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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我力量悬殊，不久我军即被迫撤出。1939 年“青纱帐”时节，挺进军第34
大队又向平北发展，首先进入十三陵地区开辟根据地。但没有站住脚。
这两次行动使我们认识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人增强了后方的统
治，要开辟平北，必须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以及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
战术。我们认为，平北地处伪满和伪蒙境内，紧靠伪华北统治中心北平及日
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张家口、承德，这是开辟平北工作的不利条件。但是，另
一方面，由于这里是伪满、伪蒙疆、伪华北这3 个伪政府统治区的结合部，
我有隙可乘；敌人残酷的奴役，激发了各族人民的仇恨，抗日情绪高涨；此
外，又有平西和冀东人民的斗争相呼应，这是开辟平北的有利条件。我们吸
收江西在土地革命游击战争初期的经验，采取波浪式发展的方式，先发展若
干个小点，由点到面，党政军民一齐上。
1940 年1 月，派钟辉琨率20 多名党政干部和一个连，进到昌平、延庆
之间后五村一带，同原有的一支小游击队会合，很快建立了包括5 个区的昌
（平）延（庆）县政府。此后，继续向怀柔、延庆、赤城、龙关之间的广大
地区发展。经过4 个月的努力，基本站住脚。四、五月间又派第10 团去丰（宁）、
滦（平）、密（云）之间，他们和区党委派去的地方干部密切配合，开展地
方工作和游击战争，也很快站稳了脚。这样，平北的南部十三陵和西部大海
陀及潮白河东部地区就都站稳了。不久，建立了以苏梅为书记的中共平北工
委和以张致祥为专员的平北专署，以及由段苏权任政治部主任的平北军分
区，形成了这个地区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导。这样由点到面互相连接，就扩
大为一块小战略区。
这年六、七月间，又派7 团进入平北，想把东西两大片联起来。但7 团
没有分散作战，不大适应那里的游击环境，这个团是正规团，目标大，很快
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加上根据地新建，物资供应上也发生困难。他们没站住，
不得不撤回平西。这主要是我在思想上只看到平北前段发展较顺利，有急于
求成的情绪。在战术上，一次派出兵力大多，敌人在华北我游击战争的发展
时期已有教训，所以很快警惕，不让我站稳，这是我们在发展中的一个挫折，
也是我军事指导上的一个失策。
7 团退回来并没有影响平北发展的大局。到1941 年，平北主力部队已发
展到2000 多人；在240 个村庄中，发展了2250 名党员，并建立了民兵及工
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从初创的几个小块游击区发展为大块的平北游击根据
地。虽然自1941 年10 月至次年七八月，敌人反复进行残酷的大“扫荡”，
但游击战活动没有中断，根据地还是坚持并基本上巩固了。
在平北地区开辟根据地，是十分困难的。我们采取了独具特色的斗争方
式：第一，党政军民组织的一元化。先派工作团去开展新区工作，工作团有
党、政、军、民和各个方面的人才，统一领导，统一行动，既能打游击，又
能开展地方工作。
第二，先隐蔽发展，再公开。过去军事上一般是先造声势，先声夺人。
但我们力量弱小，刚进入敌占区，如果声势大，则惊动敌人，促其警惕，以
强力对我，这样就不容易发展了。孙子在2500 年前就说过：“毋要正正之旗，
毋击堂堂之阵”；何况我们小的游击武装呢？初进敌占区，采取隐蔽发展之
策，包括熟悉地形、民情、敌情等，站住脚跟，力量慢慢扩大，能对付敌人
进攻再公开。即便公开，领导者个人也不公开；有专员公署，却无公署衙门。
专员既是该地区的行政中心，又是游击队员。
第三，采取逐渐增兵的方法。旧军事典籍上是忌讳这种做法的，但敌后
抗日游击战争不同，特别是进入敌人统治严密的区域，先派出工作团和小部
队，站住脚后，再增加兵力，就像滚雪球一样，力量一点点滚大，敌人就无
可奈何了。
第四，组织形式适应斗争环境。虽有军分区、县大队等称谓，但不用统
一编制，内部组织及人数都要按敌情、地形来规定。小名义可以有大内容；
大名义干的内容也不一定都大。干部常穿便衣，不仅作领导和指挥员，有时
还当侦察员和执行通信任务。
以上这些，都是从斗争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其中有不少与过去的
军事学说不相符，如不造声势，逐渐增兵等，我们都大胆采用了。因为“兵
无常势”，“水无常形”，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善于审势和审机。
冀热察地区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41 年，平西、平北、冀东这三个地区
真正是“三位一体”了，在敌后比较深远的地方形成了三大块互相邻近、人
口达320 万的根据地。1940 年冀中十分区划给挺进军指挥后，北平各郊区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更紧密了。展开地图一看，就显出一个大的近
似椭圆的形势。北平这个千年古都，完全在我八路军包围之中。东为冀东，
西为平西，南为大清河解放区，北为平北抗日根据地。北平的老百姓也能看
出大局，我城工部的干部说：“老百姓说北平被八路军包围了，这里的老百
姓于日寇长期的统治下，对中华民族的希望更殷切了。”根据地的干部知道
这个情况，斗争信心更坚定了。
挺进军为什么有这个成就？我看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执行了中央
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各项方针政策。没有统一战线的政策就不能号召和团结众
多的群众站在我们党周围，更不能团结那些地方的抗日武装、争取“绿林”
队伍和开展敌伪工作。我们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要抗日，就团结他们。由
于政策执行得比较好，反正、起义或掩护我活动的伪军、伪组织，也为数不
少。
冀热察根据地很注意地下党及敌占区的工作。当时，北平、天津的进步
青年学生，在地下交通员的引领下，一批批地来到根据地；我们的干部也可
以到平津去办事或治病。我们用的药品、纸张、电讯器材、服装染料以至某
些武器弹药、小型车床，不仅可以从敌占城镇买到，还能从敌占区运送到根
据地来。我们的宣传品，经常出现在火车里、城门上；连《挺进报》，也被
带进北平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际友人班威廉、林迈可、史平烈等，
就是从北平进入平西根据地去延安、重庆的。美国飞行员奥利混·欣斯德尔，
在山海关附近被我救起时，异常惊讶地说：真想不到这里还有中国军队！
再一条是发展了游击战争为主体的人民战争。在开展游击战中，既注意
平原，也注意山区，平北地区是典型的山地游击战，那里的党政军民都参加
了武装斗争。那时，我文职人员如专员、区长、县长都会搞武装斗争，他们
同八
路军干部一样，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以马辉之为书记的
区党委，在积极领导地方武装斗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各级政权建设，
