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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小赵就会来通知我去买。
我不抽烟，平时也很少喝酒，但对江西土产、度数不高的米酒却有兴趣。
特别是冬天夜读时，喝上几口，驱风御寒，胃中很舒服。腊月将尽，有一天
小赵跑来通知说来米酒了。我便和张继璜同去，两人抬回一坛，不光是备以
自酌，也准备用来招待到周田办事的不速之客。
农历春节，是我国人民合家团聚的传统节日。“文革”3 年，尽管大破
“四旧”，但这个传统却很难破。道理很简单，这是中国人千万年来的风俗，
并非什么“旧”。邻居们盛情地邀请我跟他们一起过年，而我总觉得自己仍
在受审查，“待罪之身”不宜给别人添麻烦，都婉言谢绝。
除夕之夜，山区小镇一片静谧。我独居斗室，展读灯下，四壁孑然，形
影相吊。遥想全家5 口分散在北京、江西、湖南、河北等处，天各一方，不
得团聚，心情不禁枪然。于是取酒自酌，聊以排遣对家人的思念。尽管这样，
我仍坚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总是有希望的，眼下种
种不正常现象，迟早会改变。我有时就默诵白居易《凶宅》中的诗句：“权
重难持久，位高势易穷。。”，以表达对造反派前途的看法，也宽假当时窘
迫的处境心态。
到干校后，不少搞专案的外调人员找我调查，问的多属历史情况。于是
写检查、交代和写证明材料就成了我的主要工作。我始终抱定“实事求是”
的宗旨，坚决不夤缘时会，以免害人害已，贻患无穷。比如在井冈山时，红
军指战员一人一条扁担挑谷子的事，朱德挑了就是挑了，林彪没挑就是没挑。
当时，林彪说是身体不好，没去；这些都是事实，不容改变，更不能把“朱
德的扁担”硬说是“林彪的扁担”，欺世盗名。伪造历史。
外调人员让我交代的历史材料涉及面很广，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都
有。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便不得不认真地重温一遍历史，
从而使脑海中早以淡化湮没了的人和事，又逐一生动地浮现在眼前。
我想起当年在江西扩兵的情景。那时，连队干部和战士都希望自己的部
队满员，满员了，打仗和服勤务做群众工作的人多，就能打胜仗，多办事。
所以每到一地尤其打了胜仗，抓到俘虏，官兵都愿意去做扩兵工作，最高兴
的一件事就是扩兵。每扩到一个兵，哪怕是“解放战士”（俘虏兵），大家
都欢呼啊，我们队伍又增加新同志了！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形容。
忆昔抚今，不禁又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从“文革”开始，我已“靠边”
近5 年。5 年来，除了挨批斗、写检查，不允许干任何工作。当年，我们为
了扩大革命力量，把能动员的人一个一个都动员进来了；而今天，我们这些
老兵却一个一个地被赶出革命队伍，成了“革命对象”，纵有一腔热情，浑
身力量，也只能空对青山嗟叹。
想到我已是61 岁了，文化大革命不久，就停止了党的生活，已五年了。
我今生还有几个5 年啊？不禁怆然。于是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倾吐心
中郁结之言。写到激动处，两行老泪竟跌落纸上。
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样人写信，是很难送到毛主席手中的。我把信送交
军代表，请他们转递，他们慷慨答应送北京。
在沉闷和孤寂中，我就读马列的著作。通读《列宁选集》时，特别喜欢
第四卷中《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它那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和勇于作
自我批评的求实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我。
列宁在肯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直言不讳地指
出：“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在
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而
错误的原因，在于企图“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
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在他看来，要克服这些困难和
错误，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国家“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
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
努力提高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
阶段，“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对照列宁的话，我想起1958 年“大跃进”的情况。那时，我们不就是滥
用行政命令，“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漠视农民个人的经营兴趣和对
生产“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违背价值规律；忽视经济核算；有意无意地
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终于导致了3 年经济困难。（也有水灾的
影响）“文化大革命”更是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
政治”，不重视经济建设；单一抓粮食生产，限制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动辄
割“资本主义尾巴”，致使农村经济停滞不前，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列宁把发展经济，当作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
基础”的根本任务来抓；而“左”倾错误却把“突出政治”当作“一通百通”
的灵丹妙药，别有用心地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只能是掩卷深思、独自遐想，然
而通过学习，思想上、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解脱和慰藉，胸怀也随之而开阔。
这时，我深深体会到“《列宁选集》一开卷，斗室油然起风云”了。斗室之
中，风云一起，就产生当年在江西打游击那种气概了。在“五七于校”的两
年多时间，我虽然处于受审的境地，但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情绪，
