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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等单位转移到神仙山，先佛也带着孩子到神仙山来既参加反“扫荡”又
照看病人。
神仙山地处沙河、唐河、滹沱河之间，位于阜平城北约60 里。主峰奶奶
尖海拔1800 米，兀立在群山之间，地势险要，日寇历次“扫荡”都不敢轻易
进入。神仙山在军区划分防区时，属三分区防地。我在养病时的警卫都由他
们负责。但这里北邻1 分区，反“扫荡”一开始，一分区第1 团政委亲率一
个连来担任警卫，军区卫生部政委姜齐贤也来了，还有陈其源大夫来负责我
的治病。姜是长征老兵，精通医术又有战争经验，不仅随时指导医生工作，
还同一团熊政委和先佛研究情况，决定行动。我们一行100 多人，组成了一
个小单位，在反“扫荡”中独立行动。
9 月下旬，敌人深入北岳区地区后，除四处“搜剿”外，还以飞机在空
中侦察，发现哪里有我军的踪迹，就进行轰炸，地面部队立即前往合围。沙
河、唐河、滹沱河之间地区，是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军工厂也设在这里。
敌人进入根据地后，主力就朝着这三条河流之间的地区突击。敌主力一部便
闯入了神仙山地区。
三分区政委王平等很关心我的安全，经常向我们通报敌情。一天晚上10
点多钟，王平、黄永胜打电话给我，说敌人将分4 路围攻神仙山，让我当晚
就要离开那里。他们隔一会儿来一个电话，到12 点多敌情完全清楚了。最后
的电话中说，敌人将在拂晓前形成对神仙山的战役包围圈，情况十分紧急，
要我们在拂晓前必须突出去。我当时还发着39 度的高烧，医生、护士提出让
我坐担架走。我说，坐担架走山路很难，行动迟缓，拂晓前出不去；骑骡子
天亮能突出去，还是骑骡子。有关同志考虑我的病情，仍在犹豫。先佛坚决
主张骑骡子，并立即行动。夜暗中，我们从敌诸路分进的间隙中悄悄地插出
外线。侧面一、二里处敌人的哨兵在烤火都能看到。拂晓前，终于顺利地转
移到了安全地带。此次神仙山反扫荡，好在先佛同我在一起，在军事上处于
难下决心的时候，她能也敢负责下决心。好久之后，我曾问她：“敌人包围
神仙山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我骑骡子走？”她从容地说：“正是因为情况
紧张，才叫你骑骡子。否则不仅你出不去，大家也会被你拖住。我看你那天
虽然发高烧，你还挺得住。即便万一从骡子上跌下来，也比被敌人包围好。
我们人多，有办法。过去红军打仗行军，不是也有很多伤病员在马上救护
的？”
我们突围后，保卫神仙山的部队，依山据险，居高临下，以事先布设的
地雷和机枪射击，节节抗击敌人，经过一番苦战，终于将敌人击退。不久，
我们又返回神仙山。
敌人的“扫荡”仍在继续。我的病情不见好转，持续高烧，却始终未能
查出病因。姜齐贤写信给七八里地也正是在反扫荡中的卫生部长殷希鹏，把
我的病情告诉他。殷回信说，根据我的精神状况，看来不要紧，并说我长时
间体温较高，说明我的身体还有抵抗力。姜齐贤接到殷希鹏的信，精神上的
负担大减轻。又立即告诉我。殷过去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又到日本庆应大学
研究病理，学术上很有成就，回国后当医科教授，又任河北医科大学校长，
抗战初在河北参军。姜对殷素有学术上的信任，就按殷的指导思想为我治疗。
我既听医生的话，又以乐观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病，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10 月底， 2000 多日伪军再犯神仙山。我们与当时隐蔽在这里的机关、
学校和群众一起再次转移。途中，为了能随时行动，警卫战士们天天晚上和
衣就寝；马匹每到一处，只卸下马鞍稍休息一下又重新放上。先佛带着四岁
的孩子也在此。她既要照顾孩子和病人，又随时都在注意敌情和我们这个小
单位的行动方向，还要注意和我有关的单位联系。总之，凡与我们这个单位
有关的事宜，她都在注意。有一天，我们刚刚突出包围圈，敌人便在大炮和
飞机的掩护下，蜂拥扑向神仙山。我守山的部队在外围部队配合下，激战两
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到11 月，敌人的“扫荡”已成强弩之末，从11 月中旬起，日伪军的主
力陆续转移到沟线外抢粮，只留下一部分在根据地内，以临时据点为依托，
奔袭、合击我机关、部队，并大肆烧杀破坏，交替掩护撤退。军区指挥部队
乘胜追击，迫敌撤退。到12 月中旬，北岳区反“扫荡”战役胜利结束。就在
此前不久，我几个月来的高烧突然退下去，精神状态更好了，仍留在3 分区
驻地栾头休息。这时，一团政委和步兵连归建了。在几个月的行动中，他们
和三分区部队处处关心我的安全，照顾我的行动，我终生难忘。
北岳区的这次反“扫荡”，取得很大胜利。三个月中，军民共作战5600
多次，毙伤日伪军1。1 万多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反“扫荡”后，北岳区向
察南、雁北伸展：冀中军民在反扫荡时隐蔽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又重新恢
复了，还新建大批抗日村政权；冀东部队在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重
返关内，不仅解放了长城沿线的“无人区”，而且将冀东游击根据地发展成
为更广大的冀热边区。
在3 分区休息了两、三个月后，我的身体渐渐康复。回到军区机关不久，
接中央电报，让我去延安养病、学习，并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4 年4 月间，我从阜平动身去延安。路上要通过3 个游击区，2 分区
司令郭天民同志专门派部队护送。在过同蒲路时，因后面的部队炸铁路，敌
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立即来追击。我们一面抵抗，一面向附近的山上转移，
敌人不知虚实，追到半山坡便退了。我们下山后继续赶路，不久就到了晋西
北吕正操的司令部，住了10 天，又去兴县住了几天，就过了黄河。西北的4
月，天气转暖，冰雪开始融化，黄河上浮动着许多冰凌，我们好不容易乘船
渡过黄河，在绥德休息了两天。红军时期的战友袁任远在那里当专员，派了
一辆汽车将我们送到延安。
到延安后，我住在枣园，一边养病，一边自己学习整风文件。蹇先佛也
是七大代表，与我一起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这时，延安整风的学习高
潮已经过去；所谓的“抢救运动”也过去了，整风运动正进入到最后总结提
高阶段。
1945 年2 月，在延安举行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即华北
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及华北各根据地的负责人，
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本来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工作，但后
来却发展成为对彭德怀的批判。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说彭总领导的百团大战，
是大错误，一是暴露了自己的力量，二是帮助了国民党顽固派。还说了其他
一些错误。我在会上发言，也批评了彭的错误，但没有上纲，并说百团大战
在军事上打得不错，扫除了敌伪许多军事设施，恢复了根据地不少面积，云
云。
散会后，一出会场，有三位同志（内有两位是江西时期的同事）不太高
