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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就问：
“那里挂的是啥子呀？”
“盐巴。”那个青年说。
“盐巴？”朱德显得很惊奇，“怎么那么黑呀？”
“我们干人连这个还没得吃咧！”
青年随后说，这里盐分三种：有钱人家吃白色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干人能吃上点黑盐巴就不错了。听到这里，朱德又问：
“为啥子要拴条绳子挂在那里？”
“我们怕吃完哪！”那个青年说，“我们只在做菜时候蘸一蘸就赶快拿出来了。”
朱德沉重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怪不得贵州的穷汉自称干人，真是被剥削得干干净净，啥子也没有了。”
他感情沉重地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笔记本，拔出一支铅笔，将这些难忘的情景记录下来。随后又问那个青年：
“你是靠种自己的土地，还是给人家帮工？”
“我哪里有自己的地哟！”他苦笑说，“阿爸种了几亩租地，我是在山下给绅粮家帮工。”他们这里把地主叫做“绅粮”。
朱德问他一年能挣多少工钱，他叹了口气，伸出三个指头，说：
“我给他家干了五年活，总共给了我三千个铜板。”“三千个铜板？”朱德在心里盘算了一阵，吃惊地说，“那才合二十七块多钱嘛！五五二十五，一年才合五块钱！”
青年只有咧着嘴苦笑。
朱德看见他这副苦笑，不知怎地，比看见他的哭还要难受。他的铅笔哆哆嗦嗦地在小本上写下几行笔记。
锅里的水已经开了。青年用他家的粗碗舀了几碗开水，恭恭敬敬地端到每个人面前。小崔解开干粮袋哗哗啦啦倒出了一碗炒黄豆。朱德给青年抓了一大把，然后一边吃，一边喝着开水。随后又问起他家里的情况，才知他的阿妈死了不久，现在就剩下他父子三个，他的弟弟出去砍柴去了。
正谈话间，只听床上的老人哼了一声，翻了一个身，秧被滚落下来，接着把军毯也推开了。朱德一看，被头上露出一张枯瘦的老人的脸，额头上蒙着一层虚汗，知道他又热上来了。青年忙从绳子上拽下一块破布，给老人擦了擦汗。老人渐渐地睁开眼睛，望望屋里的人，望望自己盖着的毯子，露出惶惑不解的神情。儿子在他耳边用苗语咕噜了好大一阵，他的脸色开朗起来，用手支着床沿挣扎着坐起，眼睛里流露出深深感激的神情，激动地用苗语说着什么。青年见朱德听不懂，就翻译道：
“阿爸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象你们这样好的军队，你们一来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还说，他不知道你们来，他躺在那里太失礼了。”
“老人家，你是病人嘛！”朱德笑着说，一面示意小崔给老人端水。小崔舀了一碗水给老人端过去。
老人双手接过水，一面喝一面说，说到激动处，呜呜咽咽，大颗的眼泪竟滚到水碗里了……
朱德问他说的什么，青年又翻译道：
“阿爸说，他给绅粮家帮了三十六年工，摔了一个碗也要扣钱，磕了一个罐罐也要扣钱，临了一算帐，还欠了绅粮的钱。到现在落了一身病，连个打鸟的泥巴都没得。他今天真是碰到了天底下顶好顶好的人了！”
朱德正在安慰老人，只听门外“扑通”响了一声。小崔推开竹门，见门外一个半大小子，刚把一大捆柴撂到地上。他约有十五六岁，戴着一顶破草帽，披着一领棕蓑衣，光着两只脚板，手里还拿着一把柴刀。他虽然个头不高，但生得十分强健，两个乌黑有神的眼珠，正嘀溜乱转，打量着屋子里的生人。
“你干么这时候才回？”老人瞪着眼睛，有点凶狠地问。
“我跟过路的红军说话了。”小鬼用苗语回答。“你不要扯谎！”老人说，“你再不好好干活，我就不要你了。”
“不要就不要吧。”小鬼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阿爸，我对你说，你不要再骂我了，我要当红军去了。”
“什么？你要当红军？”
“是嘞，那几个红军跟我讲，红军是干人的队伍，我也要给干人打天下去。刚才有几个放牛的，把牛一拴，就跟红军走了……”
这段父子对话用的见苗语，朱德听不懂，正要问个明白，披棕蓑衣的小鬼已经凑到朱德身边，蹲下身子，仰起脸儿用汉语求告说：
“老伯伯，我叫扬各，你给我上一个名字，我就跟你走吧！”
