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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未是宪兵教练所的同学周从颂，我们虽不在一个队，
但彼此熟悉。我问他怎么会来这里？他说，经同学介绍到了补充第五团，这
个团现驻长沙，不久将开往前线。他告诉我，补充团进步青年多，风气好，
团长蒋先云是共产党人。他动员我也到这个团来。
我还是想到武昌去参加第4 军，一来堂兄萧武惠早在那里；二来4 军是
铁军，名气大。我对周从颂说：“我先到武昌去，如找不到我堂兄，马上回
来，你介绍我参加补充团，行不行？”他一口答应，说：“快去快回，我们
就要上前线了。”
我立即乘火车去武昌。到那里，刚好是北代军攻下武昌城的第5 天。我
忙打听4 军政治部驻地，却得知4 军这时已去江西，正在南浔路作战。找不
到堂兄，我又返回长沙。这时大约是10 月中旬。经周从颂介绍，我到补充第
5 团辎重队当了兵器员，经管枪支弹药。
补充第5 团是北伐战争开始后以俘虏兵土为主建立的，团长蒋先云，黄
埔一期生，共产党员，他原是湖南第三师范的学生，曾在湖南水口山做工人
运动，据说，蒋先云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深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但在黄埔
军校出现反共派别时，蒋先云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拒绝了蒋介石的利诱
和拉拢，浩然正气，传为佳话。我到补充团后，没有见到蒋先云团长，听说
他兼任总司令部秘书，跟总司令部一起走，部队由副团长傅维钰率领。傅维
钰也是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安徽人。后来我参加南昌起义，曾见到过他，
当时他任20 军第6 团团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不知去向。后来听说他在上海
一二八抗战时做秘密工作。我所在的辎重队分三个股；粮服股、会计股和兵
器股。我们兵器股没有股长，只有两三个兵器员，由其中一个军衔高的指挥。
我到补充团没有几天，部队向江西方向开拔了，走醴陵、萍乡、高安、
上高，到奉新。这时，北伐军攻打南昌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行军中曾发生了一件事。辎重队的武器、粮服在本队后四、五十里。一
天，快要宿营的时候，因前线战斗紧张，团部命令全团辎重第二天赶到前面
与本队一起走。天快黑
了，又刮风，白天行军60 多里，大家已经疲劳，粮服股高股长派人去执
行通知辎重队的任务。叫这个，这个说夜间不认识路；叫那个，那个又说有
别的事，没有人去。
我目睹这个情景，很是生气：军队岂有不执行命令的道理？但又想，这
支部队新组建，多数人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特别是辎重队，人员比较杂，有
的年纪大了，如粮服股有一个军士已40 多岁；有的在旧军队干了多年，有些
“兵油子”味。
受一种责任感的驱使，我不由自主地进了队部。高股长对我冒然闯进，
并未显出吃惊的样子，相反，期待地问我：“你去怎么样？”我马上回答，
“可以。”他又问：“找得到路吗？”我说，“今天刚走过来的，怎么会找
不到？”我提
出夜间单独走远路，要带个传令兵，另外自己带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辎
重队的蒋铁铸队长刚好进来，马上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和传令兵简单收拾了一下就上路了。月黑风高，寒气袭人。我俩在坑
坑洼洼的土路上疾走。路两旁黑乎乎的树丛中不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不
知是野兽还是什么人。我顾不上细看，心想，反正有枪，遇到袭击就还手。
走到下半夜，到达辎重队的宿营地，找着副队长，把命令交给他。稍微休息
一下，集合的号音就响了。辎重队按团部命令出发追赶前面的部队，我又随
辎重队从原路返回。
这段近五十里的路，我一天一夜走了三趟，大家对此赞许不已，尤其是
蒋队长，称赞我军事素养好，胆子大，又吃苦耐劳。
我们从奉新出发，经乐化到了南昌附近的牛行车站，这时南昌已经攻下。
不久，我们住进城里，高股长把我要到粮服股，同他一起做事。
补充团在南昌住了7、8 天。这中间，北伐军总司令部宣传大队长胡公冕
来接替蒋先云当团长，胡公冕曾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军衔为少将。资深衔高，
不知为何调任补充团的团长。
在南昌期间，补充团从总司令部领了200 支步枪和360 箱子弹。不久，
部队由南昌向浙江方向进军，蒋队长让我负责押运这些武器。我根据行军方
向，雇了两条熟悉鄱阳湖和信江水路的民船，把枪支、子弹装上去，由鄱阳
