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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敌138 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为我全歼，国民党在湘南的其他部队
退入广西。
衡宝战役共歼敌主力4。7 万余人，是进军中南的大胜利。虽然曾一度被
白崇禧以进为退的临时部署所迷惑，延误了歼敌时间，但由于135 师没有接
到停止命令而深入敌纵深，并奋勇抗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撤退行动；还
由于发现敌人撤退，立即追击，得以将其全面包围，并全部消灭，沉重打击
了白崇禧集团，为尔后进军两广，全歼中南地区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衡宝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和四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
以及广大指战员奋勇作战取得的。在讲这一胜利的时候，不能不说到林彪。
前些年，有人问我，衡宝战役林彪怎么写？我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写。”
当时，他是四野司令员、衡宝战役的指挥者。在战役中，抓住机会消灭白崇
禧的主力，打得对，打得好，他注意抓白崇禧的弱点，以自己的优势兵力和
指挥的灵活性，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善于集中兵力，也谨慎，即便自己处于
优势，也不轻敌，战术上总是以优势对劣势。从战术上集中兵力抓较孤立的
敌人，与军委大包围的指示也没有多少矛盾，在大包围中可以采用战术包围，
如果不注意大包围而专从战术上抓敌人就不好了。初到湖南时，他有这种倾
向，经军委指出后没有看到他有不同意见。衡宝战役，是他指挥的，整个进
军中南也如此。
但在这次进军中，我也看到了林彪的老毛病——过分自尊，仍没有改。
衡宝战役结束时，我情报机关掌握歼敌数目，有两个材料：一个是敌第7 军
全部加46 军之38 师，一个是第7 军全部加38 师1 个团。当时尚未查清，林
彪就向上报告，说歼敌第7 军全部及38 师。几天后发现敌38 师仍在全县附
近，但他不更正。我认为，林彪在战果未查明前，夸大战果以邀功；查明之
后，又不改正以保面子，大不老实！
对于林彪，我比较了解。从井冈山起，我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他
都是我的直接上级。我还先后两次当过他的参谋长，第一次是1929 年，林任
红4 军1 纵队司令，是年秋，我由他属下的第2 支队长调任纵队参谋长；第
二次就是这次进军中南，他是四野司令员，我又当了近一年的参谋长。有人
说我到四野是林彪点名要的，我不清楚。有的说我后来调到北京，又是林彪
把我挤走的，我也不清楚，反正都是军委的命令。我从入党以来，担任任何
工作，都是党和行政安排，长期如此，形成一个观念，我是为党工作。从自
己的性格来说，也不屑为个人驱策。
当林彪还在革命阵营的时候，我认为他政治上开朗，有军事指挥才能；
同时也感到他有两个缺点“一是过分自尊，二是不大容人，性格上偏于沉默
寡言，城府很深。”自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他以“紧跟”自居，有些人
便认为他一贯正确。
在进军中南过程中，我和林彪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上、业务上对我是
信任的，但也有过一次争议。那是在1949 年6 月中旬，我们同到汉口。有一
天，林彪同我谈中南地区的工作重心问题。他说中南地区几年之内应以农村
工作为中心，并说了若干理由。我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因为中央在七届二中
全会上已经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我也讲了些理由，但
林彪听不进去。过几天，他便在中南局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提法。7 月1 日，
他又在武汉地区纪念党的28 周年大会上大讲了一通。次日，《长江日报》就
将他的讲话全文刊登了。听说当时他将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表示可以
按照自己所设计的几个步骤去布置城乡工作。
1950 年2 月，邓子恢从北京回来，在华中局传达中央意见，中央认为华
中局去年夏天那个口号（即中南地区以农村为中心）与中央精神不衔接，要
华中局自己讲一下，否则中央要讲话，因为“你们登了报”的。我在会上发
言，中心是同意中央的意见，还讲了我的看法。但林彪在两天的讨论中含糊
其辞，对中央的指示不置可否，却说我“否定一切”，从此产生嫌隙，耿耿
于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无端或夸大其辞，加以指责。1952 年冬对改变
全军军训计划的批评， 1958 年军队开展所谓的反教条主义，庐山会议后的
所谓批“右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超乎常情地对我进行指责。
以他的当时的地位和影响，那种指责对我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
始终认为自己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即便被无端指责，也泰然处之。当然，
也无可奈何。
我同林彪共事多次，知道他的个人尊严很重。在革命游击战争时期，军
队的民主作风好，同事问即便上下级也可以互相批评，可以争论。在当时对
这种方式是无人非议的，林彪也如此。但他成为一方重寄后，名望大了，地
位高了，自尊也更严重了。他把自己的缺点推向极端，就不习惯于过去那种
党内生活了，但我还是用老习惯同他打交道，他不能容忍，这是我始料所不
及的。
解放以后，由于党的“左”倾错误，他从政治上的投机心理和个人野心
出发，大搞个人崇拜，把领袖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从而扶摇直上，
成为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利令智昏，直到仓皇出逃，暴死沙漠。想到他的
过去，难免慨然；看到他的晚年，不禁发指。至于他为什么走到如此地步，
人们可以从他的经历和思想意识，以及党内倾向和人际关系去思考。
在衡宝战役进行中间，我东路军第4、第15 兵团也挥戈南下，挺进广东。
10 月14 日， 15 兵团一部解放了南部
名城——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头目李宗仁仓皇逃往昆
明。广州战役结束后，全军立即进行广西战役的准备工作。
退入广西的白崇德集团，虽大败于衡主战线，但仍然
纠集了5 个兵团12 个军约15 万人，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部，
总兵力近20 万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
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妄图负隅西南小半壁。
四野总部综合各方面情况，认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一触退逃，欲求
全歼，关键仍是取大迂回，切断敌人后路，尤须注意他们逃往云南或其他地