“噢，原来你要参军！”朱德微笑着，捏了捏他那圆圆的脸蛋，说，“这可要你老子同意啰！”
小鬼马上用哀求的眼光，望望父亲，又望望哥哥。青年同老人咕噜了好一阵，老人终于点了点头。青年又用汉语说：
“阿爸讲，在家也是受苦，就由他去吧！”
看见阿爸答应，小鬼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朱德看他穿得过于破烂，两只脚板还光着，就让小崔给他找一件旧军衣换上，小崔又从自己背包上抽出一双草鞋，小鬼高高兴兴地穿上，一开门，把他那件用以挡风御寒的棕蓑衣远远一丢，就说：
“咱们走吧！”
“你好歹吃了饭走呵！”哥哥说。
“不，到队伍上吃去！”
朱德立起身来，向老人告别。老人挣扎着下了地，用双手拉着朱德的手，流着泪说：
“我把儿子托付给你了，你就带他走吧！”
“老人家，你就放心吧！”朱德说。
看来小鬼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迎接一个新的世界。并没有人吩咐，他已经推开门，蹿出门外，在大树上解下那匹黑马，立刻牵着走到前面去了。
这时，暮色渐浓，晚雾又起，一行人跋涉在白茫茫的半山间，不到一刻工夫，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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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中央纵队在转进途中，住在一个并不显眼的村庄，名字倒很奇特，叫“鸡鸣三省”。意思是这里一声鸡啼，黔滇川三省都听到了。它坐落在一座矮矮的山下，村前是一湾清浅的溪流。这里虽有桃花源般的境界，却实在穷困而又荒凉。那低矮发黑的茅屋，一个比一个破陋。也许正因为它无盛景可述，才故意取了这样一个声势赫赫的名字。
几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这里商量了一番。既然长江前线重兵猬集，一时难渡；滇军前来堵截，也还未到眼前；索性就在云南边界的扎西一带休整几天，观势待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自己住的房间里。所谓房间，当然也就是那又低又黑的茅屋，刚刚能站起身子。过去每到一地，多半是警卫员取下门板来搭一个铺，临走又上好门板。这里用不着了，因为门上没有门板，只有玉米秸或是竹批子编就的门，只好将稻草铺在地上。地图就更是无法悬挂。毛泽东把周恩来让到地铺上，挥挥手，让警卫员退出去，然后悄声而郑重地说：
“恩来，昨天洛甫同志说，博古现在威信不行了，也难以工作，是否改换一下领导。你看如何？”
恩来一听，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粗浓的黑眉皱了一皱，沉吟了一会儿说：
“既然提出来了，我看也可以考虑。”
“那么，有谁来担任这个总书记呢？”
周恩来并不迟疑，郑重而充满热诚地说：
“毛主席，那自然是由你来当最为合适。”
“不，”毛泽东笑着说，“我看还是让洛甫来当一个时期。”
周恩来笑着说：
“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好了。”毛泽东的语气里带有某种坚决的意味，“还是让洛甫当一段，这样对团结有利。恩来，你是不是给大家做点工作？”
周恩来点点头，说：
“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那就这样吧。下次会议上正式讨论一下。”
毛泽东送周恩来出了小屋，小兴国正牵着两匹马在路上等候，周恩来回头摆了摆手，就翻身上马回军委纵队去了。
这时，警卫员小吴跑来说，刚才在大路边看见休养连过去了，董老、徐老和谢老他们也过去了，就是没见贺子珍。最后说：
“我到路上看看吧，也许她掉队了。”
贺子珍从江西出发时，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加上还有点肺病，身体比以前孱弱多了。这是毛泽东相当挂心和忧烦的事。经小吴一提，他立刻想到，在遵义与贺子珍相见时，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贵州三天两头落雨，走这样的山路，岂有不吃力的，她很可能是掉队了。想到这里，就说：