湖进信江，逆江而上，经贵溪、弋阳、上饶，到玉山。我只带个通信员在船
上，两人枪不离身，晚上停泊，注意与陆上部队联络，保障安全。我想到孙
子说的“军无辎重则亡”的道理，所以非常认真。
到玉山后，船不能再前行了，我又雇请了一些民工，用独轮车推运那些
枪支和子弹。到了浙江常山，有一个司务长阴谋策划兵变被发觉，团里把所
有的武器都收起来，部队就在常山整顿。整顿完开始定职。我到补充团后一
直接军士衔拿薪金，每月20 元。常山定职时，高股长要给我定少尉军衔。由
于我在上高夜间传令押运武器任务的圆满完成，辎重队的人对我有好感，蒋
队长同意给我定少尉。这样，我就破格由军士直接提为少尉军官。
我们从常山出发，继续向杭州前进。但到金华后，不知为什么就不再往
前走了，一住就是二十来天，中间还过了一个春节。
北伐战争开始以来，我千里迢迢追赶北伐军，为的是请缨杀敌。好不容
易赶到前线，却一直在沙场的外围行动。攻打南昌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
停在奉新，等我们开上去，战斗结束了，现在北代军夺取杭州，我们又停在
金华。真弄不懂为什么。
我那时职位低，了解情况不多，心地单纯又充满热情，总以为上了战场
就可以一展壮志豪情。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心急如焚地想上前线时，蒋
介石越来越公开地暴露了反动面目。北伐军打下南昌后，蒋介石突然提出要
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企图以军队控制
党和政府，1927 年3 月6 日，蒋介石指使驻赣新编第1 师诱杀了赣州总工会
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16 日，他从南昌到九江，
又指使青红帮捣毁了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革命阵
营面临分裂的危险。
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驻在金华时，接到了堂兄萧武惠从武昌写来
的信。那时，北伐军的通信保障很好，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标上“探交”两个
字，再写上某某地区某某部队，信就能收到。武惠兄在信中说，他已随第4
军从南浔路回到武昌，说武昌那边好一些，叫我立刻请假到武昌来。
接到武惠兄的信后，我立即向团里请假，决心到“铁军”去。有个姓周
的连副也去湖北，我们一起走从金华返回玉山，经南昌到九江，大约是2 月
底到了武昌。
第三章到“铁军”去
随着北伐战争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大革命的中心也由广东转移
到武汉。1926 年11 月26 日，国民党政治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
到武汉。但由于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成
员从广州至武昌途中需时较多。因此，同年12 月13 日，已经到达武昌的中
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成员，就组成了由宋庆龄、孙科、陈友仁、徐谦、吴玉章、
邓演达、董必武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
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当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
石，在南昌公然扣留途经南昌前往武汉去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人员，企图
以军队控制党和政府的时候，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就酝酿一场旨在
反蒋的“党权运动”。
我到武昌正是“党权运动”将要发动的时候，开始还只是在内部讲，报
纸上没有登，街上贴的大标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我堂兄所在的第4 军政
治部共产党人和左派比较多，反蒋气氛也比较浓。我去找堂兄时，听到他们
都在议论蒋介石，情绪十分激动。
堂兄一见我，便说：“你夹了就好，不能跟蒋介石走，他快要变成军阀
了。”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武惠兄写信让我立即到武昌来，也才知道曾经高喊
革命，严然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的蒋介石，走上背叛国民革命、背叛孙中山遗
志的反动道路了。
