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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刘伯承等都是这个思想。我听朱老总多次这样讲：“过去我们没有
条件学习，而国民党则不同，他们有条件，很多人经过正规学习，有理论、
有知识、懂技术，我们要利用他们来教学。”刘伯承也讲过：“旧军人经过
改造，就可以来教我们，因为军事原则，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
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大体是相同的、一致的。”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51 年1 月15 日，南京军事学院开学了。学员是
由总干部部负责招收的，由军委批准。我军一些著名的将领像陈锡联、杨得
志、许世友、陈再道、杨勇等，当时都是第一期的学员。军事学院的学习正
规、严格，学员不论职务多高，一律按统一要求，过紧张的集体生活，按规
定的教材上课，参加考试。有一些老干部适应不了这种严格的学习生活，他
们从游击战争的环境过来，习惯于带兵打仗，坐不住，特别是到考试便叫苦。
他们向刘伯承院长反映，说这样学下去受不了。刘伯承院长很幽默他说：“天
底下只有饿死的，没有学习学死的。”他们都照刘伯承的指导，继续努力学
习，也学好了。
从思想上说，这些同志倒不是怕苦，长征那么苦都走过来了，学习上的
这点苦怕什么？主要原因还是过去战争的生活习惯没有转变过来，对学习的
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骄傲情绪作怪，认为过去没有学习，也打了胜仗嘛！
这种想法在当时比较普遍。
我认为，军官必须要有知识，高级军官，知识要更高些。古今中外那些
有影响的军事将领，都是有知识的，孙子如没有知识如何写得出千古不朽的
兵书？蔡松波（蔡锷）如没有知识，又如何编得出曾胡治兵语录？凭经验能
不能打胜仗呢？能，但不会总能。经验毕竟是有限的，不自觉的，比如，不
懂得电子的使用，又如何能指挥现代战争？所以，我始终认为，军队干部必
须学习，要成为有知识的人。当时，我们军训部配合军事学院，针对有的干
部不爱学习的思想障碍，做了一些工作，慢慢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习空气。
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十分重
视干部的学习。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学习就不要当
军事干部。这也使全党全军学习蔚然成风。
在筹建军事学院的同时，军训部还抓了全军其他各级各类院校的组织工
作。建国初期，我曾对全军院校排队，发现陆、海、空军和防空军都有院校，
陆军中的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也有院校，只有化学兵没有
院校。我认为化学兵是个重要的兵种，在现代战争中不能缺少，而当时又特
别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就向军委建议组建化学兵学校。
组建一个学校首先要选校长，我马上想到了张乃庚。张是北京某大学化
学系的高材生，抗战初期到晋察冀参军，当过教导队队长，团政委、旅政治
部主任和副政委。我向聂荣臻代总长建议，聂也知道这位同志，我一说他就
同意了，我便给总理写报告。很快，报告转到主席那里。 1950 年11 月29
日，毛主席批准了我的报告，又过了一个多月，化学兵学校在四川江津成立，
以后迁到北京的南口。
随着部队正规化训练的全面展开，军事院校也不断发展，各大区、各军
兵种还要创办各类院校。为了统一规划，我组织军训部的同志分赴各大区，
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认真调查，对院校的数量和分布进行科学论证。当时我们
摸清了三个情况，一是全军有多少个排长；二是有多少干部要提升；三是有
多少干部要转业或退伍。这样也就摸清了全军共需要各级各类院校的总数和
各类院校的规模、招生数额等。我们把全军院校分为“三级制”，即培养初
级指挥员的基层军事学校；培养中级指挥员的军兵种高级军事学校和培养军
以上指挥员的全军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后来我们又提出，基层军校
培养的排长、连长、航空员等要达到大学水平，上可以一直提升到国防部长；
如果退伍回到地方，其文化水平也可以当教员、当经理、当厂长等建国干部。
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是从当时的国情和部队干部队伍长远建设出发的，我
认为把院校招生同干部的进退结合起来；把干部任命和复转结合起来，军队
院校培养出来的军官，既能治军，又能治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用人
才”，就能使干部队伍像活水一样流动，保持生机。
为了建设好全军的军事院校，我们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院校建设调整
方案。
我把这个方案拿给刘伯承和叶剑英看了，他们都同意。刘帅还说：“你
去向主席汇报一下！”
我就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的叶子龙，说：“我要向主席汇报工作，能不
能安排一下。”
叶子龙说：“等我通知吧。”很快，叶子龙打电话来，说主席要我去汇
报。
我拿了早就准备好的五张大表，到主席那里，我说：“主席，我要在你
的墙上挂几张图表。”主席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样可以一目了然。”主
席说：“那好，你就挂吧。”
我把图挂在毛主席面前的墙上。这五张图把全军军事院校的布局、纵向
和横向的关系以及教学内容、训练计划等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一边看，我
一边解释，他随时提问，我指着图一一回答。很快，他说：“你要汇报的问
题我已经清楚了。很好，很好！”那天，主席显得特别高兴，临走时还对我
说：“你以后再来嘛！”
1952 年6 月，毛主席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全国军事学校进行统一调整的方
案，将全国五所高级步兵学校缩编为一所总高级步校和两所高级步校，将17
所步兵学校缩编为9 所，并决定在哈尔滨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培养陆海空军
高级技术人员。经过调整后，全军共有各级各类院校91 所，各院校的训练对
象、学制、训练计划、教学内容等，都趋于正规化。
1952 年11 月，军校部成立。从此，全军院校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进行
统一领导。
从1950 年6 月到1954 年11 月，我担任了四年多的军训部长，主持全军
的训练工作。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无论从我们党、我们军队还是从我个人来
说，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那是一个真正齐心协力搞建设，全心全意干事业
的时期，大家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到处充满了朝气。
第二十五章1958 年反教条主义
1954 年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人民解放军训练总
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第二年4 月间，以总参军训、军校管理部、军
事出版局为基础，组成了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部以刘伯承为部长，由于他
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就由叶剑英代理。训总下设6 个部，部长都是
由训总的副部长兼任。李达任计划和监察部部长；我任战斗训练部部长；张
宗逊任学校管理部部长；彭绍辉任科学条令部部长；周士第任外军训练部部
长；郭天民任军事出版部部长。一个部门任用这么多高级将领，足见中央和
军委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视程度。
训总的成立，对全军的训练工作是个很大的推动。领导力量加强了，又
充实了很多有军事理论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干部。以前送到军事学院培训的十
