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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端正办学方向，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好传统。德高望
重的刘伯承元帅，是中外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主持南京军事学院
工作时，为给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却
在1958 年反教条主义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那次批判，把我军刚刚开展起
来的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反掉了；把全军刚刚发动起来的研究外军军事科学
的积极性反掉了；实际上把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方针反掉了。所
以，我一到职就想到要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传统。
为此，我专程去看望了刘帅。那时，刘帅已近80 高龄，
当我向他汇报，他只是说：“你去教书，好！我年老了，你年轻，好好
干吧。”
刘帅的话使我很受感动。我想，有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一定能恢
复南京军事学院时的局面。
当时，使我产生迫切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想法，还因为全军训练教育状
况实在令人担忧。1960 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以“突出政治”为名，制造
军政对立，大砍大减军事训练时间，提出，其他工作与“政治”发生矛盾时，
都要给“政治”让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文化大革命”期间，“突
出政治”的观点被推崇为部队全面建设的指导思想，而“突出政治”就是抓
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在这种
政治压力下，广大指战员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业务，不敢钻研科学技术，
否则就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白专道路”、“脱离政治”等等大帽
子，部队的军政素质严重下降。对这种状况，我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阐明军、
政二者的关系，但总感到，军队毕竟是军队，不学好军事算什么军队？毛主
席当时也说过：“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我下
决心，军政大学一定要恢复军事教学，要办成像南京军事学院那样培养文武
全才的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并推动全军的军事训练。
我和唐亮商量，在抓好清查与林彪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全
面整顿学校的教学工作，重点抓好恢复军事教学。6 月份成立了军事筹备组，
10 月派出四个调查组去部队考察军政训练情况。
“文化大革命”，对院校建设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长期积累的珍贵教
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器材设备损坏，多年培养的优秀教员也流
散了。恢复军事教学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我感到最难的是缺少会治校的领导
干部和懂得教学工作的教员。好在叶剑英对我们很支持，当我提出把原在院
校工作过的段苏权、陶汉章、贾若瑜、陈中民等同志调回来，充实学校的领
导班子时，军委都批准了。后来，何长工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又向叶帅
建议，请他到军大来工作。我知道何长工在江西苏区红军学校和延安抗大任
过职，有院校工作经验。
这些同志陆续调来后，军政大学领导班子加强了，懂教学的人多了。11
月我们又以军政大学党委的名义给军委写报告，要求重建和加强教员队伍。
之后，陆续从全军各部队调了100 多名教员，又从军政大学机关干部中挑选
了一些可以作教员的，共有军事教员76 人，政治教员141 人。
这些同志由于长时间不在教学岗位，有的又长期参加“支左”，多年没
有接触军事理论，过去掌握的东西也生疏了。为了尽快使他们适应教学特别
是军事教学工作，我们于1973 年1 月举办了军政教员学习班，培训陆续调
来的教员。军事教员班，以学习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研究
外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特点为主，并着眼于未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着重研
究战争初期作战行动，反空袭、反空降、打敌人集群坦克，以及战争初期我
军军师进攻作战（运动战）和防御作战（阵地战）组织指挥等。政治教员班，
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年又
开办了师以上干部读书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辅导班，我同哲学教员一起研究
哲学课程并写讲授提纲。
当时的政治形势虽因林彪垮台宽松了一些，但党的路线还没有脱离“左”
的轨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空气仍然笼罩着全国各行各业，人们的
思想还受着严重的束缚。虽然不再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但对抓军事、
抓业务、抓教学，仍然心有余悸，总怕犯路线错误。在工作安排上，还是把
政治运动摆在首位，作为中心工作。
1973 年3 月31 日下午，朱德委员长到军政大学视察。他在谈到批判林
彪路线时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工农业生产的形势很好。要给
受林彪打击的同志平反，做出正确的结论。他特别强调，学校是搞教育的，
要向前看，搞辩证唯物论，不要搞唯心主义先验论，希望我们把搞错的东西
纠正过来。
这些话语重心长、含义深刻。想起20 年前，我陪他老人家为军事学院选
校址，曾经来到这里。那时他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描绘着蓝图，对即
将成立的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寄予厚望，充满信心。20 年过去了，尽管经历了
许多曲折，但老一辈革命家殚精竭虑的，仍然是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
设。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允许他敞开心扉，倾心明言，但从言简意赅的话语中，
我完全明白，他希望军政大学办成名副其实的军事政治大学，成为像南京军
事学院那样的全军最高学府。在这一点上，我，也包括许多我这样的老兵，
同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老帅们的心是相通的。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准备， 1973 年9 月，第一期师干读书班正式开学招
生了。这个班除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设了部分军事课。学习《中国革命
战争的战略问题》，《十大军事原则》以及“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略问
题”等。我们还组织学员参观北京军区在张家口举行的打敌集群坦克实兵演