不久，“党权运动”由内部转向公可，武汉三镇到处可见反蒋的标语，
报纸上也每天登载反蒋的文章。革命阵营出现了大分化。南京方面不少反对
蒋介石镇压工农运动和不满意其搞军事独裁的革命军官，纷纷脱离蒋介石跑
到武汉方面，我们补充团的两任团长蒋先云、胡公冕（胡在北伐军进到浙江
时期改任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副团长傅维钰等都陆续
到武汉来了。有些受蒋介石排挤的部队，也由南京转到武汉方面，我二哥萧
克允所在的第2 军；还有弟6 军，就是这个时期脱离蒋介石转到武汉的。而
武汉方面一些比较有的军官，则脱离武汉国民政府跑到南京方面，追随蒋介
石去了。
我是从浙江到南昌又转到武汉来的，当然，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对于
政治天平的倾斜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那个时候，转到武汉，本身就表明了一
种政治态度。
武惠兄把我介绍给11 军第24 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11 军是由4 军一部
扩编的， 24 师师长在戴戟走后，就由北伐名将、共产党员叶挺继任。
陈兴霖主任同我谈了两次话，一次是谈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的认识，我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将平时所见所感，结合读过的一些书，实实
在在地谈了自己的理想。陈主任听后，说我思想对路，约定再谈。这次谈话
就涉及到对蒋介石的看法。我刚到武汉时，武惠兄就对我讲蒋介石的政治态
度，原来我对蒋介石是尊敬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由崇拜孙中山转为尊敬
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蒋在统一广东战争和建立广
东革命根据地中有功，对他的尊敬日益上升。“中山舰事件”后，有些降低，
但北伐后又回升；可是，蒋介石例行逆施，叛变革命，我对他的态度就彻底
变了，由尊敬到反对，一直十分痛恨。关于这方面的谈话与陈主任也相投。
不久，陈兴霖把我分配到时挺部71 团3 连当政治指导员。从此，我就成
为铁军的一名成员了。陈兴霖是徐州人，共产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
途中我曾见到过他，起义失败后不知去向。直到前些年，我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工作，在一份材料中，看到有个叫陈子坚的、括号中注着陈兴霖。
我要政协的秘书查询陈兴霖是不是任过铁军24 师政治部主任。他查询后回答
说是，并告诉我，他现在是全国政协文史馆的馆员。后来我的见他，听他讲，
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徐州老家，以后同党失去了联系，在方振武、冯玉祥、杨
虎城的部队里来来往往，认识了共产党人南汉辰。解放后，南任中央人民政
府的人民银行行长，办报纸，就让他去编报，以后又到全国政协工作。
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就病故了。全国政协召开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我去
参加了。陈兴霖的后半生多少有些孤寂、落寞，而北伐战争时期的他却是豪
气勃发的。
我到71 团3 连当指导员不久，部队开始槁“党权运动”，经常开大会。
军里开，师里开，团里也开，有时是军官会，有时是军人大会，记得有一次
全军军官会议，几百人挤在不大的礼堂，军政治部主任徐铭洪主持会议，由
政治部宣传科长屈凌汉演说，内容主要是说党权高于一切，反对蒋介石搞军
事独栽。我至今印象深刻，屈凌汉是大学教授，知识面宽，讲话条理清楚，
对党权运动做了很好的宣传。
那个时期，部队除了搞些军事训练外，政治上就是反蒋。我们连指导员
的任务，便是根据军政治部发的提纲向连队进行宣讲。大约是4 月上旬，我
看到《武汉民国日报》上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写的《请看
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文中揭露了蒋介石在赣州、九江、安庆指使流氓暴徒
捣毁总工会，农民协会，杀害共产党人陈赞贤的暴行。我还记得这样的话：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他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
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