采取积极防御的原则，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过去那种“搬家”式的行动，避战和不放下包袱不打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
的。这样，我们就自觉地为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
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利用湖南何键和湖北何成睿、徐源泉两个派系步
调不一致，指挥不统一的矛盾，先集中主力打击从湖南方面来的敌人。
3 月，我们发现湖南敌人一部由王村向永顺城前进。六军团去迎击，消
灭了敌人1 个团，取得了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4 月中旬，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顺一带。当时我们的思
想很明确，机动灵活，有机会就打，时机不成熟就转移，在内线没有歼敌可
能，就转到外线去寻找战机。
队伍从中心区向北走了1 天多路，到达桑植县陈家河，发现东面离我们
15 里地新到敌人两三个团。这股敌人是来袭击我们，但动作不灵敏，我们认
为这个敌人不强，可以打。第二天早上占领阵地，我看了一下，那个阵地对
我们很有利。正在这时，敌人向我发起攻击，我们稳住阵地，打退了敌人的
第一线兵力。在敌人刚溃下的时候，抓住时机，突然反击，一直打到敌人阵
地的纵深，两三个钟头就把敌人1 个旅打掉了。
打掉这股敌人，就把情况摸清楚了。驻桑植的敌人是陈耀汉的58 师，我
们打掉了他一个旅，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在驻桑植。我估计，桑植的敌人
会撤退，因为一个师打掉了一半，剩下的势孤力弱，不会继续控制桑植了。
我就同任弼时和贺龙商量；认为桑植城的敌人会向南退往塔卧，以便与那里
的敌人靠近或集中，任弼时和贺龙都赞同我的意见，就由我带两个团去截击。
那时，刚打完仗，队伍都散开了，一下子调不拢，我只调齐了49 团和
51 团，马上出发，走山路，一口气跑了80 多里。走到离桃子溪8 里路的地
方，发现小河里的水有些浑，就问老百姓，他们说，上游刚有大队人马过去。
我判断是桑植的敌人撤退下来了，立即决定打，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少，但估
计最多是一个旅加一个师直属部。他们刚到，而我们是从距桃子溪80 多里的
陈家河赶来的，马上打，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离桃子溪8 里的
岔路上，把两个团展开，一下子冲到敌人的师直属队和前卫团。敌人措手不
及，很快就溃败了，残部退到后山。我军乘胜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八九
点钟，把陈耀汉的师部和另1 个旅也歼灭了。这一仗，战术上是以稍劣势的
兵力击破优势敌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缴获过炮，这次缴获了两门山炮（日
本造的），立即建立了炮兵营。
由于敌58 师的覆灭，震撼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这样我
们就粉碎了敌人的第1 次“围剿”，并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5 月，敌人又增加兵力，集中80 个团对我们进行第2 次“围剿”。这时，
湖北徐源泉的43 师、48 师和谢彬的85 师都来了。湖南敌人虽不积极，但数
量多，3 个正规师（1 师6 个团）加七八个保安团。我们决定采取东守西攻的
方针，在东南对湖南取守势；在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5 月起到8 月
初，3 个月内，我们转到湖北靠贵州边界地区和敌人作战。在忠堡战斗中消
灭了敌41 师师部、师直属队及第121 旅和特务营，俘敌中将纵队司令兼师长
张振汉；8 月初又在板栗园消灭了敌85 师，击毙敌师长谢彬。这样就粉碎了
敌人的第2 次“围剿”。
这里，有必要说说被俘的敌师长张振汉。张振汉是高级军官，我同他接
触与交谈中，知道他早年从军，又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有军事知识又有作
战经验，根据党的政策，对他宽待。不久，我们扩大了红军学校，选调有战
争经验的干部及优秀战士入学，全校有学员800 名，还有个高级班，都是营
以上的干部，全班有七八十人。我以兼校长身份请张振汉到红军学校当战术
教员，并亲自与高级班学员听他讲课。我这样做，一为使张安心，二为使学
员虚心接受正规的军事知识。同时，我们还请了其他有军事技术的几位军官
当教员。有人间，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我认为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
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军事
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至于运用的如何，则取决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
的政治目的，以及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打败仗的人还可以从反面来进行教
育，张振汉就举了他自己同红军打仗，以及军阀混战的战例来说明一些原则。
我这样做，是从自己见到及自己经历的事学到的。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率工
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打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三个团，战争之前，双
方都使用北伐军的典范令。但宜章之战，我军以一个团打败绝对优势的敌人，
歼其大部。使湘南起义的影响，震支中外，既然都是一样的典范令，为
什么一胜一败？那是军队的阶级关系与指挥员素质的不同
（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一九三○年八月文家市之仗，
我纵队（全是新建的农民武装），缴了敌人四挺重机枪，我立即成立重机枪
连；但当时农民武装很少有会用机关枪的，我就使用解放过来的敌方下级军
官和士兵，
（连长就是敌方的中尉排长）。只十多天，由他们教会了不少工农士兵，
打长沙的猴子石之战，该连在战场上就起了作用，不久打吉安也如此。我当
时敢于这样干，是一种感性认识。后来从书本上看到十月革命后，列宁不仅
