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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地区的国民党军抵抗不力，
日军遂进占寿阳、榆次，防守忻口一线的国民党军侧后受到威胁，遂向
晋西南撤退，1 月8 日太原失陷。
敌人占领太原后，八路军是真的“不会退回来”。120 师以管涔山脉为
依托，继续进行敌后游击战争，创建和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这里，西凭
黄河，背靠陕甘宁老根据地；东与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相接；北可威
胁直至控制平绥路和长城要塞，群山起伏，山河交错，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及
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在太原失陷后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
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
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这时期，
刘少奇也在报刊上撰文，说华北已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并说中国几十万
正规军不能抵御日本军队的侵入，但抗日游击战争如果发动起来，就可以战
胜日本侵略军。是年秋冬之间， 120 师在晋西北分兵进行全面建设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及“战总动会”的配合
下，广泛发动群众，使地方政权与人民武装迅速建立起来。这时，除宋（时
轮）支队继续在雁北地区外，由关向应率师政治部大部和教导团700 余人，
组成工作团，分赴晋西北各县；同时， 358 旅在忻具至太原以西、汾离公
路以北地区展开； 359 旅在雁门关、崞县、忻县以西地区展开，发动群众，
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
织游击队和抗战团体。不久，根据地内建立了以赵林为书记、罗贵波为副书
记的晋西北区党委，统一领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党及地方工作。
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战总动会”也来到晋西北。那时，谁都知道，
八路军120 师原来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些事不便于出面，就由“战
总动会”这个统一战线组织来出面。我师把师教导团的近千名干部，分散到
各级“战动会”或国民党地方政权中去做工作，各旅、各团也派出干部，帮
助地方工作。由于“战动会”中的共产党员南汉宸4 程子华等善于运用统一
战线形式发动群众，团结各阶级、阶层，就有利于地方党及地方工作的建立。
晋西北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我在晋西北工作初期，看到晋西北地区广大而党组织不强，除与当地党
的领导同志及总会内的党员多联系外，还与当地国民党长官交朋友。如
与晋西北专员公署专员张隽轩既有工作交往，还常谈国共关系和抗战大局。
他也邀我去给干部讲游击战争。我知道他是山西当权派杨爱源的外
甥，也曾经和我们的秘密工作有联系，就去讲了几次。我在讲演时，
各界都有人来参加听讲。当时讲的题目是“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我
用红军“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十六字诀”等游击战争的
经验，说明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可以把敌人打败、困死。我说红军在第三次
反“围剿”中，我率5 个连，与根据地的群众武装密切配合，采取“坚壁清
野”的办法，在国民党中央军一个3 旅6 团编制的师（李抱冰师）进占东固
时，我们将敌团团围住，内外隔绝。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撤退，说明只要截断
日本侵略军的后勤供应，他们就没有办法。日本军队到中国来，对后勤的依
赖更强，人吃罐头，马带草饼，只要我们持久地坚持游击战争，敌人就难以
坚持下去。
当时阎锡山的骑兵军驻在静乐一带，我们注意团结他们，有时还主动帮
助他们补充兵员。一次我去骑兵军，军长赵承缓集合军官让我给他们讲话，
这就给我在他们军官中进行宣传的一次合法机会。我讲了要团结御侮，共同
抗战，赵承绶自己也在听讲。还有一次，贺龙、南汉宸和我一起到骑兵军军
部，商请赵承绶出兵参战，并让他担任作战指挥，赵承绶谦辞说，还是由你
们指挥，我们配合作战，赵承绶只能如此，因为北伐战争和红军战争有名的
英雄贺龙就在他面前。
又如傅作义的部队，从前线退下来后，减员不少，我们在临县动员了3500
新兵都补充他们。他们过去招兵买马、招降纳叛那套办法，在军阀混战中是
可以的，但要发动广大群众打日本，就要战动总会、牺盟会和我们的民运部
帮助了，对他们做不利于抗战的事，我们也从多种渠道进行制约。比如赵承
绶骑兵军的政治部主任宋震环（后改名宋日昌，解放后在上海工作），是中
共党员，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山西同乡关系，从各方面影响赵。我们有时也
公开同他谈判，减少其消极方面的影响。
通过我们的积极努力，到1937 年底，晋西北根据地县以下的共产党组织
都建立起来了，还普遍成立了工、农、青、妇、儿童等群众组织。部队也有
很大的发展， 120 师由上前线时的3 个团发展到6 个团，由8000 余人发展
到20000 多人；游击队和脱产民兵发展到10000 多人。全师半年多的艰苦奋
斗，为在晋西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8 年2 月下旬，日军的黑田旅团，配属炮兵和骑兵、工兵，加上伪兵
共10000 多人，向晋西北大举进攻。敌人分为三路：一路为千田联队，由朔
县出动，进占宁武、神池后，一股向西，进占保德城；一股南进，向五寨、
岢岚攻击；另一路为竹内联队，由井坪镇出动，先后占领偏关、河曲；第三
路为伪蒙军李守信部约3000 余人，由绥远南犯，占领清水河后，进至偏关与
日军会合。同时，在太（原）汾（阳）公路之敌，亦向西犯，占离石后，进
至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并隔河炮击我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当时在
晋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一见敌人，就节节退避。这时，我120 师主力正在
同蒲路北段进行破击战，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反攻太原、石家庄的行动。在
敌人向根据地进攻的情况下，立即回师迎敌。
敌人来势很猛，连续占领我晋西北根据地的河曲、保德、偏关、神池、
五寨、苛岚和宁武七座县城，压迫我军西渡黄河。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
在敌分散深入以后，集中兵力进行反击。于四月初将河曲、保德、偏关、神
