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刚过，“接班人”却“出了问题”。他焉能不生出深深的忧虑、烦恼和痛切呢？
毛泽东的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必须保证他“亲自缔造”的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从进入六十年代开始，他在一片歌颂声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这时，以林彪为代表的“造神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不但对“山呼万岁”早已习以为常，而且，对于什么“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四个伟大”、“最高最活”、“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一开始他都是接受的。另一方面，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曾使他极度反感，而由“反斯大林”引发的“修正主义”思潮，更使他的神经处于一种极度亢奋和紧张的状态。曾经是大智大勇的毛泽东，这时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种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同时又是自我恐惧之中。他总觉得，他不单属于中国，也应该是属于世界的了。他必须高举起“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而要举起“反修”的大旗，首先就得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筑起一道“反修防修”的高墙。所以，中国和“苏修”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反修”的大论战的作用有三：一是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化、系统化了，为以后的“左”的错误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在“四清”运动中“左”的错误不断升温，为后来的“文革”打下了“实践基础”；三是在“反修防修”的过程中，将对毛的个人崇拜不断推向极端，为“文革”这场浩劫营造了政治和社会的心理条件。又正是这场大论战，使毛泽东不断地在党内寻找“敌人”，而且总觉得他身边有敌人，“赫鲁晓夫”就睡在他的身边。到了这次中央工作会上，他终于“发现”身边的“赫鲁晓夫”竟然就是他的“接班人”。几年来，他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但搞得全党无所措手足，使得全党全国的阵脚大乱，同时，也搅乱了他自己的思维，减损了他自己的智慧，使得他的精神状态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困境。
上述给田家英的那张“条子”，就是写于他这年生日发脾气后的第三天。
因为，他忽然想起了这首《三垂冈》诗。
四
《三垂冈》的作者严遂成，字海珊，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在清代诗人中，声望并不很高。沈德潜的《清诗别裁》没有选入他的诗作。严生于1694（康熙三十三年），卒年不详，雍正年间进士。沈德潜虽然比他大21岁，但沈活到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97岁才去世。这时候，严应早已作古了。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清诗别裁》未选严诗。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只是说“海珊（严遂成字）自负咏古为第一”。在《诗话》卷二第六十二则中，他在赞扬几首咏岳墓的诗后，顺笔提到了《三垂冈》。平心而论，三垂冈战役只是一场恶战，称不上“战役”；《三垂冈》诗在汗牛充栋的咏史诗中，也难入上乘。但毛泽东的忽然钟情于它，自是别有隐情的。
始于公元907年，延续近半个世纪的“五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李克用本是沙陀部人，从小随父征战，当黄巢攻占长安时，他受召为代州刺史，出兵攻打黄巢，收复长安，被封为河东节度史，赐姓李，后封晋王，长期与朱温作战，有一出《沙陀搬兵》的戏，敷陈其事，将李克用描绘成英雄，流传甚广。
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生于公元885年（唐僖宗光启元年），5岁的时候（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曾随乃父校猎于三垂冈。李克用在酒酣耳热之际，听到伶人唱起了陆机的《百年歌》，忽感老之将至，感慨万千。他指着儿子说：“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果然，过了十九年，李存勖在这里殊死苦战，大败梁军。朱温听到消息后，感到很恐惧，叹息道：“生子当如是……”这年，李存勖才24岁。一仗把敌人打服了，应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事。所以《幼学琼林》中有句云：“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羡孙权之语；生子当如李亚子，朱温赞存勖之辞。”这些史事和名句，幼年读过八年私塾的毛泽东，应是烂熟于心的。
在“接班人”问题的忧虑与困惑中，《三垂冈》这样的诗，对毛泽东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共鸣。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这样的句子，此时此地，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会牵引起怎样的狂涛！
他当然会想起他的爱子岸英。
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爱情的结晶，1922年出生于长沙。1930年11月开慧遇难后，岸英三兄弟被送去上海进了大同幼稚园。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幼稚园也被解散，小兄弟便流落街头。直到1936年，党组织找到岸英和岸青，才将他们送去苏联。1940年，岸英加入了苏联共青团，先后进入舒亚军事学校、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3年加入了苏共，参加过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任坦克连指导员。1946年1月，岸英从苏联回国，先后在中央情报委、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又到山西、山东等地搞过土地改革。北京和平解放后，他是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先遣队员。随后，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去北京机器总厂任中共总支副书记。当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时，他是当面向彭德怀报名去当志愿军的。彭德怀对岸英要随他赴朝的事，是非常犹豫的。当时，毛泽东端起一杯酒，对彭说：“那我就替岸英求个情，你收下他吧！”很显然，父子俩对这件事是商量好了，并共同作出决定的（见毛新宇《我的伯父毛岸英》）。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壮举。为了革命事业，毛泽东把他最优秀、也最钟爱的儿子送上了前线。这个壮别的场面，发生在1950年10月7日。地点是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为彭德怀饯行的家宴上。