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来槁工业建设，而且还利用旧军官到高级
指挥和技术学校当教员，也听到过去苏联的留学生讲过。对我是很大的启发
和教育。
1952 年林彪曾在怀仁堂军委会议上攻击我军使用旧军官任教。 1967
年，大野心家江青也叫嚷：“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笑话，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让这些人来当教员”。江青这个不学无术之徒，又
极端狂妄，她和林彪的这些谰言，完全是形而上学，根本不懂得革命事业必
须善于吸收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和一切科学技术成果。我们不杀张振汉，还请
他当教员，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长征时，我们带着他走，到了延安，中央
决定放他回去。后来参加了抗战。我军解放长沙时，他还曾做过一些有益的
工作。建国后任长沙市政协委员和副市长。有次他来北京，谭家述（原六军
团参谋长）请他吃饭，我以老朋友的身份作陪客。我们早已是“一笑涡恩仇”，
这时成为净友了。
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省委决定，主力向东，转为战略进攻，打
到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一带，扩大根据地。那时我们有个很明确的观念，
打了胜仗，马上转入进攻，向新区发展，因为新区更便于打土豪，扩兵和筹
军饷。同时，新区的群众受国民党残酷压迫，愿意当红军，也好扩兵。省委
将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面一摊领导打仗，后面一摊领导地方工作，其
中包括红军学校和留守根据地的18 师。主力向东发展，后方抓紧建党、建军、
建政以及青年、妇女等群众工作，加强根据地内部对敌斗争。这样，前方取
得新的胜利，后方也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六军团产生于湘赣苏区，是朱、毛
红军在井冈山地区时的地方党和游击队发展起来的，三大任务的光荣传统始
终保持着。遵义会议后，这个传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建设中，更加发扬了。
红二、六军团连续粉碎敌人两次“围剿”，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二、
六军团会师时8000 人，刚过一年，即到1935 年10 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
21000 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11 月19 日离开
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从10 月开始敌人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
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6 个纵队，四五十个团，
第二次“围剿”是80 个团，这一次是130 个团。敌人认为前两次“围剿”的
失败，是使用杂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
嫡系为主。如汤恩怕部的88 师、78 师都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26 路
军孙连仲3 个师和樊嵩甫纵队也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
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
的包围圈，同时实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
第二、地形的限制。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湖，北有长江，南有
沅、澧二水，西北是崇山峻岭，粮食困难。敌人利用山水要隘，建筑有战略
作用的碉堡线（纵碉线、横碉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守备，形成重重包围、
严密封锁、内外隔绝的战略格局，对我大兵团的机动极为不利。
第三、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本地封建势力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
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13 县，其中若干
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个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
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钻进洞子里，洞口建碉堡，
洞里又加上些工事，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洞口之敌，
把辣椒点燃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喊话：“你们出来，我们
不杀你们。”这样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1000 多条枪。即便如此，民团地主
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湘西遍地都种鸦片，地主军阀嫌一般收税收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
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卖鸦片中发
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
到湘西，抽鸦片的不只是流氓，很多农民也抽，如果不要，就无兵源。好吧，
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抽鸦片。但军队还
是要戒烟。开始还定量发鸦片。同时讲清道理，然后逐渐减少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