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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回忆录-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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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多见。一曲曲壮歌,一幕幕悲剧,可歌可泣!自己的经历也是丰富多彩,
如果能将这些写出来,用以激励人们的斗志,不也是一种很好的
抗战准备吗?于是,我就开始了小说《罗霄军》的构思。

搞文学创作是艰难的,战争年代写小说,困难更多,我动笔前对
此有些估计不足。那时候也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罢,思想上没有什么束
缚,想干就干起来了。真到动笔了,“拦路虎”还确实不少。

我多年拿枪,虽然读过一些长篇小说,却没有写过。基本的创作意向有
了,但选择什么作为创作的主题?生活的积淀不少:北伐战争、南昌起义、
井冈山斗争、打长沙、下吉安、反“围剿”、万里长征。。,但创作仍不是


简单记记流水帐。我反复思考着、构思着,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工农
红军为什么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总是紧紧地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我
决定就以此为主题,去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

红军战争时间长,区域宽广,情节复杂,怎样去表现?我想,只能选择
一个地区、一个时期、一个部队的战争场面作中心。选来选去,认为以红军
一个小游击兵团的一次战役行动来创作为好。这个兵团产生于罗霄山脉中
段,我就把书命名为《罗霄军》。题材的时代背景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和福建事变时期。全书以罗霄军一次军事行动为基本线索。书中的人物,以
我熟悉的有代表性的红军指战员为主,也包括敌方的,都典型化。于是,我
就不断地在腹中编排故事情节,形成小说结构,于“七七事变”前不久开始
动笔。

资料缺乏,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没有草稿纸,就用办公纸、书信纸,
颜色不一,大小不等;时间有限,我就利用夜间和可以利用的间隙,因为进
行革命战争是我的神圣任务,而写小说仅仅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平常较少参
加其他娱乐活动,常常把看书、写作当作一种消遣和休息。到卢沟桥枪声响
起,我已试写了几章。不久,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便搁笔了。此后在战争
中时写时停,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相对集中地进行创作,是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当时我率冀热察挺进军在
平西抗日。战争环境里,工作紧张繁忙,除军队建设、反“扫荡”、打仗外,
还要参加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所以,我写作的时间一般都在夜晚,白天躲
飞机也是写作的最佳时间。那时,日寇设在北平的航空学校,以平西作演习
目标,常常来侦察轰炸,有一个时期防空袭成了根据地军民的一件大事。一
到防空袭时,我就搬上小凳子,朝村外的山坡边上一坐,就开始写作了。这
时无论飞机怎样飞来飞去,都影响不了我的思路。

写多了,熟练些了,有时一写就到了午夜,那时年青,少休息一点也没
有什么。有一天晚上我正写得兴起,爱人蹇先佛来了,我竟全然不知,真还
让她有点误会。那时我们住地相距十几里山路,交通不便,十天半月见一次
面还得翻山越岭。她跑了十几里山路,赶到我的住地,一进门便急切地说:
“孩子生病了!”当时,干部的子女一般都寄养在老乡家,我们的第一个孩
子就是寄养在湖南老家,被日寇的细菌武器杀害了。这第二个孩子刚满周岁,
就放在离平西几百里远的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先佛听说孩子生病,心急火
燎地跑来告诉我,但我当时正在写作,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她又大声喊了
一句,我仍旁若无人。她没想到我会这样,生气地扭头便走。

夜黑沉沉,山路阴森森,风吹得呼呼作响。在那战争年代,一个女同志
摸黑走山路,怪可怕的。因她满肚子火气,更由于在长征中有战争和行军经
验,不知害怕,径直往前走。一个人摸黑走回自己的住处。她发誓,以后再
也不理我了。几天后,我来到先佛的住地,她不理我,谈到那天晚上发生的
一切,我才知道这件事。看我脸上惊讶的样子,真使她哭笑不得。

到1939 年10 月,这部40 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终于在平西抗日根据
地宛平县的马栏村完成了,前后花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

我写小说,容易传开。知道的人多了,就来问我,因此,对我形成一种
无形的压力。这又鞭策我下决心进一步把书稿修改好。在随后的四五年中,
我先后作了三次大修改,还有多次小的修改。越改越觉得好些,人们再问我,
也不紧张了。


在晋察冀边区,有位民主人士问我是不是写了一部小说,我不否认,只
是笑着对他说:

“我是中学生学作文呵!”

