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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抽鸦片。但军队还
是要戒烟。开始还定量发鸦片。同时讲清道理，然后逐渐减少烟量，吃点戒
烟药，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
卫生部长戴镜华研究出来承办的，解放后他任过军委卫生部长、总后勤部副
部长， 1967 年不幸病故。
第四、“左”的社会政策，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
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宫农占人口不到10％，而占有土地却在70％至
80％以上；二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出现过
许多草莽英雄，如汤子谟、周朝武等。为什么有那么多游民？主要是从清朝
未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
不下去，就大批沦为游民、半游民。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
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
“左”倾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分，地主和富农超过10％，实际上是把有些
富裕中农也给划成富农了（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应不到10％）。分配土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
（40％），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杂武装、绿林
会道门武装没有注意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袁任远对此很有意见。他
是湘西慈利人，我军初到湘西，任大庸分区政治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
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1300 多人，还集中了400 多，带来了好多
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
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或
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
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游杂武装，同地主
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
及政令的实行。
军队由于流民大量加入，政治工作没有相应地跟上去，土地革命也尚未
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有成班逃跑的。
如果当时的政策不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
走不可的因素之一。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
有认识到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
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
政策，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
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根据地不巩固是关键问题，敌人不断增兵，形势
当然严重。但如果根据地巩固，加上正确的战略战术，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
但当时我们还不够这些条件，于是决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退出苏区之前，
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
新的根据地，并没有想到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长征到陕北。
第十三章长征
1935 年11 月19 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从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退
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记得出发前，省委及军委分会在桑植讨论过多次，
研究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当时决定到湘黔边，也就是江口、凤凰、石阡、镇
远、黄平那一带。我们分析，那里的敌人薄弱，可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了隐蔽向西突围的战略意图，我们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故意向东南
走。这次撤退，我们吸取了红六军团自己行动的教训，只带一、二天的干粮，
行李简化，轻装前进，行动灵活自如。
从桑植地区向西，有澧水和沉江两道河流障碍。出发前我们考虑过如何
突破敌人这两道封锁线的问题。估计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虽然防守严密，但
我突然行动，易于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就不同了，我军一过澧水，敌人便会
发现我向南，定要加强沉江的戒备。我们只有快速行动，赶在敌人部署尚未
调整完之前，连续突破澧水和沉江。
第一天出发时，我率六军团17 师一部以急行军赶到澧水，抢占渡口。我
们一天行军120 里，当晚就到了澧水边。那天，六军团的主力也走了七、八
十里，我们特意选大山中的小路，虽然难走，但好处是避开了敌机的侦察轰
炸。晚上在张家界外面的村子住下，做饭吃。 1990 年我到湘西，看到张家
界已成了风景旅游区，当年我们从这里过时，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带还有这
样好的风景。
第二天下午四、五点，六军团主力赶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兴隆街地区，
黄昏开始抢渡澧水。直到这时，敌机还未发现我们。前卫团先过去了，后续
部队乘夜过河。对岸至大庸有敌19 师一个团筑碉防守，我们过了河就一直向
西打，半夜打到离城不远处，找到了从大庸城南通沉江北岸洞庭溪的大路。
第二天清早，我们顺这条路向南走70 里宿营，仍没有遇到敌机，真是顺利。
二军团主力21 日上午开始南渡澧水，这时敌机来了，炸得很厉害，部队有些
损失，但很快也都过去了。
22 日，我们急行军125 里，赶到沉江北岸的洞庭溪，找到几条小民船，
过去两个营。这时，敌人的一个营从沅陵来加强洞庭溪的守备。我们正在渡
河，看到敌人乘船来了，就在沅江两岸埋伏起来。等他一到，用重机枪朝船
上打。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这样快就到了沅江，一个营全部缴械。我们在
中央苏区时有个口号，叫作“争取廉价的胜利”。这一仗真是“廉价的胜利”，
没打几颗子弹，就消灭了敌人一个整营，而且顺利地渡过了沉江。
这次突围行动方向选得好，行军路线也选得好，保密好，称得上是得意
之笔，当我站在沉水岸边，看到部队渡江，不禁长叹一声，如释重负。突破
澧水和沉江，这意味着战略计划初步实现了。
过沉江后，继续向东南猛进，直到湘中。我们早就知道湘中是富庶的地
区，到这里一看，新化、淑浦、锡矿山、辰溪这些县，不仅物产丰富，人口