几名干部，这时也回来了。工作范围（主要是军队，还包括地方人民武装）
更加扩大，面展得更开了。由于叶剑英是军委副主席，便于与各军区和各军、
兵种协调，对组织合同演习等事情，比过去更顺利了。
在训总，我除了继续主管部队训练外，还分工负责训总的常务工作，协
助叶剑英部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叶帅抓训练，是立足于现代战争的，他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
的军事训练，指出，现代战争具有发起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
协同的复杂性等特点，人们就要根据这些特点组织训练。在叶帅的建议下，
军委颁发了“在加强特种地形的训练外，更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
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训练”的方针。后来叶帅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在党
的建军思想和人民解放军固有素质及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社会主义
觉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现代——原子时代——条件下及复杂情况、
复杂装备条件下的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社会
主义建设”的训练方针，这就使训练方针的表述更加准确和完善，也使军训
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
根据前述方针，我们重点抓了现代条件下合同作战的演习。记得训总成
立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北京阳坊地区连续组织了9 次防化演习，全军有3000
多团以上干部来参观见学，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到了现场。6 个月后，由叶帅
亲自担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抗登陆演习。参加这次
演习的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4。8 万人。
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进行的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
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
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指挥员和军队。
在演习中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等国都派了军事代表团来参观，党和国家
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到了现场。通过这些演习，
丰富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知识，取得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的经
验，从而把我军的训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57 年年终，由于叶剑英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由我来接替他担
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然而工作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
运动开始了。
提起这件事可以回顾一下当时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
全国解放后不久，我党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
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艺术，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等，到1957 年反右派， 1958
年批判反冒进及“少慢差费”等，一浪高过一浪。由于1957 年9 月召开的中
央八届三中全会，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斗争
始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成为当时的指
导思想。在其影响下，人们观察与分析问题总要戴上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
于是，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被混淆了，许多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了。
这时期的国际形势对我们也有影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对斯
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方面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贯正确的迷
信；另一方面也由于否定斯大林，引起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
命的倾向，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思想混乱。不久，我们连续发了两篇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澄清了国内外的思想混乱。毛泽东
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提
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
机械搬运”。还明确指出，学术界、经济界都还有些问题。
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当时的处境，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毛主
席提出“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把苏联
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当时各行各业都请苏联顾问，全党、全国掀起了
学习苏联的高潮。五十年代前期我军正规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
向苏军学习。当时陆、海、空和陆军各军兵种，翻译了苏军战术、技术等教
材有几千种，各部门都选择与自己有关的材料，认真学习。在学习中，带来
了一些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偏差。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察觉了，正在注意
纠正，如到1956 年底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这实际上是对
“一边倒”学习中产生偏差的纠正。即使是那些偏差，也是在学习过程中产
生的，何况正在纠正中呢。
但是，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的“左”倾，影响了军队对学苏联问题的
看法。本来是“一边倒”时期的个别偏差，被上纲上线，夸大成方向性、路
线性的问题，甚至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纠偏。
1958 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6 年6 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