与敌占区地下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抗日群众组织等方面有很大成就。
那时期，我军在敌后各根据地的斗争都很艰苦，但由
于冀热察地区处于关内与东北的衔接地带，是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敌我
斗争就更加尖锐和残酷。敌人一次一次地进行大“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
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冀东根据地，仅1940 年日军就推行了3 次“治安强
化运动”，有的村子竟被烧10 余次。年初，敌人在烧光鲁家峪后，又血洗潘
家峪，屠杀1300 余人。在平北，划定无人区，烧毁房舍，残杀军民。1940
年秋，日伪军1 万余人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扫荡”，仅怀柔境内，烧毁房
屋2400 多间，死伤人数近千，方圆250 公里沦为无人区。平西中心区在1941
年前， 158 个村庄被烧毁142 个，被杀害的群众达1670 人，被抢走的牲畜
7。2 万头。这里还成了敌人设在北京南苑空军学校的靶场，每年多次“实习”，
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炸成断壁残垣。
尽管环境如此残酷，战斗在这里的军民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平北地区部
队和地方干部，长期搭窝铺，住山洞及长城楼子，与敌人周旋，和万里长城
一样，雄峙云燕。那时候，老百姓背一个兜，随时配合部队转移，打击敌人。
许多人在开辟冀热察根据地的斗争中英勇牺牲了，如白乙化、包森、王仲华、
陈群、刘诚光、刘开绪、张振元、丁振军、王平路、苏林燕、曹致福、节振
国、徐亮、李荣旭、徐智甫、胡瑛、沈爽、边振东等，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每当想起这些同志，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
是的，正是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和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抗战的最后
胜利。
1941 年，党中央作出了精兵简政的决定，鉴于冀热察3 个地区的党政军
组织，都能独立领导各自地区的战争，区党委决定向中央和晋察冀边区领导
机关建议，撤销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机构，以减少层次，缩小目标，减轻
人民的负担，充实基层单位和战斗部队，以利于持久战，经中共北方分局和
晋察冀军区决定，于1942 年春天撤销了区党委和挺进军领导机关，冀热察各
地区按照预定部署，在晋察冀军区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各根据
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造成我们不久对敌伪反攻的优良条件。
第十六章撰写《罗霄军》
抗战初期，我利用战争的间隙写了一部小说，最初定名为《罗霄军》。
一个久历戎马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似不可思议，但我从来没有把这件
事看得那么神秘。我读文学著作，很注意作品的序与后记以及对作品的介绍，
从中受到启发。看到有些作品的题材有自己的生活基础，如托尔斯泰是个退
职大尉，他写《战争与和平》，基本上是一部军事历史小说。我感到自己长
期的戎马生涯，本身就是小说题材的生活基础，我对文学作品的爱好和兴趣，
总想也能用文学的形式把这些表现出来。在学校时，我就爱读文学作品。投
笔从戎后，仍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战争时期，读书不容易，但我还是
利用作战间隙，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如郭沫若的《塔》、《女神》，冰心的
诗集《繁星》、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阿Q 正传》、《呐喊》，以及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集及他的《战争与和平》
等等。有时也自己动手写点。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散文、小故事等，
有些在《湘赣红旗》、《红色湘赣》等报刊上发表；在长征路上，我有时作
一段即兴演讲或吟首诗。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写作打了点基础。
萌发创作小说的念头，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当时我率部队由甘肃镇原进
军陕西三原地区，弄到一本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我一气
读完，书中所描写的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支俄国工农武装在布尔什维克
党的领导下，逐步锻炼成为一支有纪律的革命队伍的故事，与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相似。特别是书中塑造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
象，曾使我激动不已。此后不久，作家马加同我谈起《铁流》，我深有感触
地告诉他：“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
马加不无惋惜地说：“现在中国缺少一部《铁流》。”
是呀，中国有革命战争，但是没有描写革命战争的好作品。我对马加的
看法颇有同感。我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影
响也比他们深远，不仅应该写出中国的《铁流》，而且要写得更真实，我觉
得《铁流》的结构、人物群体的描写等很值得借鉴。《铁流》给我留下的印
象是那样深刻，从而使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们经历过的战争，比《铁流》
里描绘的要丰富、生动，也应该写出一本近似的作品来。
1937 年5 月，我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
上，中央提出准备抗战。会后，我们一行数人在返回部队途中，纵论天下时
局，追思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颇有些心潮起伏意难平的感慨。当时估计对
日抗战有个准备时期，因此，我浮想联翩，觉得中国革命史上，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革命战争，规模宏大情况复杂、尖锐、激烈，在战争史上
并不多见。一曲曲壮歌，一幕幕悲剧，可歌可泣！自己的经历也是丰富多彩，
如果能将这些写出来，用以激励人们的斗志，不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