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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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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其争权夺利,一切都和非神权的政府无异可知。达赖喇嘛是黄教之主宗喀巴的第一个大弟子,他在喇嘛教里,位置算是最高,然并不能亲理政务,政务都在一个称为“第巴”的官的手里。清圣祖时,第巴桑结,招和硕特的固始汗入藏,击杀了红教的护法藏巴汗,而奉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班禅入居札什伦布,是为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之始。和硕特自此徙牧青海,干涉西藏政权,桑结又恶之,招致准噶尔噶尔丹入藏,击杀了固始汗的儿子达颜汗。准噶尔先已摄服杜尔伯特,逐去土尔扈特,至此其势大张。1688年,越阿尔泰山攻击喀尔喀,三汗部众数十万,同时溃走漠南。清圣祖为之出兵击破噶尔丹。噶尔丹因伊犁旧地,为其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无所归,自杀。阿尔泰山以东平。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杀掉桑结。策妄阿布坦派兵入藏,袭杀拉藏汗。圣祖又派兵将其击破。1722年,圣祖死,世宗立。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煽动青海的喇嘛反叛,亦为清兵所破。此时卫拉特的乱势,可谓蔓延甚广,幸皆未获逞志,然清朝亦未能犁庭扫穴。直至1754年,策妄阿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死,其部落内乱,清高宗才于1757年将其荡平。至于天山南路,则本系元朝察哈尔后王之地。为回教区域。元衰后,回教教主的后裔有入居喀什噶尔的,后遂握有南路政教之权。准部既平,教主的后裔大小和卓木大和卓木名布罗尼特,小和卓木名霍集占。和清朝反抗,亦于1759年为清所破灭。清朝的武功,以此时为极盛。天山南北路既定,葱岭以西之国,敖罕、哈萨克、布鲁特、乾竺特、博罗尔、巴达克山、布哈尔、阿富汗等,都朝贡于清,仿佛唐朝盛时的规模。1792年,清朝又用兵于廓尔喀,将其征服,则其兵力又为唐时所未至。对于西南一隅,则清朝的武功,是掩耳盗铃的。当明初,中国西南的疆域,实还包括今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萨尔温、眉公两江上游。看《明史·西南土司传》可知。但中国对于西南,实力并不充足,所以安南暂合而复离,而缅甸亦卒独立为国。中国实力所及,西不过腾冲,南不越普洱,遂成为今日的境界了。1767年,清高宗因缅甸犯边,发兵征之败没。1769年,又派大兵再举,亦仅因其请和,许之而还。这时候,暹罗为缅甸所灭。后其遗臣中国人郑昭,起兵复国,传其养子郑华,以1786年受封于中国,缅甸怕中国和暹罗夹攻它,对中国才渐恭顺。安南之王黎氏,明中叶后为其臣莫氏所篡。清初复国。颇得其臣阮氏之力,而其臣郑氏,以国戚执政,阮氏与之不协,乃南据顺化,形同独立。后为西贡豪族阮氏所灭。是为新阮,而顺化之阮氏,则称旧阮。新阮既灭旧阮,又入东京灭郑氏,并废黎氏。黎氏遗臣告难中国。高宗于1788年为之出兵,击破新阮,复立黎氏。然旋为新阮所袭败,乃因新阮的请降,封之为王。总而言之,中国用兵于后印度,天时地利,是不甚相宜的,所以历代都无大功,到清朝还是如此。清朝用兵域外,虽不得利,然其在湘西、云、贵、四川各省,则颇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在今湖南、贵州间,则开辟永顺、乾州、凤皇、永绥、松桃各府、厅,在云南,则将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各土官改流。乌蒙,今云南昭通县。乌撒,今贵州威宁县。在贵州,则平定以古州为中心的大苗疆。古州,今榕江县。这都是明朝未竟的余绪。四川西北的大小金川,大金川,今理番县的绥靖屯。小金川,今懋功县。用兵凡5年,糜饷至7000万,可谓劳费已甚,然综合全局看起来,则于西南的开拓,仍有裨益。
  清朝的衰机,可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高宗性本奢侈,在位时六次南巡,耗费无艺。中岁后又任用和颁挛沤袼蕖9倮舳疾坏貌话褚苑钪纤局锴笥谙率簦率襞叭∮谌嗣瘢谑抢糁未蠡怠G宄幕实郏际瞧哪茏晕湛豢鲜谌ㄓ诔枷碌摹K砸熳迦胫髦性鹤逭嬗写笾镜娜耍纠次幢匕锼拿Α<右运怯柚亲孕郏廴璐蟪迹荽煅月罚盅故科匀挥喂铝⒘恕K缘角⒓沃洌置嫠煲槐洹!�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话,在第一章中,业已说过了。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则是希腊文明,播布于东方的,从中国陆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后,即有输入。其后大食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读第十八章所述可见。其余的文明,无论其为物质的、精神的,对社会上所生的影响,更其“其细已甚”。所以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西人的东来,有海陆两路,而海路又分两路:(一)自大西洋向东行,于公元1516年绕过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国。(二)自大西洋向西行,于1492年发见美洲,1519年环绕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势力的是西、葡,后来英、荷继起,势力反驾乎其上。但其在中国,因葡萄牙人独占了澳门之故,势力仍能凌驾各国,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与荷兰人有夹攻台湾郑氏之约,许其商船八年一到广东,然其势力,亦远非葡萄牙之敌。我们试将较旧的书翻阅,说及当时所谓洋务时,总是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的。的确,我们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触,不外乎这两件事。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需,而世世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这是为什么呢?其(一)中国在军事上,是畏恶海盗的。因为从前的航海之术不精,对海盗不易倾覆其根据地,甚而至于不能发见其根据地。(二)中国虽发明火药,却未能制成近世的枪炮。近世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亦较我们的船舶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三)西人东来的,自然都是些冒险家,不免有暴横的行为。而因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忌的心理。近代基督教的传布于东方,是由耶稣会Jesuit开始的。其教徒利玛窦,Matteo 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门,时为明神宗万历五年。后入北京朝献,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当时基督教士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学,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艺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在当时,即以历法疏舛,旧有的回回历法,不如西洋历法之精,已足使中国人引用教士,何况和满洲人战争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枪炮呢?所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传播后,到1621年,即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复解禁。后更引用其人于历局。清初,汤若望Joannes Adams Schall vonBell亦因历法而被任用。圣祖初年,为杨光先所攻击,一时失势。其后卒因旧法的疏舛,而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复见任用。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在中国一方面,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祟拜偶像。于是教皇派多罗到中国来禁止。Tourmon。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许之。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15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时可萨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哥萨克。为之东略。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及于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条约》。订定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当《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中、俄的边界问题,还只限于东北方面。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前此外蒙古对清,虽曾通商,实仅羁縻而已。于是俄、蒙的界务,亦成为中、俄的界务。乃有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额尔古讷河以西的边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自此以西,仍属未定之界。至1755、1759两年,中国次第平定准部回部,西北和俄国接界处尤多,其界线问题,亦延至咸丰时方才解决。
  近代欧人的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1516年,下距五口通商时,业经300余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国讫未觉得其处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还是一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清开海禁,事在1685年。于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四处。其后宁波的通商,移于定海,而贸易最盛于广东。当时在中国方面,贸易之权,操于公行之手,剥削外人颇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粤西趋浙。1758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关封闭,驱归广东。于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国曾于1792、1810年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要求改良通商办法,均未获结果。其时中国官吏并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给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系间接。自1781年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其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办的。1834年,公司的专利权被废止。中国说散商不便制驭,传令其再派大班。英人先后派商务监督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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