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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同导：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查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的这幅手迹，由北京出版社收入了《毛泽东手书墨迹选》（中央档案馆编，1993年版）。该书收入毛氏手书墨迹较全，光是抄录的诗词文赋和楹联，就有230多幅。诗词从屈原、宋玉直至晚清的林则徐、康有为的作品都有，比较广博（其中甚至还有“上大人，孔夫子”、“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人手口，刀牛羊”以及“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随意之作）。这幅《三垂冈》，是书写在十行纸上，无题，也无款。从书法艺术的角度上看，应属毛泽东的力作。笔者赏玩再三，觉得似乎不像上述那张“条子”所附的那个原件，可能是他另有所感所书。
杨子才先生曾在《羊城晚报》上发表文章，论述这幅墨宝。杨文说：“毛泽东所以把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诗写成一幅如此精美的书法作品，是因为其中有‘三奇’，即奇山、奇战、奇诗。”杨文对于读者欣赏和理解这幅书法作品，很有帮助。但据笔者研究，当年毛泽东之所以想起、追寻和书写这首诗，似乎另有深意焉。
二
毛泽东给田家英的那张“条子”的准确时间，是写于1964年12月29日。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干什么？他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想起了这首《三垂冈》诗？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时，他正在经历一场“斗争”，他在生气，他很烦恼。烦恼中有一种莫明的忧伤，甚至是痛切。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三垂冈》诗。诗中的句子在他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于是，他写了那张“条子”，叫田家英查一查诗的作者。田是他的秘书，也是晚辈，而在这里他却称田为“同导”。这在毛泽东的通信之类的文牍中，好像是绝无仅有的。这恰好是他心境纷烦的写照。
纷烦何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时的史实。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全国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继续当选为国家主席。大概就在人大会议开幕前不久，毛泽东建议利用这个机会，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一下“社教问题”，即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准确时间，是1964年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即早于“人大”开始，晚于“人大”收场。在“人大”会议期间，党内又同时召开一次“工作会议”，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开得比“人大”的时间还长。为什么？就是因为在研究《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加深了。这使毛泽东对由他亲自选定、并已经得以全党确认的“接班人”刘少奇，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接班人”问题就在这时，忽然深深地困扰着毛泽东，他为此感到忧虑、烦恼、愠怒，甚至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痛切。
在党内，刘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其实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时就确定了。虽然在七大选举中刘的得票排名第三（排一、二者是毛泽东、朱德），但从这时开始，协助毛处理党务，在特殊情况下代替毛主持中央工作的，都是刘少奇。1945年8月毛赴重庆谈判，刘在延安代理毛的职务；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与敌周旋，刘则受命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当时毛曾通告全体中委，如有意外，就由刘为首的“工委”代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新中国成立后，毛在出访苏联和生病时，都是由刘主持中央工作。刘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从1945年起直到1955年由邓小平接替（此时，党中央已设书记处，原中央秘书长改为总书记），达十年之久。1958年底，毛泽东提出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辞去政府职务。于是，在1959年4月20日的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便顺理成章地当选为国家主席〔2〕。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曾多次受到毛的“接见”。尤其是中秋节那天，毛在武汉的东湖客舍又一次会见蒙哥马利。他们交谈的问题很多，也很融洽。当蒙哥马利问到毛的健康状况时，毛幽默地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呀（毛当时68岁——彭注），到时候，我就要去见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是马克思啊！”蒙对毛的幽默大惑不解，于是他就直爽地问到了毛的“接班人”问题。当时，毛肯定而爽快地回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我死后，就是他。”〔3〕
同样意思的话，在1957年访问苏联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说过。
可是，自从毛泽东发动那场灾难性的“大跃进”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之间产生了裂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毛泽东将“阶级斗争”理论不断推向高峰，他们之间的这种裂痕也在不断地加深扩大。
众所周知，“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从“全民打麻雀”开始，毛似乎找到了一种写诗一般的“灵感”和“激情”。他觉得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不断地搞群众运动，就能使经济建设出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期间，毛泽东虽然也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也曾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以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作过一些有限的调整，甚至也承认自己对“高指标”等问题负有“责任”，但是他心灵深处的“大跃进情结”却始终没有松动过。谁要触动这个“情结”，他就会把谁当做“敌人”。庐山会议便是最好的例证。
于是，当时对于“大跃进”灾难性的后果，“天灾人祸”，
“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便是最好的解释。这里的所谓“天灾”，据说是指1959—1961年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4〕；
