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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政府相对立的广东国民政府，于去年7 月宣告成立。国民政府将黄埔
军校校军（名为党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赣、滇、桂等各系部队，统一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支军队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制度建立的，军、师设党代
表和政治部，团、营、连设政治指导员。这是一支不同于中国旧式军队的革
命军。我想要投身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
唯一遗憾的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已经结束。我紧赶慢赶，也没有赶
上。这时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第二期在招生。我看了招生简章，说毕
业后可以当士官，便去报考，并考上了。
宪兵教练所原来直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时，已归并到黄埔军校。
扩大后的黄埔军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还是蒋介石。
宪兵教练所的地址在广州市。所长杭毅，党代表李安定，黄埔一期学生，是
开学以后来的，我只见过他一面。我们第二期分三个大队，我编在第二大队，
队长刘嘉树，湖南益阳人，黄埔一期生；大队党代表贺崇梯。我们大队住在
广州飞来庙。这里设了小造弹厂，每天能造65 口径子弹约万发。庙里又砌了
些房子，全队百十人住在里面。1 队和3 队驻地离我们有里把路，平常很少
见面。
教练所学制4 个月，实际学了5 个多月。学制虽短，学的内容却很多，
也很正规，有6 门课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陆
军礼节”、“内务条令”、“宪兵学”。课程排得很紧，除了课堂讲授外，
大部分时间是实际操练，有队列教练，还有单兵和营以下的战术教练。政治
教学也是很重要的内容，国共两党的一些名人经常来讲演，给我留下较深印
象的是恽代英，讲话极富感染力。
我带着国恨家仇从军，学习的欲望特别强烈，总想在有限的几个月中学
到更多的军事知识。从军前，我读过几本古典兵书，有一些军事基础知识，
因此，对教练所的课程总感到有些“吃不饱”。有一次，我因事到大队长刘
嘉树房里，见到他桌上放着一些书，内有《战术学》、《筑城学》、《交通
学》、《兵器学》，就问他：“我们怎么没有学这些教材？”他说，“这是
黄埔军校的四大教程。”
我就向他借来看。借一本，读一本，送还再借。不管白天上课和操练有
多紧张、劳累，晚上我都要挑灯读书。教程中大部分内容是我从未接触过的，
有些需要中学数理基础知识，由于我在少年时代养成了自学习惯，也学会了
一些自学的方法，因此，还能勉强读懂和领会。到毕业时，我读完了3 本，
只剩一本《交通学》没有读完。这些知识在以后的战争生涯中得益不小。
说到这里，我很感谢刘嘉树大队长。后来，我曾遇到过他，但是在一种
特殊情况下相遇的。
1931 年我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 师师长，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
区的第三次“围剿”，抓了很多俘虏，一天，我到兴国开会，路过一个关押
国民党上高级军官的地方。出于好奇，我想看看是些什么人，就向着守人员
要了一份名单，一看有刘嘉树的名字，便问：“他是哪里人？”看守告诉我：
“是湖南益阳人。”我想，一定是刘大队长了。便进去，一看果然是他，他
也认出我了。被俘前他是国民党韩德勤师的团长，面对当年曾是他的学生，
如今穿红军军装的我，他很不自然。我见他被捆着，就问看守：“是不是都
要捆起来？”看守不置可否。我说，“已经俘虏了，就可以不捆了。”看守
给他松了绑。他揉着被捆麻的双手，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却没有说什么。
我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出来了。
我的部队有个医生，是第二次反“围剿”俘虏的，也是湖南益阳人，此
时正在兴国办事。我问他认不认识刘嘉树，他说认识。我就从自己的零用钱
中拿出一块光洋，让他送给刘嘉树。医生把钱送去，回来告诉我，刘拿到钱，
十分感激，一再表示谢意。我说：“他与我有师生之谊，你知道我们红军的
制度，不分官兵，只发点零用钱，我能做的仅此而已。”据说，后来他家里
把他赎回去了。
1949 年我任弟4 野战军参谋长，一次查看国民党的材料，发现刘嘉树任