方的道路。我们拟定了具体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军委在批复时要求第
4 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
当四野各路大军进军广西时，白崇禧还想利用他们在广西的特殊关系，
以其主力第7 军、48 军、126 军南下博白、郁林、岑溪，发动所谓“南线攻
势”，企图在余汉谋残部的配合下，再图一逞。这是他在1929 年和1936 年
军阀混战中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敌人的“南线攻势”正利于我打歼灭战。四野总部根据军委的指示重新
进行部署，令第4 兵团及第15 兵团的43 军迅速进入罗定、信宜、茂名、化
县、廉江一线，阻敌南下并相机歼灭该敌；以第12 兵团及第13 兵团的39
军分路南下，击敌侧背，配合南线作战；令第38 军继续挺进百色，抄敌后路。
11 月24 日，白崇禧桂系两个军向初到博白之第4 兵团进攻。我军坚守
阵地，敌攻击不利，进退两难。我在博白北面和东北面部队日益靠近，正面
乘势反击，其他部队同时行动，经3 日激战，将敌击溃，乘胜猛追。于30
日围歼敌第3 兵团于博白地区，敌兵团司令张涂彼俘。
与此同时，四野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昼夜兼程，不让溃退的敌
人和当地国民党驻军与党政人员，得到喘息收容与准备逃走的机会，有的部
队一直追到南宁。国民党近20 万军队在半个月中绝大部分被歼，只有两万余
人逃入越南。“小诸葛”白崇禧，把赌本输掉了，只好从他经营了20 多年的
老巢落荒而逃。这是一切反人民的军阀的必然结果。广西全境解放，实现了
中央军委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广西战役结束后，四野又组成了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兵团，由第15
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经过两个多月的教育与训练，在思
想和物质上做好了渡海作战的充分准备。1950 年4 月，渡海作战兵团在琼崖
纵队的配合与接应下，以木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为航渡工具，突破敌由
陆海空军组成的“立体防御”，越过琼州海峡，登上宝岛，横扫残敌，直奔
天涯海角。1950 年5 月1 日，海南岛全境解放。
四野进军中南，前后15 十月，先后进行了6 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
中南境内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诸部共43 万人，解放了湘、鄂、赣、粤、
桂5 省，取得胜利的主要经验是：第一，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
正确的战略决策，即军委指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但在一定时机，
也注意战术包围，不失时机歼灭敌人。第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如果没有
群众的支援，没有地方党委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的配合，要想以较小的代价和
不长的时间取得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与过
去的陆地作战有许多不同，由于有琼崖人民武装的接应，就比较顺利的完成
了作战任务。第三，认真掌握政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四野进军中南，
有两起在政治上、战略上影响很大的和平起义，就是党善于统一战线政策的
结果。第四，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战役、战术发挥了灵活性、顽强性，攻
击勇猛，追击迅速，善于战场包围等等。这和其他野战军一样，都有可贵的
经验。
第二十四章主持全军训练工作
1949 年底，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我在衡阳碰到了刚从北京来的黄克诚。
一见面，他对我说：
“老萧，你可能要调动工作。”
我问他：“调到哪里？”
他说：“一是到军训部；一是到英国去。”
在此之前，我曾听有人说，新中国建立后，要往各个国家派大使，英国
是世界上最老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派人去。
我问黄克诚：“究竟去哪儿呢？”
他说：“朱老总属意于你去军训部。”
从个人心愿讲，我还是希望留在国内，留在军队。作为一个老兵，毕竟
对军队、对军事工作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向往之情。
1950 年3、4 月之交，我在汉口正式接到通知，调我到军委军训部任部
长。
林彪夫妇在东湖为我和先佛送行。林彪平时言语不多，也很少流露感情。
那天，他说了些勉励的话。我到四野近一年，一直处于大进军作战中，军事
上和林彪配合得不错，看得出他是比较满意的。
那个时代，全党“一盘棋”、全军“一盘棋”的思想很明确，我接到通
知后很炔就动身了。大约在4 月初，来到北京。
4 月的北京，春意浓浓。迎春花开着，柳树泛着嫩嫩的绿色。建国伊始，
万象更新，街上的行人都显得朝气蓬勃，让人觉着兴奋、开心。
调四野前，我在华北军区工作，华北军区司令部此时驻在庆王府。这是
一座很大的院落，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司令部的人多数是我熟悉的战友，
我们相见，非常高兴，当得知我调任军训部长时，主要负责人表示，有困难
尽管找他们，即一定帮助之意。
我在华北军区司令部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总参谋部报到。总参谋长
徐向前当时正在养病，由聂荣臻代理总长。聂帅是我的老领导，南昌起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在一起工作。聂帅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
“你来得正好。军队建设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折，百业待举，担子很重啊。”
我说：“我想早点到军训部上班。”
聂帅笑起来，说：“你以为军训部在哪里啊？就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
手上。”
这时我才知道，任命我当部长的那个军训部，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
没有办公地方，没有工作人员，一切都没有。
担子确实很重。
不久，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朱德总司令、
聂荣臻代总长和我，一起研究军训部的工作。周副主席说，各个国家都有很
健全的军训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国民党也有个训练
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的逐步减少，今后军队将以训练为主，
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
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