“人祸”则更多的是指“苏修逼债”——这是毛泽东比较满意的解释。
但是，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却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说的“人祸”，更多的是指全党在组织“大跃进”过程中的错误。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于是，分歧由此肇始。
在l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大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此“左”的错误不断升温。1963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前十条”，并以它作为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依据。当时，毛泽东估计，“基层单位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为了纠正“社教运动”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刘少奇在同年9月又主持制定了一个“后十条”。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事实上，“前十条”与“后十条”，并无根本的差别，都是当时进行“社教运动”的纲领。只是“后十条”对形势作了更严重的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后十条”虽然继承甚至发展了“左”的思想，但也作出了许多预防偏差，特别是防止“左”倾偏差的政策规定。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两个“十条”下发全国城乡，也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毛泽东的不满，主要是“前十条”是他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一个小型会议制定的；而四个月之后，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搞出了这个“后十条”。他说：……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5〕
从北戴河会议开始，刘少奇确实在认真地向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靠拢。平心而论，当时在狠抓“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上，中央高层领导应该说是一致的。在组织指挥“四清”的过程中，刘少奇在各地讲阶级斗争的形势，讲得比毛泽东还要严重。他强调干部要下去“蹲点”，说现在搞调查研究，按毛主席过去（开调查会）的方法不行了。他的夫人王光美到下面去“蹲点”，很快就搞出了一个“桃园经验”，到处作报告。这一切，对于极其敏感的毛泽东，当然是很难接受的。对于“桃园经验”，毛泽东开始还给予肯定，不久，他的口气就变了，说那是搞人海战术，烦琐哲学。就在这年（1964年）12月毛泽东过生日的那天，他发了一通脾气，话中有话：“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而且，就在第二天（12月27日），毛泽东严肃地提出：党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这已经是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工作会期间的事了。〔6〕
事实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早已有所流露。那年11月，在一次听工作汇报时，毛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可惜的是刘对这些话的弦外之音，似乎没有听懂。
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开会之初，负责组织会议的邓小平，以为这只不过是一般的工作会议（只是讨论一个“工作条例”），出于一种好意，曾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
毛泽东对此非常恼怒。第二天，毛不但参加会，而且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不是有两本书吗！一本叫《党章》，一本叫《宪法》。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嘛。可是，现在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这样的话从毛泽东的口里说出来，应该是惊天动地了〔7〕。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农村的矛盾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刘少奇则对这些看法表示不赞成，甚至反对。他认为农村的矛盾是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解决什么，不要把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就这样，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平心而论，如果只是工作上和认识上的分歧，再激烈的争论也是正常的。问题是毛泽东对刘早已心存芥蒂。因为当时是“中央工作会”和“人大”同时召开。这边吵架归吵架，那边选举仍然照选。就在刘少奇再度当选为国家主席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上批评他“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十天后，毛泽东在和大区书记谈话中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而且，关于这个“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耸人听闻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不在党内谈，却反复地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过。从1963年5月起，他先后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的金日成、日本共产党的夸田里见等，直通通地谈过这个问题。甚至问金日成：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弄得人家手足无措。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向大区书记们端出他这块“心病”。
看来，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彻底丧失了信心。
这个问题，在“文革”中得到了证实。197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问过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那就早啦。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当场就反对。”〔8〕
可以断言，1964年12月，在毛泽东生日前后，这位跨过古稀之年的老人，对于自己编织的“接班人”之梦，已经感到在开始破碎了。
三
如果对“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样的戏谑之言也作点认真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捕捉到毛泽东的一丝心迹。他68岁的时候，就以幽默的方式说自己“还有一个五年计划”。现在，七十刚过，“接班人”却“出了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