他说:“中学生是20 岁以下的青年,哪有司令员当学生的?”

我重复着答道:“学习,学习作文。”

当时晋察冀边区的著名新闻工作者邓拓,知道我写小说的事后,也来问
我。因我们常打交道,较熟悉,我就稍详细地同他讲了。他问我能不能给他
看看,我同意了,并请他提意见。这部小说,邓拓算是第一位读者。几天后,
他将原稿退还给我,真给我提了好意见。后来我根据他的意见又作了补充修
改。 1988 年小说出版时,邓拓已在10 年浩劫中离世了。我特地邀请他的
夫人丁一岚出席首发式,以报邓拓的知遇之情。

1944 年夏,我到延安,有一天陈伯达当着我向一位长者说:“他写了一
部长篇小说。。!”我看他的态度略有轻脱,长者听了似在沉思,无多表情
地说:“写文学作品呵。”我有点尴尬地答道:“东施效颦。”然后就相对
无言地过去了。

总之,对我写小说,有的同志因对我的创作意图不理解,颇有微辞,更
多的人则是寄以善意的期望。

完成的小说草稿, 40 余万字,加上几次修改,已是厚厚的一摞。在当
时紧张而剧烈的战争环境里,要把它保管好很是不易。先佛为此极为关注。

后来还有过一段手稿失而复得的小插曲。那是在1945 年9 月,抗日战争
胜利后不久,我同聂荣臻司令员从延安

乘飞机到张家口,先佛在出席党的“七大”后仍留在延安。解放战争爆
发后,她和一批干部从延安去华北,带着几岁的孩子,也带着
这包手槁,赶往承德。那时,没有火车、汽车,天天紧张行军,无论怎样辛
苦劳累,她都亲自把手稿带在身边。一天,到达河北滦平县,
走了一天,又饿又累,便在附近的一个部队驻地休息。她们吃完饭,几个人
就铺床睡下了。真是忙中添乱,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现装手稿的皮包不见
了,心里十分焦急。她深知这是我多年的心血,要是丢了,我会非常难过的。
一定得找回来!她决定找到再走。

当地驻军上下都发动起来帮助找这个皮包,整整找了一天,没有找到踪
影。大家分析,皮包可能丢不了,因为有人以为皮包里装着什么贵重物品,
等看到皮包里全是草稿纸后,大家又那么紧张地寻找,也许会甩出来的。果
然不出所料,就在那天晚上,她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听到外面不远处有人
敲汽油桶的声音,她便警觉地走过去,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这个皮包放在汽
油桶上,但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后来,在1958 年反教条主义及“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中,有人批判这
部小说,有意借此打击我,先佛便感叹他说:“要是当初不找它就好了,省
去了许多麻烦。”我说:

“不一定,在大搞政治运动时,如果我拿不出草槁供批判,他们更会对
我穷追不舍,如果那次没找到,那麻烦更多。”

戎马倥偬中利用业余时间急就的作品,自己虽作过几次修改,但总感到
还太粗糙。一直希望再花点时间把它改好。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是不应该
拿出来示人的。

然而,后来革命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我的本职使我不能为此事再花费


时间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着就是全国解放战争,我从华北转到华中、华
南。全国刚解放,军委又令我主持军队和军事院校的训练和管理工作,不仅
有繁重的事业,而且自己也要提高,参加现代化的军事学习和研究。加之抗
美援朝,形势紧张,以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实在没有时间去修改了。