认真地读了些马列的书（内有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由鲁
迅翻译的《艺术论》等），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大快事。
读书和劳动之余，我也不时到附近走走，了解一下当地农村生产和生活
情况。云山，全称“云居山”，高达千米，峥嵘云上，巍峨挺拔，气象雄浑。
在其东南的山腰上，有一个名为“横岭”的小村，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村
民利用大山斜面的小缓坡种些药材、蔬菜和少量粮食，生活虽不富裕，但气
氛安定祥和。我有时信步走到这里，深为其幽雅的景色和淳朴的民风所动，
觉得颇似“文革”中的世外桃源。有感于此，即景赋七律一首：
幽居陋室望青天，
暇日常思远市廛。
涉水登山行草径，
穿林破雾见炊烟。
鸡鸣犬吠村邻睦，
菜嫩花香空气鲜。
清酒相迎不速客，
几疑身到武陵源。
古人虽云“诗言志”，然而我这首诗，却并不说明我愿意寄迹林泉。几
年来的社会动乱搞得思想烦闷，心绪不宁，如今能有机会到这些地方走走看
看，接触群众，感受一点真诚和睦的人际关系和自然状态，放松一下绷紧的
神经，无疑也是山居生活的一件快事。不仅当时是如此，就是事后很久也很
难忘怀。1987 年我去云山，到周田后，要上山到云居寺看看。路经白石港，
盘山而上。到云居山寺后，从原路而返，看到横岭，我问司机，汽车能否到
横岭，他说，不，还有一里山路。我叫他在分路口停下，又叫他回周田。他
说，在路口等您回来。我说，不要等。由横岭到周田村的路我早就会走，他
们相信就不多说了。我步行到横岭村，见到景色和许多故旧，就下山了。直
到现在，还有时想到这个村庄。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紧张进行中，我想，
什么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才能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协力、和和睦睦
地进行经济建设呢？
我喜欢孩子，只身到干校后更是如此。周围邻居中随父母一起来走“五
七道路”的孩子，大约有一个班，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其余的都在上初中、
小学。他们经常在身前身后转，央我讲故事，教他们写毛笔字，或看我做木
工活。
小家伙们求知欲很强，王伯强的儿子王伊争就是一个。他当时只有八九
岁，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常向我提一些关于红军时期和长征的问题。
我指着地图告诉他，井冈山在哪儿，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又去了哪儿，长征是
从哪儿出发的，先后经过哪些省份，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达什么地方，等
等。他听得很用心，也喜欢想问题，样子文静而腼腆，我挺喜欢他的。
他的姐姐王伊力，当时也不过十二三岁，在云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初
中。“共大”虽名为大学，实际上是中专，学生除在课堂上学习书本知识外，
一个共同课目就是参加力所能及的农牧生产劳动。
孩子们经常上山下田，鞋子穿得很费。那时候，我经常打草鞋，除了自
己穿，也送给孩子们和老表。这门手艺当年红军指战员人人都会，我也在行。
有一次我打草鞋，伊力站在旁边看。我看她很想要草鞋，就对她说：“你
跟妈妈要件穿不着的旧衣服，扯开成七八分宽的布条条，我帮你打双布草
鞋。”她很高兴，一会儿从家里拿了些布条来，我就给她打了双草鞋。她舍
不得穿，一直保存在箱子里留作纪念。前些年他们父母子女来看我时，伊力
还特地把草鞋带来，说：“萧伯伯，您还记得吗？这是在于校时您给我的。”
重睹当年旧物，引起我对于校生活的许多回忆。昔日那个扎小辫的女孩
子，转眼工夫已长大成人了。她告诉我说，她在某个单位当会计，弟弟伊争
搞电视宣传工作，现在已经是导演了。想想当年那一帮小家伙，有如一株株
柔幼的小苗，“文革”的风风雨雨虽然没有摧残到他们，但也跟着父母受了
不少锻炼，甚至磨难。
在邻居们的孩子中，张继璜和王敏芝的小女儿张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张是江西老表，老红军，他们平常总是关心我，因此对孩子也有影响。
云山虽是山区，夏天仍然很热，白天气温经常在摄氏三十多度。为了凉快，
我便将长袖衣服剪成短袖，长裤剪成短裤，王敏芝帮我用缝纫机把毛边一轧，
看上去就整齐多了。
有一次，我陪张继璜一起到赤石岗中学去接小青回家，走到半路我腿上
的旧伤又犯了，他搀着我到几里地外的总场医院挂号、上药，事后又扶我回
来。这一切，小青都看在眼里，主动帮我干家务活，还帮我拆洗被子。
她们母女二人上山拾柴时，她主动对妈妈说：“萧伯伯腿上有伤，又有
心脏病，不能让他也上山拾柴。咱们多拾点，分些给他就够烧的了”。我感
到这孩子心地善良，特别懂事。她自己从小患小儿麻痹症，腿脚不太方便，
还处处关心他人，使我颇受感动。
还有几个当地小青年，如总场革委会主任的女儿，有时也到我这里来玩。
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个女孩子一起来了，她们都是云山机械厂的工人，请我
到她们单位去讲红军故事。
她明知我当时的特殊身份，却并不介意。对我说：“您是江西游击战争
时期的老兵，什么审查不审查，那是在北京的事；现在来到江西，老百姓早
就审查通过了！”
我有些犹豫，怕连累她们。而她却毫不畏惧，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工
人请您，谁能斗我们工人阶级？”
孩子们的信任，我终于去了。
我不仅和工人、农民、青年、孩子交往，还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到江西
的第二年，我膝关节踝关节患骚痒溃烂症，日夜不宁。一天上午，一位男青
年来找我，他说他从中央卫生部的“五七干校”（离周田15 华里）来，是医
科大学毕业生，名张祖济。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听说我病了，让他来看看我，
为我治病。他给我扎梅花针。几天之后，病痛减轻了。钱信忠同志和这位医
务人员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一个身处逆境的老同志的同情，令我十
分感动。以后，张祖济常来我处，我们交了朋友。我回北京不久，他也回来
了。他现在又在河南经商，赚了钱，做些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我赞赏这
位知识分子的气节。
到江西后，还有几个不期而至的老人来找我。第一位是当地的一个老表。
那时，正是1970 年春节刚过。一天早晨，张继璜到山下食堂吃早点，看见一
个50 多岁的农民，
肩背一支鸟铳，手提一只麂子，进门就向食堂服务人员打听：“萧克在
哪里？”
继璜见此人来得蹊跷，没有马上搭腔。过了一会儿，食堂有位湖南籍炊
事员悄悄对继璜说：“这人就住在附近，一直在找萧克，能不能让他见见？”
继璜了解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