稠密，文化教育也发达。我们原想从这里过一下，看到这样好的条件就打算
停下来，搞块根据地。那时我们都有一种观念，站得稳就站，站不稳就走，
随时可站，随时可走。
我们经过的国民党区域，都是新地区，红军以前没有在这里打过土豪，
统治阶级没有多少对付我们的经验。筹款捐钱较容易；老百姓因受国民党的
压迫，生活痛苦，很多人愿意当兵，我们就在新化、淑浦一带筹款、扩兵。
撤出湘鄂川黔之前，我们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
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的这些精神，
我们认为适合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南渡澧水后，夏曦起草了“抗日反蒋”
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的名义发出。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
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末尾两句是“大
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到新化后，我们大喊“抗日反蒋”的口号。
大革命时期夏曦在湖南有影响，利用他的影响，我们天天开大会，作宣传。
当时国民党报纸上讲：“夏曦、萧克搭台演说。。”夏曦很会做宣传，号召
凡是要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群众踊跃参军，只7 天就扩大了1000 人。王
震带了一支队伍去新化东60 里的锡矿山，三、四天就扩兵两、三百人。那里
是规模不小的矿区，扩的兵多为工人。对于红军来说，能吸收现代产业工人
参加，十分重要。我们把这些工人分到各单位，以增加部队的无产阶级成分。
在湘中停了个把星期。国民党樊嵩甫和李觉纵队从北面压来。我们以一
部兵力钳制李敌，集中主力打樊敌，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樊敌没打倒，李
敌乘虚占了淑浦城，敌人的几个纵队靠到一起，向我围过来。淑浦、新化间
地区已不能停留，我们就放弃在湘中立脚的想法，按原定目标向西走。
经淑浦向西，由绥宁、洪江向北渡沉水，继续向北，便进入了湘黔边广
大地区。国民党几个师追踪而来，为了在湘黔边站稳，六军团就在晃县和芷
江间的便水反击追敌，但战斗打成了消耗战，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在湘黔
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只好放弃。
便水战斗虽打得不理想，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在江口和石阡地区
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在湘鄂川黔苏区担任箝制任务的6 军团18 师53 团及
一部分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掩护主力胜利转移，就由师长张振坤
（抗日战争时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
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到江口与红军主力会合，根据地虽然
丧失，但保存了部队。
我们在石阡、江口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边战
斗边向西走，进至贵阳北60 里札佐镇，歼敌两个营。敌人见我逼贵阳，有北
渡乌江之势，急调堵我之黔敌和追我之湘敌驰援贵阳，郭汝栋和樊嵩甫纵队
则转向遵义地区，郝梦龄部则沿乌江北岸堵截。我即经修文西渡鸭池河，进
入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为大方）、毕节等地区。
离开湘黔边时，我们就打算在贵州省的西部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时军委
也来电报，指示我们“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
地”。到黔、大、毕后，我率红6 军团17 师去遵义西之打鼓新场（现为金沙
县）游击，钳制贵阳方向敌人向西。这时，敌万耀煌部13 师追来，占了大定。
我即率部回师大定，刚到将军山，正遇大定敌人先头部队7 个连向毕节挺进，
敌处在我之侧面及正前，我军立即将敌包围，仅1 个半小时就将敌全部消灭，
制止了敌渡鸭池河后向我急追的不利形势。
战斗结束后，我登上将军山，看到这座山脉横跨大定与毕节间10 余里，
如果控制住将军山，就可形成建立以毕节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东面屏障。
我立即决定控制将军山。在山上做工事，我和大家一道在茅篷中露营，严守
阵地。几天后，敌人两路向我仰攻。我令部队隐藏在工事内，不发出任何声
响，等敌人逼近后，手榴弹一甩，一个反冲锋，敌人溃退，我立即追击到敌
主力展开地带，一下子就缴到了百十支步枪，万余发于弹，得到补充，敌人
短时间不敢再来。
利用山地这个屏障，两军团主力与强大追敌周旋，并对驻威宁之滇军，
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员得到休整。近20
天，补充新兵5000 人。
在毕节，当地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周素园先生与红军交了朋友。周素
园是清朝未年的秀才，在贵阳办报，后来又在北洋政府供职，在袁祖铭的云
贵川总司令部当过秘书长。红军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
“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红军到后，在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
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报告王震和夏曦。他们马上
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说：“我相信
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10 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
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夏曦告
诉他说：“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
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
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时间很短便发展到1000
余人枪。
为了在黔大毕站住脚，我们请周素园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纵队司令孙
渡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
主张告知孙渡，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
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
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
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
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及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
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