习和反空降演习；结合介绍上甘岭阵地防御战的战例，要求学员搞师防御想
定作业等。
这是从1966 年以来，全军最高学府第一次开设军事课，其中“未来反侵
略战争初期的战略问题”又是军政大学最先开设的军事课程。教材是由校领
导亲自带领部分教员编写的。算算时间，一个国家的高级军事学校，七年后
才恢复开军事课，多荒唐，这是由于林彪搞“空头政治”，不研究军事，军
队广大干部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如何组织和采取什么打法，心中无数。根据部
队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和现代战争的特点，我们在教
材中着重讲了几个问题，即未来反侵略战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战
争、持久战争；严加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重点
设防，重点守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将来打仗主要还是靠步兵，
建设后方，准备建设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在战时能独立作战；兵民
是胜利之本等。
师干班开设军事课后，学员感到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课，很受启发，学
到了军事知识，也开阔了视野，很有收获，也促使他们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
一些军队建设的方向及军事训练中的问题。
10 月份，我们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辅导班，为部队培养政治干部。
这个班也改变过去把路线斗争作为主要内容的教学，以读马列原著为主，以
自学力主，以抓精神实质、领会基本观点为主。教员对马列原著的基本观点
作启发性的讲解，引导学员下功夫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纠正和
克服“文化大革命”长期形成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学风。
总的看，从1971 年9 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叶剑英主持军委工
作以后，在一段时间恢复和加强了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工作，出现了多年未
有的好形势。我到军政大学的第一年，正好就是这个时期。记得在1973 年
10 月间，叶帅发出了“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的口号，各部队很快出现了
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综合性大练兵运
动。全军还广泛开展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活动，各部队进行了多年不曾搞
过的近乎实战的对抗性演习。 12 月，军委又决定全军恢复增建41 所院校。
各有关单位立即行动，很快就把院校恢复和建设起来了。正因为有这种大背
景，军政大学才比较顺利地开展了一段以教学为中心和恢复军事教学的工
作。
到1974 年1 月，我们向军委正式呈报军政大学的编制报告。军政大学分
为4 个部：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理论研究部和军事、政治、后勤、外
训4 个系。系下设教研室和学员队。军政两个系主要担负培训全军师以上军
政领导干部；后勤系担负培训全军师后勤系统领导干部；外训系接待建交国
家的军事留学生。课程大体比例：军事系，军事课70％，政治课30％；政治
系，政治课70％，军事课30％；后勤系，军事课30％，政治课30％，后勤
课40％。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了的院校体制编制和课程才得到
了调整。
但是，这个大好形势没能保持多久。从1974 年初开始，江青反革命集团
又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把蓬勃开展起来的军事训练再次打下去，军政大
学刚恢复的正常教学秩序又受到了严重冲击。
1974 年1 月24 和25 日，江青等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阴
谋打倒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2 月8 日，王洪文有个乱军的“批示”，
要军政大学的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参加运动。我和唐亮感到王洪文这个指示不
大对头，虽然那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有个“四人帮”反党集团，但对企图乱
军的人的行为极为反感。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能顶，也不能完全照办。我
们两人商量，决定采取谨慎的办法处理。我们以校党委的名义作出决定：学
员到各军兵种去，只参加会议或看大字报，并作了3 条口头规定：不发言，
不表态，不向上反映问题，如果有人要反映问题，由个人去反映，党委不看
也不代转。
粉碎“四人帮”后，据“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死党交代， 1973 年3
月20 日，王洪文曾对他说：“我到处放火，把军队机关的批林批孔搞起来了，
把军大的学员也放到各军兵种去了。”王洪文这个阴谋，我们当时看出来了，
由于党委及时采取上述措施，使“四人帮”妄图借军政大学学员力量搞乱军
兵种的阴谋没有得逞。
1974 年2 月以后，根据上面的指示，军政大学也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
像过去搞运动一样，教学和其他工作都停下来，集中搞阶级斗争，搞揭、批、
查。当时我们对批林批孔运动很有看法，孔夫子死了两千年了，为什么要批
一个古人呢？难道仅仅是算历史的旧帐吗？绝不是。这是借古喻今，把批判
的矛头指向周总理。
由于我们大致上看出江青、王洪文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因此在批孔这个
问题上采取了抵制态度。我们着重批林，批孔只批孔夫子思想中一些消极的
东西，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等，
不批他对中国文化有积极作用的东西。在批林中，我们则把军政大学一些消
极现象和林彪联起来批。也批评了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总之集中批林，
不着重批孔，更不批“周公”。
然而，军政大学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很不满意我们的做法，还有人
给“四人帮”写信告状。1974 年3 月3 日，江青在一个人的告状信上“批示”：
“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
我和唐亮收到这个“批示”后，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告状信是与江青
召开的“一、二四”“一、二五”大会相呼应的，所谓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
争的盖子，实质上就是想搞乱军政大学，利用这个重要阵地进行打倒周恩来
和叶剑英的阴谋活动。当然，告状信和“批示”的矛头是直接对着我和唐亮
的。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又想到江青的“批示”是直接送来的，没有经
过军委叶副主席，不符合组织程序，完全有理由不闻不问，采取消极抵制的
办法。
于是我们一面向叶剑英副主席报告，一面给江青写信解释推迟传达的理
由：说告状信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军政大学当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