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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担架上的贺子珍，心却往下一沉。她知道老刘的那只烂脚一定是碰到石头上去了，老刘虽然勉强笑着，实际上该是多么疼痛难忍，否则这个硬汉子是决不会出声的。她想到这里，反而觉得比碰到自己的伤口还要难受。
小河过去了。只听老丁在前面又喊：
“掉队了，烂脚佬，快一点吧！”
“好，好。”
担架象小跑步式地向前跑去。这是行军的规律，只要遇到难走的地方，前面一停一跑，他们就要拉下很大一段距离，必须用跑步才能弥补，否则就会越掉越远。最坏的情况是，有时刚刚赶到宿营地，别人就出发了，那就再也找不到休息的时间。贺子珍知道这种走走跑跑是最累人的，何况是对于“烂脚佬”呢，他在跑步时一步步该是忍受着怎样的剧痛！
“该爬山了，烂脚佬，你到前面来吧！”
“好，好。”
两个人一掉头，倒换了一下位置，老刘换到前面去了。这是一种必要，同时也是丁班长的好意。因为上山时，担架的重量一下子就集中到后面那个人的肩上，后面那个人个子高些也比较有利。可是抬前面的人也并不轻松，如果坡度很陡，他就需要双膝着地，缓缓爬行，才不至于把伤病员摔下来。这时坐担架的人心里会是很难受的。一般说伤势稍轻一些的人，遇见这种难走的路，就会自动下来走了。可是贺子珍呢，她全身八处伤，漫说下来，就是动转一下也谈何容易。这时，她从感觉上得知，这样陡峭的山，老刘准是一步一步又在膝行。
她想起老刘裤子上那两个磨破的膝盖，真想要哭出来。“我把大家真拖累苦了！”她暗暗地对自己说。“我的伤这样重，能不能好还是个问题，如果不能好又何必这样连累大家呢？”
她看了看跟在担架旁边的警卫员小吴，又看了看肩宽背厚的老丁，不禁又想起自己亲爱的丈夫。为了自己的伤，他把自己的警卫员和担架员都派来了。而他也不容易，他行一天军，到晚间还要处理全军的行动和作战问题，得不到好好休息，第二天能在担架上睡一觉，那就是最难得的休息了。如今他把担架员派来了，他怎么办？他会不会从马上摔下来？长征以来已经有好几位领导人从马上摔下来了，而象贵州、云南这样的险路深谷，该是多么容易发生的事。为了我这样一个人，使整个的工作都受到影响又有什么必要呢！……
现在，担架已经过了山鞍，沿着盘山小路缓缓而下。
小吴见贺子珍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声音来，就抢上两步，问：
“子珍同志，你是想喝水吗？”
“不，你去请李指导员来一下，我有事。”
小吴快步赶上去，告诉了樱桃。樱桃就走出行列，在路边等候。贺子珍上来了，她就走近担架亲切地问：
“子珍，你不舒服了吗？”
“不，我有一个想法想同你商量。”
“你说。”
“我想还是把我寄了。”
“什么？”
樱桃吃了一惊。在长征路上，人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寄”字。一说要“寄”谁，就等于宣布这个人生命的结束。人们心里都明白，这是凶多吉少。所以“寄”就成了一个不祥的词汇。可是，贺子珍今天却主动提出要“寄”，这是怎么回事。樱桃睁着大大的眼睛。
“樱桃，我实在太累人了，把大家都拖苦了。你们把我寄下，将来胜利了，我还可以去找你们……”
贺子珍说着，泪从她苍白的脸颊上涔涔而下。
“不，那绝对不行！”
樱桃显得十分果断。她安慰了贺子珍几句，就跑上去报告董老。董老吃惊地说：
“那怎么行！不过这事应该报告泽东同志知道。”
樱桃就坐在路边等候毛泽东上来。
毛泽东睡得最晚，往往也出发较迟。每到一地，按照他的要求，警卫员先安排办公的地方，也就是说，把老百姓的门板支起来，当做桌案。如果门板少，不够搭铺的，他就同警卫员滚在一起在稻草铺上睡了。因为睡得过晚，他睡下时也就快到了别人起床的时间。由于敌人经常在后边衔尾而追，又不能起得过迟。当时，干部团担任总部的警卫，干部团团长陈赓就特别指定一个干部来关照毛泽东的起床和出发诸事。如果他起床过迟，就要去督促一下。毛泽东往往因起床过迟，饭也顾不上吃就立刻出发。等走上一二十里路才吃早饭。而这时，盛在蓝瓷饭盒里的饭早已冷了，如果临近有老百姓，就去烧一点开水，或要一点热米汤拿来泡饭。
樱桃在路边久等不至，就骑上马向回走了一程。果然在村边一棵大树下，见毛泽东正坐在那里吃饭，警卫员在旁边守候着他。樱桃走过去，瞅了瞅，见饭盒里仅有一点辣椒，不无怜惜地说：
“毛主席，你天天吃冷饭怎么行呀！”
“不不，我刚才还要了一碗热米汤呢。”他笑着说，“樱桃，子珍这几天怎么样？”