“小吴，那咱们就一起去路上看看。”
说着，小吴在前，毛泽东在后，就跨上了村前的大路。大路上，早晨下了一阵雨，虽说停了，路上仍很泥泞。一路上，满眼的红泥窝窝里，到处是红军战士被粘掉的鞋子。有的是布鞋，有的是断了带子的草鞋。这种红泥粘度很大，简直象鬼似地拖得你拉不开脚步，一直到留下你的鞋子为止。单看看这些留下的东一只西一只的鞋子，也就可以看出战士的艰辛了。毛泽东一路走一路想，贺子珍走这样的路该多么艰难！
小吴领着毛泽东尽可能地找干路走，有时就干脆走在草地上。路上大部队已经过去，只有零零星星的掉队人员在急匆匆地赶路。他们走出两三里路，还不见贺子珍的影子。小吴劝毛泽东先回去，他装作没有听见，只是闷着头迈着大步。眼前来到一个陡坡，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落到深深的谷底去了。他们停住脚步，向下张望了一回，还是不见人影。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刚刚露了露脸的夕阳，也快要落山。毛泽东不禁忧烦起来，就取出一根纸烟燃上，仍然不住地张望。还是小吴眼尖，看见从山谷深处的树丛里走出两个人来，在夕阳淡淡的金晖里，踏上了一个小小的板桥。等这两个人过了木桥，他已经兴奋地嚷起来：
“来了来了，是贺子珍！”
毛泽东眯细着眼仔细一望，那个瘦瘦的高高的身影果然象贺子珍，另一个矮矮的个子却不知道是谁。不一时，两人已经上了陡坡。可以看出，贺子珍爬得非常吃力，那个人赶上来搀扶着她，两个人走得慢腾腾的。一见这情形，小吴三脚两步地往坡下赶，毛泽东也跟着往坡下走。
毛泽东走到半山坡，贺子珍已经远远地望着他高兴地笑了。笑容里似乎含着一点羞涩，或者是感觉掉了队不好意思，不然就是自以为她那大肚子显得不雅。她本来是一个身材十分苗条的秀丽的女子，在人前，她往往一看到自己的肚子就觉得难堪。
毛泽东这时也清楚看到，搀扶贺子珍的是机灵乖巧的刘英，就首先笑着向她打招呼道：
“刘英，你怎么碰到子珍了？”
“快谢谢我吧，”刘英笑着说，“我今天正好当收容队，就给你收容来了！”
“我是得谢谢你，”毛泽东笑着说，“你一下子就给我收容了两个人哪！”
贺子珍的脸红了一红，更为羞涩了。
毛泽东又望了望贺子珍。她两只布鞋上都是厚厚的红泥，裤管上也是红泥点子，从膝盖上看，还似乎滑倒过。毛泽东看了这些，很是心疼，在人前又不好太露，就急忙从她身上取下米袋，一面说：
“子珍，看把你累成什么样儿了？”
“我倒不觉得怎么样。”贺子珍一笑，“我好久不见到刘英姐姐了，只顾跟她说话，要不还不会掉队呢！”
说过，那张在红星军帽下秀丽的脸，又露出温和的笑容，好象并不以为苦的样子。
小吴从毛泽东手里接过米袋，背在身上，又搀着贺子珍，一行人朝坡上慢慢爬去。
上到坡顶，刘英就挥挥手赶路去了；一面回过头说：“子珍，你今天就住下吧，别回去了，我跟他们说一声。”
说过，一溜烟往西南去了。
小吴把贺子珍领进那间简陋的茅屋，叫她在地铺上坐了。毛泽东看了看她那双泥脚和动作吃力的样子，心里很是怜惜，叫她赶快把鞋子脱下来，用被子捂上，又说：
“子珍，这次可真苦了你了！”
“这倒没有什么。就是再呆些时候可怎么办？”
她说的“再呆些时候”，自然指的是孩子出生，说到这里她脸上充满了愁容。
“还得多长时间？”
“这谁说得准呢！按月数已经快了。”
毛泽东长长地叹了口气：
“在这种环境下，孩子自然冒得办法带，不寄又怎么办！”“我的几个孩子，哪个不是寄呀！”贺子珍痛楚地说，“毛毛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说到这里，不禁眼圈一红。
自从贺子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结婚以来，一共生过三个孩子。除其中一个因不足月夭折以外，两个孩子都是寄的。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儿，是在跟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分娩的。当时部队打下了龙岩还要继续前进，贺子珍不得不把女儿托寄给当地群众。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哇哇啼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