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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马六十年，乐得解甲，赋闲再难闲。
我把对联写好后，挂在工作室，开始执笔修改这部小说初稿。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原稿。多少年不看了，许多情节都淡忘了，再改起
来的确有些吃力。我就一章一章地记下内容提要，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写出小
传，一点一点地记下自己的修改意见。最后，逐章地进行修改、增删。
战争年代利用业余时间写的东西，我感到明显的不足，就是人物之间的
联系不大贯通。我又重新设计一些新的情节，加强人物之间的联系，适当加
强心理描写。我还对书中关于战斗阵势、战斗进程及战斗场面的描写作了仔
细推敲，力求真实。为了体验当年的真情实感，我还和前述几位同志专门到
南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走了一趟。
对于书中引证的历史资料，我都注意力求准确。哪怕是一句古语，我也
尽力查找到出处，予以校订。就是当年对小说批判时，有些善意、合理的批
评意见，我也没有忘记，在修改中都适当地吸收了。
经过一年多的认真修改，文稿终于付印了，定稿时书名改为《浴血罗霄》。
1988 年八一年建军节前夕小说如期出版。一本小说从开笔到出版，历经51
年，我则从一个29 岁的青年成为80 岁的老人。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1991 年3 月11 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通知我《浴血罗霄》荣获84—88 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我想，这是对作品
本身的肯定，也是对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吧。
这是一方面，在小说出版后，也有令人难忘的故事。那年的春节，原在
国务院农垦部工作的同事王伯强、邱静君夫妇和他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是
我下放到江西云山“五七”干校时期的小朋友）来了。坐下不久，邱说：“今
天来看您有两件事，一为拜年，二为要书。”他们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小说
出版了。
我说：“拜年是中国的风俗，我们互相拜吧！第二件事可以办到。”
我随即去书房取来两部，签名后送给他们。
他们说：“我们不是白要。”
随即打开挂包，我以为他们要给钱，不禁愕然。但他从挂包中取出三册
褪色的书给我，书面上除《罗霄军》三个大字外，还有“供批判用”四字。
落款是某部革命造反总部。我看了以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稍停一会儿，
我向他们说：“这样的东西保留干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得
到这部被批判的书，觉得很宝贵，一直珍藏着，舍不得丢掉！”从这件
事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此书的心情了。我也觉得，
我用了很大精力写这本书，写出的草槁又经多少风波，遇到“十年浩劫”
那种“野火”，也“春风吹又生”了。
第十七章到晋察冀军区
1942 年2 月间，冀热察挺进军和冀热察区党委机构撤销后，我被任命为
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原挺进军所辖平西地区和平北、冀东三个军分区分编
为晋察冀军区的第11、12、13 军分区，由军区直接指挥；原冀热察区党委所
辖的平西、平北、冀东三个地委，改称第11、 12、13 地委、归中共晋察冀
分局直接领导。
晋察冀根据地是平型关大战后，由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 师一部在敌后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的。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已成为拥有北岳（又称冀
西）、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广大地区的大块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于
敌后，誉满中外。
5 月初，我由平西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平山县寨北村，这是
位于太行山区的一个大村庄，有一两百户人家。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
部都设在这里及附近小村，人来人往，显得热闹而又秩序井然。我到后，聂
荣臻司令员还向各兵团和总部发了电报，通报我已到达军区正式履职。
对于这次军队序列的调整，我认为是恰当的。挺进军经过三年苦战，已
实现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的战略任务，形成为冀热察地区抗日
游击战争的高级军事领导机构，这就为晋察冀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创造了重
要条件。撤并机构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发展的结果，平西、平北和冀东
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发展，更促成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的大好局面，敌后根据地更加统一巩固，显示了抗日游击战争
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我为此感到兴奋和鼓舞。
同时，我也为能协助聂荣臻司令员工作而感到高兴。记得长征刚到陕北
时，我第一次见到聂帅，对他说：
“你是我的老长官。”
他很奇怪，说：“我们刚认识啊。”
我说：“我同你虽然没见过面，但久闻你的大名。南昌起义时，我在上
级的通报上看到你是我们师又兼军的党代表。”
他一听，高兴地问：“你在哪个部队？”
我说：“是叶挺部11 军24 师71 团的。”
后来，我到120 师，关向应又告诉我，聂荣臻是有知识的人，先后在法
国、比利时、苏联留学，在苏联还曾与叶挺是同学，这使我对他产生了深深
的敬意。我从晋西北调到冀热察挺进军后，在聂帅领导下工作，虽不经常见
面，有时到军区开会，与他也有接触，觉得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有人曾说过，
聂荣臻不仅能治军，还能治国。晋察冀根据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不仅部队
在前方打得好，后方建设也搞得好，很有秩序。兵工厂、被服厂、白求恩卫
生学校以及边区银行等等，一应俱有。当时，晋察冀已制造出TNT 炸药，这
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是最早的，因聂荣臻早年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
学学过化学，能在技术上和经营上给军工部门以指导。其他如财政、粮食、
民兵等工作都搞得很出色，特别是边区发行的纸币，在战争时期根据地通行，
很有威信，等等。当时，延安的报纸，赞誉晋察冀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我感到，能在聂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到军区时，正是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
期间，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聂荣臻指导冀中区的反“扫荡”斗争。
那时，晋察冀的通信很灵敏，各分区都有电台，我们同冀中军区与各分区的