兴地对我说：今天算是知道你的思想情况了！意思是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势，
落后了。说心里话，我是不愿跟这种形势的。我认为，对人对事应该实事求
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能说违心的话，因为我认为百团大战虽有
缺点，但没有政治性的或严重的军事错误。
1945 年4 月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6 月
11 日闭幕，共开了50 天。我出席了这次大会。“七大”是一次有重要历史
意义的会议，她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
和组织基础。
当时在延安的晋察冀主要领导人有聂荣臻、刘澜涛和我，虽然此时不在
晋察冀根据地，但我始终与在那里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保持着联系。1944 年
夏，我到延安不久，一次和聂荣臻交谈，当时冀中形势好转，冀东部队深入
热南、辽西，发展很快，整个晋察冀军区已有18 个分区，鉴于地区扩大和斗
争形势发展，军区直属单位太多，指挥不便，我们应向中央建议在晋察冀建
立二级军区。他同意了，就向中央建议，中央也很快同意了。
晋察冀军区下面成立了冀中、冀晋、冀察、冀热辽4 个二级军区，并相
应成立四个区党委。冀晋军区以第2、3、4、5 军分区组成，赵尔陆任军区司
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兼冀晋区党委书记；冀察军区以第1、11、12、13 军
分区组成，郭天民任军区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兼冀察区党委书记；冀
中军区以第6、7、8、9、10 军分区组成，杨成武任军区司令员，林铁任政治
委员兼冀中区党委书记；冀热辽军区以第14、15、16、 17、18 军分区组成，
李运昌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兼冀热辽区党委书记。
二级军区和4 个区党委成立后，连续向日伪军展开攻势，使整个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迅猛扩大的新局面。过去一般的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
敌后游击战争很难发展，但晋察冀军区在相持阶段却得到了发展。这说明事
物不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只有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掌握这
种局势，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1945 年8 月，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继1945 年5 月希特勒
投降之后，8 月8 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时我各大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都还
在延安，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由察哈尔、热河向北行动；冀热
辽的部队立刻向辽东、吉林挺进。我们军区在延安的几位领导人得知苏蒙联
军一路将由蒙古直插张北，认为这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互相配合的好机会。8
月10 日，聂荣臻、刘澜涛和我将这一情况电告在晋察冀主持工作的程子华、
耿飚，要他们立即派出部队向张家口。张北方向进攻。他们迅速行动，于8
月底先后夺取和接收了张家口、张北和承德等城市。
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那些天，延安一片欢腾。宝塔山下，延河两岸，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
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记得8 月15 日那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许多人
兴奋得敲打脸盆欢呼，入夜，各窑洞门口都燃起簧火庆祝，八年抗战，艰苦
奋斗，胜利的喜悦难于言表。
日本政府虽然宣布投降了，但日军庞大的武装尚未解
除，仍然盘踞着我国许多城镇和交通要道。蒋介石在美帝
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他一面邀请
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一面调兵遣将，抢占大中城市，并极
力阻挠破坏我抗日军民向日伪军反攻和受降，无理地要我军“原地驻防
待命”。然而，这时国民党军队远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占领的
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
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也只能由我军来担任。日本投降后，根据延
安总部的命令和指示，晋察冀军民向北平、天津、张家口、承德和山海关、
锦州等地发起反攻，并以一部向东北挺进。
为了加强对全面大反攻的领导，8 月18 日，中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
以聂荣臻、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黄敬、赵振声和我为常委，以成仿吾、
李运昌、胡锡奎、刘仁、杜理卿、朱良才、詹才芳、赵尔陆为委员，聂荣臻
为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兼军区
副政治委员，我为军区副司令员。不久，我和聂荣臻等一起重返晋察冀军区，
执行中央赋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任务。
第十八章保卫承德
1945 年9 月9 日，在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去重庆谈判后不久，我
与聂荣臻、刘澜涛、罗瑞卿等搭乘美军到晋察冀接飞行员的飞机，离开延安，
返回晋察冀。同机的有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冈野进，他是准备取道晋察冀回
日本的。
离开延安前，中央召开过一个会，由刘少奇主持。王稼祥、彭德怀，还
有我们晋察冀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会上除了决定成立晋察冀中央分局
外，还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主要任务进行了研究。当时中央决定日
本投降后，我军要尽量多占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特别是东北。晋察冀的
部队已就进占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和热河省会承德，中央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