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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长久地压制住它。到一九一八年，他终于接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说，再是诗，再是杂文和长论：以投身新文化运动为绳梯，他决意要爬出那个“待死”的深坑了。
要爬出去却不容易，他先得克服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他这样描述钱玄同动员他投稿时，他的心理活动：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
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
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
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
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
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
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④他说得很坦率，虽然是决意呐喊了，心境却和在东京策划《新生》的时候大不相同，也和绍兴光复后率领学生上街游行的时候大不相同，当年那种真理在手，理想必胜的信念，那种慷慨激昂，志在天下的雄心，已经所剩不多，他现在的“确信”是在另一面，那就是铁屋子的“万难破毁”。倘若层层追究他提笔作文的最终动力，那大概只有一个“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只有这样的命运，不甘心社会就这样保持对自己的胜利。但是，他又要投身一场宣传新思想的运动，尤其是这样一场中国式的意在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文化运动③，他必须像陈独秀们那样扮演一个演说家和鼓动者的角色，必须向公众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为着特定的社会政治目的发动起来的运动当中，发动者并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想说的话，他们最初设定的目标，早已为他们划定了说话的范围。你不是想唤醒民众去铲除专制吗？你就只能在你的思想武库当中，选那些最能迅速地打动人心，最能激发人反抗冲动的兵器来挥舞。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陈独秀们手中的新思想，全都是从西方搬来的，人道主义，进化论，科学和民主，诸如此类，大家都相信它们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几乎每一个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人，都情不自禁会拉开嗓子，热烈地鼓吹它们。不用说，鲁迅倘要给《新青年》写稿，也就只能讲这些东西。
这就是他的心理障碍：一方面，他必须加入陈独秀们的思想合唱，必须装得和他们一样满怀信心，以为用这些外来的思想就一定能改造中国，可另一方面，他心里又并没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的东西甚至正和它相反，这怎么办？
从他那段有关“铁屋子”的自我描述，可以看出他是通过这样两步克服自己的障碍的。第一步，还是靠那个怀疑意识，虽然自己拥有“必无的证明”，钱玄同的希望却是指向将来，只要前面还有一个将来，你就不能说它一定不能实现，在这里，他运用的正是那种“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也不能说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的推论。第二步，既然钱玄同式的希望也能成立、那就不必在它和自己的“确信”之间弃一择一，而是两者都不妨接受，心里保留“确信”，手上却开始“做文章”，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干脆戴一副面具。从严格的启蒙主义标准来看，这自然是一种信仰上的不彻底，一种对待内心矛盾的灵活性，但是，鲁迅恰恰是靠着这种不彻底和灵活性，才跨过了那个心理障碍，发出启蒙的呐喊。他早已过了信仰纯一的年龄，思想上只会越来越复杂，现在却在扮演一个信仰坚定的角色，除了戴面具，他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在整个二十年代，他甚至都不否认这一点。一九二五年他对许广平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③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写道：“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候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借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这已经是和盘托出了。
于是他摆出了慷慨陈辞，大声疾呼的神态。他抨击现实中种种鼓吹迷信，乱诌“鬼话”的怪事，更驳斥社会上种种捍卫“国粹”，诋毁新学的谬论；他号召觉醒者“大叫”，一直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③更希望青年人“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他极力鼓励：“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１０更斩钉截铁地宣布：“生命的路是进步的，……什么都阻挡他不得。”１１他还多次拿欧洲的事情来作将来的证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的自我反省，引出一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的结论１２；由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他更一往情深地咏叹：“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１３简直和十年前向《河南》杂志投稿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了。…但这只是一种表相，他心里并不真这样激昂。就在写这些随感录的同时，他给一位东京的朋友写信说：“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甚至断定，中国的转变“但有一塌糊涂而已！”１４比起那些随感录，这封信中的话当然深刻得多，我今天阅读它，仍然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一个人对社会的未来已经有了这样透彻的认识，他怎么可能激昂得起来？面具终归是面具。