联系主要是无线电通信。
敌人这次对冀中的“扫荡”是空前残酷的。从5 月1 日开始，由侵华日
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军3 个师团主力和5 个混成旅团
的大部及一部分伪军，共5 万余人，采取所谓“十面出击”、“铁壁合围”
等战术，企图彻底摧毁这个处于华北日伪心脏部位的平原抗日堡垒。敌人先
在边缘地区反复“扫荡”，稳扎稳打，逐步增建据点，形成包围圈，然后步
步向根据地中心压缩。企图把我军和领导机关，诱迫、压缩到中心区歼灭。
从5 月中旬起，敌人陆空协同，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多路进攻，进行合
围。平原交通方便，只要一路与我军接触，其余多路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同时，还建立新的点线，形成所谓的“铁环阵”，使我内外线部队隔绝，不
能互相支援，不便于回旋。但这种阵势，又使我有隙可乘。冀中区部队领导
以小部兵力诱诸路之敌于一处，造成合围的大空隙，主力部队及机关则在群
众的掩护下，从敌人空隙中，先后突出重围。
冀中的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八路军总部于5 月下旬指示，为了长期坚
持冀中，某些地区要改变斗争方式，一部分主力部队，相机转移山地，同时
命令各战略区积极配合。我们及时将总部的指示电告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并
指示所属各军分区向平汉、北宁、正太、平绥沿线积极出击，牵制深入冀中
中心区的敌人。6 月初，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决定，除留下一部分武装坚
持斗争外，机关和部队分别向外转移。一部分部队到北岳区；领导机关率主
力到冀鲁豫区，然后再转到北岳区。
在冀中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外转移后，冀中进入了艰苦的反“清剿”
斗争。这期间，我们曾指示，指导军民转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强调平原
游击战争以武装斗争为主，从冀中报来的情况中，我们了解到，当地群众在
家里挖地洞、垒夹墙，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掩护我军伤病员、零散人员
和地方干部。有的地方武装还利用地道与敌人展开斗争。我和聂荣臻司令员、
唐延杰参谋长一起，对冀中地道斗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在敌据点增多、
敌伪汉好特务不断袭击的情况下，为能与敌坚持斗争和减少自己的损失，自
动创造与开展地道斗争，是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创造，并向其他地区介绍了地
道斗争的作用及斗争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们还提出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武装组织问题。指出武装斗争须与
人民群众的斗争密切联系，武装斗争应是分散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
争。并对民兵、游击队、地区队等武装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领导问题作
了具体规定。由于广大军民的顽强勇敢，也由于斗争方式和指导方法改变，
敌重兵无能为力，疲于应付。冀中根据地的形势得以逐渐好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扬言华北是它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
地”，对晋察冀根据地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进攻，除了“扫荡”以外、更加重
视对边区进行“封锁”和“蚕食”，到处建造封锁沟，制造“无人区”，把
根据地分割成好些块。到1942 年，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已对
边区造成严重威胁，有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堡垒和封锁线，一直伸到我们
鼻子底下。我们派部队去打击敌人，拆毁堡垒，填封锁沟。但敌人与敌伪政
权强迫人民劳役，我们夜里破坏了，白天它又修起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为了粉碎日军的“蚕食”和封锁，扭转根据地不断缩小的被动局面， 1942
年9 月，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驻地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
持，主要研究贯彻
中央关于“敌进我进”的指示。我们在会议上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
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与会同志认为，必须把
反“蚕食”、反“扫荡”斗争联系起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军事、政
治、经济、文化多种力量，组成多条战线的全面对敌斗争。应针对敌人在兵
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弱点，把游击战争发展到“敌后之敌后”
去。地方部队与主力部队都应如此。
我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主要讲反“蚕食”斗争、将“蚕食”与“扫荡”
的关系和反“扫荡”三个方面对根据地的军事斗争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我认
为，敌人“蚕食”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以缓和的、隐蔽的、波浪式的形式逐
渐
向我推进”；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总结几年来速战速胜及进攻根
据地屡遭失败的教训而实行的战略转变。敌人“蚕食”政策在军事上的表现，
是系统的堡垒主义。敌人广泛地构筑沟墙堡垒，并依托这些工事逐步向我地
区推进，由点线的占领逐渐扩大为面的占领。
我在报告中指出，在反“蚕食”斗争中要防止一些错误倾向，如对敌人
“蚕食”政策的严重性认识不够。以为
日寇兵力不足，不可能在广大地区系统地实行其堡垒政策；还有人认为
敌人在我大块根据地上建立几个小小的堡垒，不过九牛一毛；有些地区在敌
“蚕食”尚未严重时，军事上、政策上缺乏具体的研究与认识，不能采取有
效的对策，等等。我提出，华北现时党和军队最艰巨的任务是反“蚕食”斗
争。主要方针是到“敌后之敌后”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把敌后活动与正
面斗争相配合，平原与山地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配合，地方
军与正规军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打破敌人的“蚕食”。
对于敌“蚕食”与“扫荡”的关系，我认为敌人的目的，都是变我根据
地为敌占区。但二者的方法则不同。“蚕食”是以政治斗争为核心，配合军
事的、文化的、经济的各种斗争，采取比较和缓的、隐蔽的方法，以逐渐削
弱我们的力量。但这并不是说敌人不重视军事斗争。大“扫荡”则是组织强
大的军事力量向我进攻，以军事斗争为主，配合其他形式，采取重兵压境，
以多路的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毁灭我根据地。这两种方法虽不同，但并不矛
盾。“蚕食”政策是敌人战略指导的总方针，不断的经济的“蚕食”，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