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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华北地区物资集散地，各种机关、团体更多了。我们制定了作战方案，
并报告中央，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看后认为很好，用电话相
告。
又一次紧张而有秩序的备战工作在石家庄市展开了。
我仍以军区补训兵团的机关作为这次作战的指挥机构。同时组成石家庄
市备战指挥部，分设经济、宣传、战争动员、武装治安等各部，市区各机关
团体统一调遣，统一行动，全市军政人员和人民一道投入战斗。为预防不测，
我还把附近的华北军区步兵学校（训练班排长）调来，临时改名教导团，有
战斗兵2000 人，能征惯战，可谓劲旅，布置在石门市北的滹沱河南岸，作宽
大正面布防。
接着，同上一次一样，我们仍然把物资分成五等，逐次疏散。在疏散期
间，狠抓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内部的敌特分子，对那些散布谣言、哄抬物价
等不法行为者进行有力的打击。我因有上次的经验和工作习惯，这次的行动，
比较顺利。
我们刚刚部署完毕，敌军于10 月28 日，在10 余架飞机的掩护下，由保
定出犯。我地方部队和广大民兵在方顺桥、望都和清风店一线阻击，迟滞敌
人的进攻速度。第二天，敌人进占清风店。30 日，敌又以两个师沿铁路线向
唐河北岸的奇连屯等处攻击，冀中第7 纵队英勇抗击，毙伤敌千余人，使敌
人无法越过唐河。这时，我北岳、冀中各分区部队密切配合，在保定以北破
坏铁路、公路和桥梁，民兵则广布地雷，使乘坐汽车的敌35 军两昼夜才从涿
县进到田村铺，还不及我军徒步调动的速度。
与此同时，我们还利用为我控制的敌人通讯设备，开展无声的战斗，配
合军事行动。
敌人收到一些复杂的情报，不敢妄动，只派一部分骑兵南下。骑兵出发
不远，在望都以南的唐河遭到我军的阻击，受了损失。傅作义听说其先头轻
骑遭受袭击，知我军在石家庄已有准备，便按兵不动了。
这个军事成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善于欺骗迷惑敌人，他们达到了孙子
说的“兵者。。弱而示之强。。”的水平。他们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独
立活动，甘当无名英雄，可敬可佩。
对保卫石家庄另一个有力的配合，是以新闻为武器，打击敌人。这场没
有枪声的战斗，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当时，已在河北平山
县西柏坡的毛泽东，得知敌人进攻的消息，决定充分利用广播、报纸等新闻
工具为武器，公开揭露敌人的偷袭阴谋，起“先声夺人”的作用。
1948 年10 月27 日，正当敌人调动集结之际，新华社立即发表一条消息，
报道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消息说：“此间
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备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
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
这则公开发布的消息中还把敌人的兵力部署、企图及行动日期和盘托出，明
确指出：“只要大家事先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
而歼之。”消息中还特别提到：“今年5 月，阎锡山、傅作义曾有合扰石家
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军一师在盂县被
歼，傅军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最后还指出，
此次因蒋介石在北平坐镇，傅作义不敢不动。但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就不怕
敌人的偷袭。
消息发出后，立即见效。当晚，敌49 军军长郑挺锋告傅作义，他收听广
播得知，“匪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所警惕。彼方既有所感，必
须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次日，郑挺锋只得以小部队向南作试探性推进。
10 月30 日，从平绥线南进的我军第二兵团，以三昼夜急行军200 余公
里的速度，突然出现在完县、唐县地区，使敌人为之一震。31 日，新华社又
发表了一篇题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述评。述评在分析了傅作义
偷袭石家庄的背景内幕及其兵力部署，指出其必然归宿之后说，“从这几天
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
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第35 军，蒋介石派的是第16 军，正经涿县南下，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
个青年军208 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
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
蛋了，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这一招又果见效。傅作义闻讯，次日更坚定地放弃了偷袭石家庄的计划，
赶忙收兵回营了。
这一着，真正做到了“先声夺人”；我军采用无声战斗法，正是“兵不
厌诈”，也是孙子兵法讲的“兵者，诡道也”。毛泽东之善于运筹，决胜千
里，为古今兵家制敌之一绝。
第二十二章再办军校
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 1948 年
5 月9 日，中央发出文件，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
成立了华北局、华北军区等机构，同时，中央还提出要创办大党报、大党校、
大军校。两区合并，华北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对于全国的解放战争
极为有利；华北这些机构的组建，为未来新国家的建立打基础，这是中央当
时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
5 月上旬，我正在前线指挥保卫石家庄的战斗，接到军委任命我为华北
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的通知，5 月30 日，石家庄保卫战结束
不久，我即前往设在石家庄西郊南新城村的华北军大就职。华北军大是根据
中央关于办“大军校”的指示组建的，所谓“大军校”，就是将晋冀鲁豫军
区军政大学二分校和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等单位合并。我们当时分析，