一放就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1958 年军队批判“教条主
义”的运动中,在我受到错误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时,小说草稿也被拿出来批
判,一部历经21 年劳作的书稿竟也招来横祸。

一天,我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听说你写了一本小说,大家要你拿出
来看看。”我手握听筒,半晌无言以对。多年来,许多人让我把书稿给出版
社,我都没答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曾亲自上门找我,表示要配备最
强的责任编辑把书改好,我也没有应允。因为我是想自己改好后再拿出来。
现在却成了这个局面。我轻声说道:“那只是一个初稿,还没有加工。”

对方的声音低下来,一会儿话筒里又传来对方的声音:“他们说,要的
就是初稿,初稿可以反映你的灵魂。”看来不想拿也得拿。我从书柜中取出
尘封已久的书槁,信手翻看着那布满勾勾画画的文字,心潮起伏难平。索要
手稿,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要找点批判的新材料。但我心胸坦白,我觉得我
就是写得不好,也是写打帝国主义,打国民党反动派呢,就把书稿送去了。

不几天,小说稿被打印出来,但附上了“供批判用”的字样。我理所当
然地要去接受批判。会议期间,我的身体真有点支持不住了。医生建议我住
院,可是没被批准,我只好坚持着。我同先佛商量,生活搞得好点,我要坚
持下去,也要看看斗争的结果。

任何事物常常有两面性,对我的小说的批判,却带来一件顺心的事。我
将草稿交去后,他们为广泛批判,让打字员从头到尾,打得一清二楚,装订
成三册。我这个被批者也“享受”了一套。当时心里挺高兴,如果以前能有
这么个本子多好呀!直到现在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或想到这部书稿,就感
谢打字员,这位打字员是我在军训部工作时期的同事,以前帮我打过不少文
稿,对我的字迹和勾划习惯很熟悉,“供批判用”的手稿,因多次修改,勾
划更加繁乱,经她打出,很少遗漏或错误,更便于阅览,我得到这个“善本”,
就把原来大包手稿送到火炉去了。“文革”时期,造反派算我的老帐,又油
印数百份。这个“供批判用”的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就“出版”了两次,读者
不少。

批判的调门一次比一次高,“帽子”越戴越大。我自己在受批判期间,
也认真读了,看到要增加或删去的地方,也留下了腹稿。

有人说我宣传“战争恐怖论”。我想,估计那是指书中写了敌人飞机炸
弹落下后,有几具肢体不全的血淋淋的尸体。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炸弹不
是玫瑰花,爆炸过后的情景实际比我描写的更惨不忍睹。

有人说我“污蔑劳动人民”。我始终想不出这所指何处。无论从主观还
是客观上,我都把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关怀和帮助看作是胜利的源泉,自信毋
庸置疑。

还有人说我以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自况,借书中人物之口来喊“打倒共产
党”和“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真让人啼笑皆非。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对早已打入冷宫的小说稿《罗霄军》进行
批判,有人说:“老虎早就死了,再打还能打活?”造反派说:“死老虎也
要打”,要以路线斗争的新观点来批判我和这本小说,一时间,大字报铺天


盖地。那个年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向反面转化。“文
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随着“左”的思想逐渐肃清,对我及小说的不公正
批判和不实之辞也随之被推倒。

1971 年林彪叛逃后,我重新为党工作。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把工作做
得更好,对小说的修改还无暇顾及。1985 年底,军事学院撤销,国防大学成
立,我从第一线退下来

后,在先佛、《诗刊》总编辑张志民(抗战时期在平西根据地的战友)、
十多年来与我朝夕共事的秘书张国琦等的鼓励和催促下,在解放军文艺出版
社的支持下,才下决心再来修改这部书稿。

我取出原来的两种版本的批判稿,在他们帮助下修改了。

动笔前,我曾作了这样一副对联用以自勉:

雕虫半世纪,今再操刀,告老不惜老。

戎马六十年,乐得解甲,赋闲再难闲。

我把对联写好后,挂在工作室,开始执笔修改这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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