“还好，就是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毛泽东仰起脸，停住筷子。
“她要求寄下。”
“为什么？”毛泽东一惊，把饭盒放到一边去了。
“她说，太拖累人了。”
“噢，这个，我去找她谈谈。”
毛泽东把剩下的饭，三口两口就扒了下去，随即上马，同樱桃一起奔往前面去了。
不一时，便赶上了休养连。毛泽东老远就看见了丁班长那个大个子，在路边下了马，走到担架旁边。贺子珍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得厉害，连平日的红唇也成了白的。
毛泽东向两个担架员打了招呼，接着轻轻地唤了一声：
“子珍，你怎么样？”
贺子珍睁开眼睛，一看是毛泽东，先是有点惊愕，接着脸上浮出幸福的微笑。
“伤口疼得很吧？”毛泽东走在担架旁边，边走边问。
贺子珍微微地摇了摇手，算作回答。
“那你为什么要寄下呢？”
“我把你们都拖累苦了……”
贺子珍说着，泪蛋子一个接一个地滚了下来。
毛泽东心里一阵难受，拭去她的眼泪，安慰道：
“怎么能说这个？不管情况多么恶劣，我们都会把你带出去的。”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影响了大家，也影响了你。……前面就是金沙江，这么多伤员，怎么过得去呢！”“快不要胡思乱想！”毛泽东声音里充满一种有力的东西。“不管别人怎么想，至少在我个人，我认为金沙江是一定过得去的。”
贺子珍没有再说什么。她望望毛泽东又黑又瘦的脸上，两眼炯炯有神，似乎包藏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相比之下，她觉得自己太脆弱了。
毛泽东安慰了她一番，把她的乱发理了一理，把白毛巾给她盖好，随着担架走了很远的路。
毛泽东不时望望贺子珍苍白的脸，心里不胜酸楚。看来她的危险期并未度过，仍处在生死未卜之中。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深的忧虑。也许是将要失去她的隐隐恐惧，使他想起她的种种好处。
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当三十四岁的毛泽东率领着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万分疲惫地爬上井冈山时，他就看到这位井冈山上最早的女战士了。那是在井冈山窄窄的山径上，毛泽东披着满身风尘，穿着一套灰色中山装，拐着一双磨伤而又化脓了的脚，来与山上的农民武装的领导者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王佐、袁文才会面，队伍里就有这位年轻秀丽的姑娘。其时，贺子珍已经是中共党员，并且有了一些战斗经历。也许革命与战争，使人们美好的品质最容易显现，这一对不期而遇的革命者，在共同斗争中，爱情的种子就悄悄发芽。这是毛泽东在枪声与战尘中遇见的一位知己。随后，他们的感情就同这块中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一起建立和成熟，成为名符其实的战友了。
毛泽东的确从心里爱她。她不啻是这大山沟里一株活鲜鲜的山花。贺子珍不仅生得端庄秀丽，心地纯洁，而且相当勇敢。那些双手打枪之类的传说，自然是故乡人的夸张，而她作战勇敢确是事实。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初下赣南，由于人地生疏，遭到优势敌军的突然袭击。前面一个团象潮涌般败退下来，团长林彪也往后跑。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立在桥头，一面鸣枪，一面吆喊部队就地抵抗。这时贺子珍手持短枪，和毛泽东一起制止退却，不肯离开毛泽东一步。另一次，贺子珍乘马突围，有两个敌兵紧紧追她，都被她击下马来。毛泽东见她脱险归来，真是喜出望外，拉着她的手连声赞美道：“我真想不到你还这样勇敢哩！”
那时，毛泽东和他的部队被封锁在深山穷谷之中，很少得到外界的消息。对他来说，这比物资的匮乏更难忍受。作为政治家，不了解情况，怎样来判断周围的形势呢！所以，他用种种手段，如饥似渴地搜取敌占区的报纸。贺子珍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有一次竟率领两个排乘虚打进瑞金城，为毛泽东搜集了各家大报。毛泽东看到这些报纸，“真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快乐不可名状。”他更加爱自己温柔而又勇敢的妻子了。