没成想43天之后，同年11月25日，岸英竟然牺牲在朝鲜大榆洞的战场上。
以常理论之，岸英当时并不在军队工作，志愿军无论多么需要翻译、情报人员，都不缺一个毛岸英。但是，一般的老百姓都不可能了解一代伟人的胸怀。
岸英牺牲后，毛泽东以超人的伟力，压抑着巨大的悲痛。但毛泽东毕竟也是个人，也是个父亲。他的失子之痛，曾经以特有的方式流露过。在他的事业碰到挫折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这是很痛切的话，令闻者动容。
对于爱子的牺牲，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人们至今未见他一诗一词之寄，不知是痛极无语，抑或是尚未公开发表。但是，当触及到“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样的句子时，他的心灵深处，焉能不涌起惊涛万丈。
然而，面对现实，毛泽东的心情无论有多么复杂，也是个永远的谜了。他的心灵的轨迹，只能由此后他的行为去印证了。而这个“接班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毛泽东，伤害着毛泽东，直到他带着一丝遗憾辞世。
五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曾经重温了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所有论述，读罢细思，似有所悟。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应是在革命实践中自然成长起来的。这和毛泽东说“权威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是一个意思。如果加上个人意志，人为地去“发现”、“培养”、“提拔”，那就很可能使它嬗变为一个封建式、家族式的命题。因为，它会在无形中加进“发现者”、“培养者”、“提拔者”的个人好恶。
在民主和法治健全的社会，国家的政权和政策的延续，全由民主和法制决定。至于个人，即使你处于权力的峰巅，也无权按个人喜好去“发现”、“培养”、“选拔”什么“接班人”。反之，倘若民主与法治不健全，则任你是怎样的圣明天子，任你怎样“高瞻远瞩”，只要你按个人意志去处理“接班人”问题，到头来总是事与愿违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点，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世界上没有“千秋万代”永远不变的事物。只有“与时俱进”，才是明智的、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
真正的圣哲，是不会为“接班人”的命题所困的。
附记：
1。严遂成的《海珊诗抄》，清季中末期只有同治十三年一个刻本；民国七年上海文明书局有一个石印本。陈晋说：“一种可能是，毛泽东是从《随园诗话》中读到并记下这首《三垂冈》诗的。”此说有一定道理。毛喜读《随园诗话》，这在张贻久的《毛泽东和诗》一书中有记载。据说有一段时间，毛每次外出必带《随园》。但毛氏并不喜欢袁枚的“性灵说”，并可能和郭沫若谈过。故郭在1961年写了《读〈随园诗话〉札记》，多以“阶级观点”对袁予以批判。
2。陈晋在《三垂冈》一诗的“解析”中，称三垂冈战役发生在“唐天佑五年”（见《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53页）有误。彭按：唐昭宣帝（一作“哀帝”）李的纪年“天”，只用到四年（公元904—907），唐朝就复亡了。“天”其实是唐昭宗的最后一个年号。昭宣帝即位后并未改元，仍沿用“天”做纪年，但昭宣帝只用了三年。朱温篡唐自立为“梁朝”，就是公元907年的事。随后他改元“开平”。三垂冈战役发生在公元908年，应注为“开平二年”才对。
3。李存勖于公元923年灭梁称帝，定都洛阳，国号唐，史称后唐。但这个后唐已经与前面的李唐王朝没有任何关系了。他称帝后改元“同光”。但这个自夸“在十指上取天下”的“马上皇帝”，却是治国无方。他重敛急征，使民不堪命，皇位只坐了四年，便在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因兵变被杀。
注释：
〔1〕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3页。
〔2〕参阅（美）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肖耀先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3〕参阅肖思科：《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谈接班人》。载《共和国要事珍闻》上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0—738页。
〔4〕关于那三年真实的气候情况，金辉先生的《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用大量的真实数据，雄辩地说明，“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气候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该文载《方法》1998年第10期。
〔5〕参阅陈果吉、崔建生：《“四清”运动》；吕廷煜：《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修防修》，见《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694—701、720—730页。
〔6〕参阅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7〕〔8〕以上史实，参阅吕廷煜《“文革”前夕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见《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8年版，第731—737页。
理性和原始之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理性和原始之力间之的复杂关系——读《神曲·炼狱篇》之一？ 残 雪因此人无从知道对于第一原则的认识和悟解来自何处，也无从知道对于至善的渴求来自何处，这两者存在于你内心，正好像酿蜜的本能存在于蜜蜂里面；这种原始意志其本身不容褒贬。
可是，为了使这意志与一切意志融洽无间，你生来就有理性的力量，……
俾德丽采把这个崇高的力量称为“自由意志”……〔1〕炼狱是理性萌生和发展的阶段。脱离了黑暗无边的盲目的地狱，人的朦胧的信仰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自觉的、别具一格的反省开始了。这种依仗原始之力的冲动而完成的反省由于自觉性的提高而更带悲剧色彩，其间的每一阶段，都充满了崇高的理性和野蛮的原始之力之间的矛盾。在诗的境界里，矛盾的双方在相互制约中互动，在相互依仗中突破，就这样将对人性反省的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阶段。
从表面看，炼狱是为升华做准备的冷静批判的阶段，人在此地剿灭了一切残存的希望和欲望，只将眼光凝视着东方的蓝宝石般的天空。进到炼狱里面，才知道这里的机制和法令并不是那么回事。在这个世界里，高贵的理性只是起着一种观照的作用，而反省事业的实现，仍然是由心灵的创造力来达到的。这种反省就如同那位上帝的天使演示给人看的那样，是空虚中的自力更生的运动。所以“我”见到的那些个幽灵，他们虽已抛弃了肉体，却仍然对世俗生活怀着无限的温情，因为那是“力”的源泉。他们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