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公署主任为程潜）。此时的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而
人民解放军则所向披靡，我们很快打到湖南。在湘西，时任国民党兵团司令
的刘嘉树第二次被我军俘虏。不久，送北京关押。后来我也调北京工作。一
天，有关单位告诉我，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兵团司令打听我。我猜想可能是刘
嘉树，但当时的情况不一样了，我不便过问，也不便去看他，后来怎样，不
得而知。
回想起来，我学军事是从宪兵教练所的学习起步的，刘嘉树引我走进军
事知识的天地。但在战场上，我们始终是敌手。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作为老
师的刘嘉树两次成了我军俘虏，这中间蕴含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与曲折。
开学一个多月后，有个星期天，嘉禾的黄益善到学校来找我。他也到了
广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黄益善是共产党员，但他从未透露，我也不
知道，只是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感到他懂得多，会分析形势。他向我介绍了
由毛泽东主办的这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情况，并对农民运动的意义和作用
大大宣传了一番。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名字。恰在
这时，我从杂志上看到彭湃著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便怀着极大的兴趣阅
读。书中论述的农民求解放的道理，十分透彻，使我抑郁了两三年的胸怀顿
觉豁亮。尤其令我敬佩的是，彭湃出身富豪之家，留过洋，做过官，却抛家
舍业，为农民的解放而奋斗。彭湃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熠熠生辉，成为我人生
的楷模之一。
1926 年3 月20 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
革命军总监蒋介石，借口共产党人李之龙私调“中山”号军舰，违背军令，
突然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领事馆，解除省港罢
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接着又把共产党人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排除出
去。我所在的宪兵教练所也充满了紧张空气。
事件发生后，各种说法都有。蒋介石在他的讲话稿中说，“中山舰事件”
是有人图谋推倒他，所以在接到中山舰无故升火游弋的报告后，就采取了紧
急的严厉措施。还说：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得到了很大利益，但他们还要对
我们
学校（指黄埔军校）采取不友好的动作。还特别谈到共产
党党员的政治教官高语罕。说高公开讲过，要打倒北洋军
阀，还要打倒本校的军阀。本校的军阀是指准呢？
此之前，我对于蒋介石还是很尊敬的。我从报纸上读过蒋的一篇辞职书，
当时国民革命军攻下惠州城，蒋却辞
了第1 军军长的职务，他在辞职书中说：“因兵力扩张，事权增大，诚
有造成新式军阀之可能，故中正惴惴自惧。。特于本月辞去国民革命军第1
军军长职。”读了这篇辞职书，我颇为感动，当时认为他是诚实的革命军人。
但“中
山舰事件”的发生，不正像他自己说的“兵力扩张，事权增大，诚有造
成新式军阀之可能”吗？现在再看蒋介石，其中有不少疑问。
带着这些疑问，星期天，我去中山大学找武惠兄，想了解些情况，正巧
黄益善和萧克允等都在，大家围绕“中山舰事件”，议论纷纷。说“中山舰
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阴谋，目的是利用这一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
左派，并说蒋介石有野心。武惠对蒋是不满的，他和黄益善持相同的观点，
认为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篡夺军权。他一再说：“蒋介石不好，不要听
信他的话。”对这些后，我还是半信半疑。
7 月间，我在宪兵教练所毕业，被分配到总司令部宪兵团当中士班长。
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5 月间，国民革命军第7 军一部和第4 军叶挺独
立团就作为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被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击