他们情深意笃竟到了这种程度：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检查工作，贺子珍为他整理了行装，在他临走时，竟忽然望着贺子珍说：“子珍，你能送送我吗？”这样，饲养员在前面牵着马，他们俩沿着枫树下的溪流又走了一程。还有一次，贺子珍回到久别的娘家去了，事先说好了要住几天，哪知隔了半天毛泽东就跑去了，贺子珍的父母好好地款待了毛泽东一番，当晚将女儿放回。
当然，两个人的关系也不是绝对协调。主要是贺子珍不愿调到丈夫的身边做秘书工作。在那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这是相当一部分革命妇女的共同心理。她们不愿依靠自己的丈夫，让别人说三道四，而愿独立地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来。因此，贺子珍在下面一个妇女军政干部训练班当主任，她就感到很惬意，而调她到毛泽东的身边，她就噘嘴了。她觉得毛泽东不培养她。“你好不晓事呵！”毛泽东责备她，最后还是用道理加爱情将她说服。在日常生活中，偶然的拌嘴也是有的。毛泽东一向爱吃辣椒，只要有了辣椒，不管饭食如何粗劣，都吃得心满意足。贺子珍也从来不忽略这一点。但是有一天，她看那半碗辣椒馊了，就把它倒了。毛泽东吃饭时一看不见那碗辣椒，不禁无名火起，他本来正在洗脸，连盆子带水通通掀翻在地。还有一次，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古柏负了伤，毛泽东招呼自己的妻子给他熬药，贺子珍正在看书，没有理。因为她觉得古柏的妻子就在身边，何必叫我给他熬药呢！毛泽东连说了两次，看见贺子珍纹丝不动，就恼了，立刻大发雷霆，指着贺子珍说：“我要开除你的党籍！”贺子珍也不客气地说：“我看你没有这个权力！”这事闹了好几天，毛泽东终于主动求和，赔笑说：“算了，算了，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响叮噹！”而这些任何夫妻间都有的琐屑小事，不过象一片轻烟，不须风吹就消逝了。
毛泽东深深感激贺子珍的，是她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支持。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尽管他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眼前能够看到的毕竟是区区的人枪，而整个世界却是看不到底的黑暗。一切先行者大概都有心境上的孤独、寂寞、徬徨甚至悲凉吧，毛泽东自然不能例外。在茅坪的八角楼上，当他披着一块军毯在长长的寒夜中写那些论述红色政权的论文时，眼前毕竟有一个心胸火热的同志在陪伴着他，给他一定的助力，否则他将何以度过那漫漫的长夜呢！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更不必说了。那时，毛泽东瘦得可怜，贺子珍挖空心思来为他改善生活。她让警卫员为他打鸟，猎获野兔，捕捉鱼虾。有一次，她竟妙想天开地缝了一个兜兜，到水田里找了许多田螺，然后和辣椒炒在一起，为毛泽东大大地改善了一次伙食。然而，最令毛泽东刻骨难忘的，还是近三四年来贺子珍对他精神上的支持。那一连串的排斥和打击，批判和攻击，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它虽不象皮鞭和棍子那样落地有声，但它对人心理上的打击也是够沉重的。尽管毛泽东意志坚强，也够他承受了。在这期间，尤其是在长汀的那段时日，如果不是贺子珍的宽慰，那些长夜，那些黄昏又将如何度过呢！
毛泽东想到这里，再一次望望担架上的贺子珍，想起她的生死难卜，不禁一阵阵心酸。
这时正是阳春三月，在这个春之国里，风光的旖旎不亚江南。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正开得一片火红。下了山，就是曲靖坝子。这里的山谷相当平坦开阔，一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