池、五寨、岢岚和宁武等7 座县城，全部光复。
收复7 城的胜利，是对建立不久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一次大的考验。这
次胜利，也是由于我们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和“基本的是游击战，
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在整个战役中，我们既注意集
中兵力打敌一路，又采取了以一部兵力围困敌据点，而以大部兵力及地方游
击队，在敌人交通线上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打击敌人外出部队，逼迫敌
人撤退，为主力创造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机会。
战役过程中，我有时在师部，有时在前线指挥作战。在与日军的作战中，
我还摸索出以打夜战来对付敌人强大火力的办法。如717 团进攻三井之战，
当时敌是一个大队加炮兵中队及工兵，我团2500 人，在三井附近待机。敌人
是午后到的，如果在国内战争时期，就会立即迎击，但此次作战，我稳住不
动，待午夜稍后才攻击，拂晓，将敌全部击溃，歼敌俘敌约300 人，我方也
伤亡250 人。如果不是夜战，伤亡会更大。
战后，我曾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在晋西北与敌人作战的经验》的文章，
发表在1938 年9 月的《解放》周刊上。我在文章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缺点
及敌人的战略、战术特点，总结了我们在晋西北抗战中正规战和游击战的部
分经验。我在文章最后说：“不要将敌我双方战略、战术看作一成不变的模
型，机械的狭隘的运用我们的经验和原则，如果不随时察明敌人战略战术运
用的变迁，都会在现代战争的进程中落伍的。要知道在这大规模的复杂的民
族自卫战争中，无论敌我双方，都会在不断的残酷战争中，吸收世界各国进
步的军事学术，都会在许多新的经验中展开着、补充着现成的原则，成就着
新的原则。我们要随时随地观察敌人战略、战术的运用及其变迁，而定下对
策，要从自己许多新的经验中充实我们的武库，并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地运
用。”今天来看，这是总结军事经验的泛论，反映我当时一些军事观点。
收复七城之后，晋西北根据地局势又稳定了。不久，我因事赴延安。先
到了兴县， 120 师教导团在那里。教导团团长彭绍辉让我给学员讲讲课，
我就讲了在晋西北的作战经验，并与教职员一起，将抗战以来我们进行的游
击战、正规战的基本经验作了一些总结。随后我西渡黄河到陕北，约于7 月
上旬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我去看望正在养伤的林彪。他是3 月初在行军途经山西隰县
时被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伤的，当时他还兼着抗日军政大学校长职务。林彪
对我说，你刚从前方来，给学员们讲讲前方的情况。我答应了，在抗大讲了
一次《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这篇讲稿后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刊登
了。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我列席了会议，从9 月29 日开始，
至11 月6 日结束，共开了一个多月。这次会议，对党在抗战中的基本政策，
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会议内外充满了民主气氛和同志间的亲密情谊，对于我
这个见识不广又是初次参加中央全会的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同
时，也为我即将独立担任领导工作，提高了信心和勇气。
会议快结束时，得悉冀东起义失败，八路军主力退到北平西面的百花山
永定河地区，冀东只留下少量地方武装坚持。军委认为，冀热辽地区是敌人
的远后方，我军的最前线，必须坚持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11 月25 日，
由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联名签发了一个指示，指出，宋（时轮）、邓（华）
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
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
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的
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及军队，没有很镇静的应付那里
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冀热察区的
军事政治环境，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
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因此，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
察挺进军，派我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政
权工作。军政委员会须有地方党及地方军队的领导者参加，名单待我、彭真
到冀察晋后由北方分局提出，交中央批准。并告知，我不日将由延安启程，
经晋西北到晋察冀。指挥机关由延安拨出一部干部，并由贺、关和我负责成
立之。要求宋、邓两纵队目前在平绥路南各择地整训，补充。
12 月初，我与贺龙、关向应、彭真、程子华等一同从延安回到晋西北，
又研究了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的问题。我们从延安出发前，中央调来的一批干
部和从中央党校、抗大毕业的青年约百人，去挺进军工作。
与贺龙同志分手颇有些依依惜别之情。我在南昌起义及二、六军团会师
前军内通报及中外报刊上看到他的革命活动情况，深为敬佩。会师之后，两
军团在研究军事、政治和群众工作，等等，交往甚多，为了便于工作，统一
指挥，他与任弼时、关向应常要我住到二军团。抗战初期我们又在一起工作
一年多，关系是好的。虽然我们在个人性格、作风、爱好有不同，有时还发
生不悦，但在大的方针政策和军事行动是合作得好的。现在还要分开，而且
要离开120 师，对贺及120 师的战友，深有惜别之意。贺龙同志从旧民主主
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
事家、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人，这是我和好些同志都知道的。但在文化大革
命时期，他被林彪、“四人帮”诬陷受折磨，含冤去世。一想到他，至今仍
甚为愤慨和惋惜。
第十五章率挺进军包围北平
1939 年1 月初，正值北国隆冬。我和程世才率领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的近
百名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