组建“大军校”也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打基础。校长政委由军委参谋
长叶剑英兼任，朱良才为副政委，我为副校长。谭家述为教育长，陶汉章为
训练部长，李钟奇为校务部长。
受命之后，我深感肩负任务的重要。红军时期，我作为军事指挥员曾经
两次办教导队，一次办红军学校兼任校长。对治校与治军的关系，有切身体
会。
1928 年3 月。我在湘南起义中组建宜章独立营，这支部队是地地道道的
农民军，既缺乏军事知识，也没有战斗经验，当时办教导队，由我任队长，
将部队中有点文化的青年集中起来训练，训练了一个多月，这些人分到各连
队，在后来的战斗中，都能带领班排圆满地完成任务。特别是在井冈山的“八
日失败”中，红四军29 团几乎全部溃散，只有我带的那个连还保持建制，采
取的办法就是抓住排长、班长，通过他们抓战士。使连队保持整齐不乱，在
旧军事典籍中叫做“层层节制”。我那连为什么能做到“层层节制”？那是
经过教导队训练的排长、班长起了重要作用。
1930 年春，我在红四军1 纵队任参谋长的时候。又办了一次教导队，培
训连、排、班长。当时正是游击战争的紧张时期，我们利用战斗间隙，抓紧
进行军政训练。这年夏天，我被任命为红四军3 纵队司令，这个纵队又是一
支农民军，政治素质好，但军事素养差。这时，我任队长的那个教导队快结
业了，我就向军长林彪提出，把教导队全部调给三纵队。林彪同意了。我立
即把大部分分到各连任职，部队整编不久，就出发打南昌，我们边行军边训
练，两个月后参加打文家市，我纵队俘敌200 余人，缴步枪270 支，重机枪
4 挺，这中间教导队的学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仅在战斗中能身先士
卒，还善于带兵和练兵。部队很快由松散的农民武装变成令行禁止，进退自
如的正规红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而实现的。
1934 年冬，红二、六军团创建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次年夏，我们将从
湘赣苏区带来的红军学校加以扩大，校址设在桑植县城，我以军团长兼任红
校校长。当时从二、六军团各部抽调了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和班长战士800
多人入学。设高级班（训练团、营干部）、普通班（训练连、排、班长）、
指导员班；地方武装干部大队，（训练地方武装干部和游击队长），还设机
关枪、迫击炮班。
红军学校是很有特点的。首先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战争环境，训练时
间短，课程内容少而精，注重演练和实际操作。没有器材，就采用代用品，
如练习破坏敌人电话线，就埋起杆子，拉上草绳子代替电线。战术课，讲完
要领就练习动作。前线打完仗，就派人到学校来介绍战斗情况和战术运用。
政治课，如建立政权、建党、政治工作等，都与当时的实际需要相结合。我
们对教员很尊重，教员的生活照顾从优，伙食有补助。学校负责培养和储存
干部，一旦部队需要，马上派去补充。
这所红军学校，存在时间虽不到一年，却训练了不少骨干。尤其是在桑
植办的最后一期，人数最多，水平也较高，毕业后立即分到部队，不久即开
始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战略转移中，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
都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回想自己亲历的这些办军校的历史，我深深地体会到，打仗靠兵和指挥
官。而一支军队是不是能征善战，关键要看指挥员的军政素质。因此，先教
后战，或边教边战，对于部队的建设和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
也可
以说治军必先治校，治好校才能治好军。
中央决定让我再办军校，我感到与红军时期相比，责任更加重大了，红
军时期，战事频繁，条件艰苦，不可能有较长时间和正规的训练，只有边打
边训，才能应付战争环境。而华北军大建立时期，全国战局正在不断变化，
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大势已经明显了。军校不仅要直接为战争服务，
还要从不久将要建立新中国国防建设着想，为我军未来的正规化的建设培养
人才。
我到华北军大时。叶剑英校长、朱良才副政委等都已先到了。我尊重他
们先到一步的成就，并着手建立和健全各级组织机构。学校设政治、教育、
校务三个大部和校首长办公室，校首长和三大部直接领导各学员大队。同时
学校自上而下成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校党委由叶剑英、我、朱
良才和教育部长谭家述、校办公室主任薛子正、政治部副主任李克如等
6 人组成。叶剑英为党委书记。校党委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叶剑英负责全校总的领导并主管教育。我分管行政，朱良才管党政。6 月11
日，召开全校连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华北军政大学正式成立。7 月1 日，学
校正式开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学校初建，工作很多。主要工作由叶帅负责。我们是助手。根据我在红
军时期的经历和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对几个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并在不同
场合加以强调或提出建议。
第一、要把华北军大办成正规学校，并使其首先成为全军正规化的模范。
这是当时我们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必然要求。正规化，对于我们这支军队来
说是一个新名词。但我认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取得政权后，都会把管理国家
的一套规章制度建立起来，这就是正规化。当时我们在华北已有大部分政权，
因此在这个时候搞正规化也是适宜的。我们过去在战争中办学校，往往是“现
炒现卖”，课程不完备，不系统，现在要办成正规学校，就要制定明确的教
学方针，培训有专门知识的教员队伍，统一教学行政制度，编写成套的教材，
以及制造各种教学用具，等等。
第二、为战争服务。这时解放军节节胜利，不久就要南渡长江，解放全
国，需要大批干部。办正规学校，是从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基础上考虑的，
但当时还在战争中，要及时输送大量干部到前线。因此，办学的宗旨还是为
应付当前战争所急需。
第三、要使教员成为专家，精通一二门专门知识。教员不仅要有“诲人
不倦”的态度，首先要有“学而不厌”的精神，才有本钱去诲人。前述几个
问题，得到大家赞同和支持，并逐渐贯彻到办学校的实践中。
古代有一句军事名言：“以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当时叶剑英把这句
古语加以展开，提出“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