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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他到广州与许广平会合以后，这压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应该老是神情阴郁，于是他勉力说一些鼓舞人的话，有一次甚至断言：“中国经历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朵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１４有活力的人不但应该对将来抱有信心，更应该投入实际的革命，许广平就正是这样做的，她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对“国民革命”满怀热情。于是鲁迅藏起他先前那个彻底的怀疑意识，也来热烈地赞扬北伐，赞扬革命。尤其是对青年人发表演讲，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称赞广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现在已是“革命的后方”；他向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吁，要他们用“革命的精神”，“弥漫”自己的生活“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他更说自己“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１６在一次演讲会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门，大声号召说：“广东实在太平静了，我们应该找刺激去！不要以为目的已达，任务已完，像民元革命成功时说的，可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１７读着他这些激进的言辞，我仿佛能想象到当时的情景：一个黑瘦矮小，年近半百的人，迎着台下年轻听众们的热切的目光。用绍兴腔提高了嗓门大声呼喊——为了焕发青春的气息，他的确是尽了全力了。这也自然，身边有许广平，四周又是初到广州时的青年人的热烈的欢迎，任何人处在这样的境遇里，恐怕都不免要兴奋得像一个十六八岁的小伙子吧。
鲁迅毕竟不是十六八岁的小伙子了。一九二七年旧历初三，他和许广平等人漫步越秀山，当踏上一个小土堆时，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身手还健，他执意要从那土堆上跳下来。他是跳下来了，但却碰伤了脚，半天的游兴，就此打断。这脚伤还迟迟不肯痊愈，半个月后他去香港作演讲，还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费力。不知为什么，每当读到他在广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辞，我就总要想起这件事，它似乎是一个象征，既表现了他的心情的活泼，更表现了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四十五岁才尝到爱情，已经太晚了，他无法像十六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忘情地拥抱它。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不自禁地要用恶意去揣测世事，要他单单在争取个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备的盾牌，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决意和许广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显示一种勇敢的姿态，他内心还是相当紧张。
这紧张也井非无因。就在他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１８他们还没有同居，议论就已经来了，真是同居了，那流言真不知要飞舞到怎样。事实上，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和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过这样一封信：“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１９写信人自称是崇拜鲁迅的青年，却如此看待他和许广平的爱情，这教他作何感想呢？社会上永远有好奇者，有好事者，有小人，有庸众，你就是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只要你是名人，就总会有流言粘在背上，有恶意跟踪而来。干脆想通了这一点，不去管它，人反而能活得自在，鲁迅同辈的文人中，就颇有一些人是放浪洒脱，无所顾忌的。但是，鲁迅做不到这一点，愈是心中“鬼气”蒸腾，愈是把社会看得险恶，一点小小的流言，就愈会引发他广泛的联想；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的攻讦，报章杂志上的恶意或无聊的渲染，学界和文坛上的有权势者的封锁，最后是经济上的拈据和窘困：他已经无力摆脱那个涓生和子君式的悲剧的梦魇了。
正因为心头总是压着那个梦魇，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依然左盼右顾，如履薄冰。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即便去杭州，实际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动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预订一间有三张床的房间；到了杭州，许钦文等人接他们到旅馆，住进那房伺后，正要离开，他却唤住了许钦文，眼睛盯着他，“严肃他说：‘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并且指定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２０——这是怎样奇怪的安排！一年半以前，他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口气是何等坚决：“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２１可你看他这住房的安排，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吗？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样快活，看到他晚上这样睡觉，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放松过吧，陪伴心爱的女人到西湖边上度蜜月，都会如此紧张，这是怎样可怜的心境，又是怎样可悲的性格？
这样的紧张一直持续了很久。从一开始，许广平就没有向亲属说过实情。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她已经怀了五个月的身孕，她的姑母到上海，她才将实情告诉她，并请她转告家中的其他人。在鲁迅这一面，也是从这时候起，才陆续告诉远。方的朋友。但即使是通报，口气也往往含糊，譬如他给未名社的一位朋友写信，说那些流言如何气人，于是他索性“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房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２２这哪里只是通报，中间夹着这么多解说，而且到了最后还是含混，并不把事情说清楚。也许他并非存心如此？那么，心里明明想告诉别人，写出来却这样吞吞吐吐，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许广平将实情告诉姑母后，对鲁迅说：“我的亲人方面，如由她说出，则省我一番布告手续，而说出后，我过数月之行动＇指生产＇可以不似惊弓之鸟，也是一法。”２３什么叫“惊弓之鸟”？莫非在下意识里，他们自己也有点心虚？一个人受多了压抑，就会丧失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甚至连评价自己，也会不自觉地仿照周围人的思路。尤其当与社会习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是再明白自己应该理直气壮，心理上还是常常会承受不住，不知不觉就畏缩起来。鲁迅和许广平这“惊弓之乌”的紧张，是不是也正来源于这一点呢？当然，他们愿意将消息公诸亲友，总还是因为有了信心，你看鲁迅这时候写给许广平的信：“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对许广平的呢称＇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２４就表露出终于松了一口气的轻松感。但是，要到同居一年半以后，才刚刚松这一口气，他们先前的屏息担心，未免也太过分了。
注释
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了味呢？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要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是幸福，它甚至会变成一笔三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因此，我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将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
１鲁迅：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十六页。
２鲁迅：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七十八页；并《研究》，四十页。
３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八页。
４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十二页。
５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三十六页。
６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一十页。
７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九页；并《研究》，一百零四至一百零五页。
８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鲁迅信，《研究》，一百二十六页至一百二十九页。
９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八十七页。
１０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三十六页。
１１鲁迅：《厦门通信》，《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九页。
１２同１０。
１３许广平：《鲁迅与三·一八惨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三百六十八页。
１４鲁迅：《黄花节的杂感》，《而已集》，四页。
１５鲁迅：《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集外集拾遗》，二百十五页。
１６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１７清水：《我怀念到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七十五页。
１８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四十五页。
１９周伯超：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致鲁迅信，引自《研究》，二百七十页。
２０许钦文：《鲁迅在杭州》，钟敬文编：《鲁迅在杭州》，杭州，《西湖文艺》编辑
２１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三十八页；并《研究》，一百八十九页。
２２鲁迅：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五页。
２３许广平：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七十页；并《研究》，二百二十页。
２４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四十八页；并《研究》，一百九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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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爱情并不能使鲁迅摆脱困境。就拿他到广州这件事说吧，他所以愿意去，除了与许广平会面，也还有另外的意图，他自己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致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１可他人还未到广州，郁达夫和郭沫若已经离开中山大学，不能建造联合战线了。他却仍不泄气，将眼光转向中山大学：“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了。”２这所谓“还像样”，就是指像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