不可能遮没真人的全身，时间一长，写的文字一多，鲁迅内心那些悲观的“确信”，难免要从面具的四边溢露出来。一九二三年他去北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演讲，本意当然是鼓励年轻人切实争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讲不多久，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②这不又是那个“铁屋子”的比喻吗？在这篇不长的演讲中，他几次三番重复这样的意思，还引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说是“万不可作将来的梦”，几乎要将面具掀开来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更在杂文中接连表示对于历史进步论的怀疑和否定：“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③十年前，他只是把中国过去的历史看成是一种倒退的历史，现在他干脆把这倒退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于是他要人们到历史上去寻找“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他更悲愤地仰天长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１７
一般说来，人总不愿意说话自相矛盾，鲁迅所以要戴面具，就是想避免这一点。既然是呐喊助阵，更不应该泼冷水，何况他也并不真能肯定，这仗一定就非输不可。固此，只要还没有气昏了头，他就总要勉强自己，尽管多说些乐观的话。可是，就是他的这些勉力呐喊的活，你听到后来，也常常会不自觉地收紧心胸，因为那呐喊当中，分明显出一种勉强，一种愤檄，你甚至会觉得它非常刺耳，就像是一种反话。
比方说，还在一九一八年冬天，他就对《新青年》式的启蒙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倘若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日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接着还引耶稣和尼采的话：“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l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那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地帮他抬。”１８这些话的整个的意思，当然是积极的，“各走自己的路”也好，“切切实实地帮他抬”也好，都是主张有为的。但是，你再仔细体味，就会发现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放弃——倘若他们不肯听劝，那就随他们去吧，这就和《新青年》的基本立场不一样了。既是想改造社会，那就不能讲放弃，倘若这个“他”不止是代表一群遗老遗少，它更意味着形形色色的愚昧的人群，意味着从赵太爷到阿Ｑ的社会的多数呢？“他”将使整个民族都坠人灭亡，你还能放弃吗？可是，从鲁迅这话的逻辑来看，他的回答应该是：“不错，也一样放弃。”事实上，在一年以前，他早已在私下作出过这样的回答：“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③一九二一年，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说：。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２０活虽故意只说了半句，但那个“听他罢了”的范围有多大，却是标示得明明白自了。我当然理解他的苦心，这“实在不行就算了”的说法，其实是一剂预防针，是用来稳定启蒙者的情绪，使他不至于为了收不到效果而失去信心，目的还是在打气的。但是，恰恰是他这种先找一条心理退路的打气方式，使人禁不住要心里发凉，那对启蒙的无效的透彻的预感，实在凸现得太触目了。
在谈及思想启蒙的时候，他还有一种特殊的说法，就是强调它的长期性。一九二五年他说：“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儿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人……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２１在另一处地方，他说得更具体：“现在役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２２这其实还是那个“各走自己的路”的意思，是预防久攻不克的焦躁而先作的一种心理准备，并不是启蒙没有效果，而是它本来就来得慢，社会一定会有改变，民众也一定能够醒悟，只不过这一切都在遥远的将来，你现在还不能够看见－－差不多七年之后了，他却还是在重复“听他罢了”的诸，你说这是呐喊呢，还是叹气？
当然，鲁迅在“五四”前后发表的最重要的文字，还是小说。从《狂人日记》到《白光》，他四年间一气写下了十多篇。他自己说，他写这些小说是意在“呐喊”２３，你顺着这个角度去读，也果然会从中听出启蒙的呼叫。《狂人日记》是揭发中国历史的“吃人”的本质，《孔乙己》则是表现冷酷人世的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凸现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则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绘出旧式文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控诉和讽刺都远比《孔乙己》犀利；《阿Ｑ正传》对病态的国民灵魂的透彻的揭发，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情形的深刻的表现，更是汇聚成宏大雄壮的启蒙的呐喊，显示出“五四”那一代人的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不用说，与随感录相比，这些小说更能够表现鲁迅的呐喊的激情。
但是，就像他那些独特的打气的话一样，你细读他这些小说，到最后也会在呐喊的声响之外，又觉出另外的意味。譬如《狂人日记》，那“狂人”对“吃人”的历史的批判是那样彻底，在吃人者的包围中间又那样不屈，最后还要高喊“救救孩子”，你多半会将他奉为一名清醒的先觉者吧，可是，鲁迅在小说的引言当中，却引用“狂人”的哥哥的话，说他“早已愈，赴某地候补矣”，２４一旦把这引言和正文部分联系起来，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再譬如《药》，以“愚昧的乡民拿启蒙者的鲜血当药吃，作为基本情节，通篇的描写又是那样冷峻阴郁，尽管作者在结尾添了一个花圈，放在启蒙者的坟头，整篇作品的压抑的氛围，还是会使你喘不过气来。尤其是《阿Ｑ正传》，从第一章的有意的挪榆和戏谚，到最后一章描写阿Ｑ临刑时的不自觉的紧张，作者的叙述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先前那居高临下的气势逐渐消失，你最后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