败而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6 月，第4 军和第7 军主力也出动了。7
月9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教场举行北代替师大会，蒋介石就任总司令
职并发表演说。我们也参加了大会。
那天的会场上，党政军民大约10 万人，万头攒动，篮旗蔽日，”打倒帝
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穿着灰
布军装，头戴大沿帽的北伐军将士，队伍整齐，威武雄壮。这场面使我感到
了万众一心所产生的排山倒海的力量。
1840 年以来，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和封建势力的蹂躏，一部中
华民族的近代史，是用屈辱和痛苦写成的。人民盼望打倒列强，结束封建军
阀的黑暗统治。如今，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出兵北伐，每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
人对这场战争都不会无动于衷，更何况我们这样一群热血青年。
北伐军出征后，我每天更注意看报，在激动和兴奋中日夜盼望我所在的
部队早日开往前线。
武惠兄在上年冬从中山大学毕业，春天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弟4 军，在政
治部任社会股股长。6、7 月间，他随4 军主力出征湖南，临行前向我告别，
相约北伐前线见。克允兄也随第2 军升往前线。留在广州的我，心早已飞到
硝烟弥漫的北代战场。但是，命运好像故意跟我作对，我所在的宪兵团偏偏
留守广州。真让我憋气。
前线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国民革命第4 军和第7 军与第8 军会合，
打垮了吴佩孚的部队，于7 月11 日胜利进入了长沙，紧接着强渡汩罗，力克
平江，攻克岳州，整个湖南几乎都在北伐车的麾下了。我再也按捺不住了。
离家从军，就是为了征战沙场，报效祖国。前方战事正酣，好男儿岂能安居
于后？于是，我就以请假回家为名，实际是想到湖南追赶北伐部队。那时，
从宪兵教练所新毕业300 多学员，军士多，可以自谋职业，我的报告很快得
到批准。
我又去找刘嘉树，请他帮助开一张免费乘车的证明，便登上开往韶关的
火车。当时粤汉铁路尚未通车，火车只到韶关。我约了两三位朋友徒步经乐
昌、九峰到郴州。
离家已有8 个多月了，走时与父母不辞而别，如今，就要奔赴前线，我
想该见上父母一面，给他们一点安慰。
大约在8 月底9 月初，我回到家乡，见到父母亲，他们自然十分高兴。
母亲忙着给我做这做那；父亲也一改严肃的面目，热情地向我打听北伐军进
军的情况。看来，我们这个小山沟也吹进了革命之风。父亲关心北伐战争，
而且还知道不少北伐军的情况。一次，他同我说，北代军中数第4 军最能打
硬仗，是“铁军”，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从报纸上和人们闲谈中知道的。
我离开广州时，黄益善也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回到了嘉禾。一天，
他来找我，说想到前方丢。我说：“我也正要到前方去，咱们一起走吧！”
我们约定了出发的时间。在家住了约十天，我便同黄益善一起出发去衡阳，
同行的还有蓝山县两个农讲所毕业的学员。
黄益善在衡阳三师读过书，对衡阳很熟悉。到了那里，就带我们去找熟
人，正巧碰到了嘉禾同乡唐朝英。唐在我读师范的时候，当过我一年国文教
员，这时是共产党衡阳区委的负责人，但和黄益善一样，是秘密的。唐朝英
见到我非常高兴，在学校期间他就喜欢我，经常推荐一些进步书刊给我看，
我读的文史兵书他也爱读，当他得知我要去追赶北伐军时，连连点头说：“你
学了军事，应该搞军事运动。”但又说：“你搞农民运动也可以。”他告诉
我，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掀起高潮，搞农运大有可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
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革命还得靠农民。他的话我很赞同，因为彭湃著的《海
陆丰农民运动》，也是这样讲的，我觉得有道理。但我还是想搞军事，便对
唐朝英说：“我先到长沙看看，如赶不上北伐军，就回来跟你搞农运。”唐
朝英听我这样说，也不勉强，就说：“你去吧，什么时候想找我，就来。”
我们到了长沙，这时北伐军已打到武昌城下了。一天。我们在街上走，
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未是宪兵教练所的同学周从颂，我们虽不在一个队，
但彼此熟悉。我问他怎么会来这里？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