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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对那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打赣州，表现得焦灼不安。他不赞成打这个仗，他认为这不过是夺取中心城市冒险战略的一部分。可是他又无法阻止。果然打了一个月还没有打下来，敌人的大批援兵赶到，弄得骑虎难下，空付出一大堆伤亡。这时，项英上山来了，请他去挽回局面。按说，他对这场本来不同意的战斗可以不去，但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临行时，乌云压顶，狂风急驰，正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贺子珍劝他雨过了再走，他说：“人命关天哪，怎么好等呢？”贺子珍说：“你的病刚好一点，雨一浇会加重的。”他笑着说：“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说着便跃身上马，下山去了。还没有走到山下，已是大雨滂沱。他到了前线，依据战场情况，果断地撤了赣州之围，将部队拉下来休整。不久，就瞅准了敌人的弱点，率军东进闽西，连续攻克上杭、龙岩、漳州等地。但是没有想到却得了一个“执行中央攻打赣州不坚决”的罪名。
毛泽东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便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他那套“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等待敌人”的右倾错误。会后调他去做政府工作，接着撤去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回到家里，一句话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贺子珍问了许久，他才叹了口气说：“他们把我从军队里赶出来了。”从此以后，他的身体便越来越坏，两颊瘦削，一双很有神的大眼睛，也陷进深深的眼窝中了。不久，贺子珍到长汀生孩子，他也到长汀养病，有时一整天坐在贺子珍的床前默然无语。孩子生下来了，取名毛毛，他们就从这个婴儿每天的生长变化中取得一点点安慰。除此以外，就是同贺子珍一起沿着长汀河畔散步，或者黄昏独坐吹洞箫了。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会吹箫，更没有听说过他有此爱好，不过借此吹去自己的一腔烦闷罢了。他每每把洞箫一放长叹着说：我的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什么时候才能觉悟呢？他们就象长久不吃东西的饿汉，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不晓得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是会要撑死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反右倾”的弦拧得更紧了。从二月起便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人们很清楚，实际上是对准毛泽东的。和毛泽东接近的人很快就受到了影响。且不说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打击，就连贺子珍这个小小的秘书也变成了收发，机要文件也不要她管了。接着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还有贺子珍的父母都受到牵连。贺子珍的父母本来在基层做些勤杂工作，刻刻钢板，印印文件，这些工作也干不成了。这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带着毛毛回到瑞金。过去是高朋满座，笑语喧哗，现在却是门可罗雀，没人敢上门了。毛泽东怕牵连别人，一连几天，甚至几星期不同人讲话。这是令人深深感到寂寞和心酸的时刻。
可是，一向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泽东是不能忍受这种生活的，他尤其感到不做工作是最大的痛苦。他安慰自己说，前方的事不让我管，就做点后方工作吧！在他身体稍稍好转之后，他就骑上一匹马，背上一把雨伞，提着一盏马灯，一头扎到调查研究中去了。大约在半年时间内，他爬山涉水，走了苏区大大小小的无数村镇，在街头、巷尾、田间、塘旁同形形色色的人物促膝谈心，探索着革命的经验和规律。他那些有名的文章，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人空前规模的五次“围剿”开始了，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苏区疆土日蹙，战局迅速恶化。毛泽东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这时他忧虑的既不是个人的得失，也不是路线的是非，而是苏区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尽管他的意见不被重视，一些会议不让他参加，他还是殚精竭虑，力图挽救危局。发生在十一月中旬的福建事变，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红军打破被动局面的大好机会。他打开地图，认真研究了敌我友三方的战斗态势，还搜集了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联合蔡廷锴，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一是将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威胁敌人老巢，从外线打破这次“围剿”。哪知信送出后，就石沉大海。毛泽东耐不住性子，亲自到中央陈述意见也毫无结果。忧思过度的毛泽东再一次病倒了。随着根据地的缩小，他的疟疾也越发厉害，一连几天剧冷剧热，烧得昏昏迷迷。兴国的失守，更使他大为震动。一天黄昏，贺子珍来到他的屋里，却为一幅景象惊呆了：原来桌子上铺着很大一张军用地图，毛泽东披着衣服，正深深地俯在地图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画着什么。也许由于光线太暗，他的鼻尖都快碰到地图上了。贺子珍抢上去把他拉开，把他扶到床上，责备他不该这样做，他说：“我在想，看还有么子办法没有。”
毛泽东就是这样带着病弱的身子和沉郁的心情踏上长征道路的。当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的内心虽然藏着许多伤痛、不满和过多的压抑，但却并不悲观。他相信一切对立物都要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否极泰来几乎是生活的定理。错误路线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它是不能自己纠正的，但总有一天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也就是头破血流的时候，会有别的力量来纠正。毛泽东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他意识到，这个时机是一天天地迫近了。湘江之战固然是个大悲剧，但它又似乎在孕育着一个辉煌的转机。
小沈高高兴兴地拿着一块白洋买鸡去了，不一时就买了三只，煺了毛，炖起来。
毛泽东在小木楼上，来回踱步，自言自语：
“看样子，条件成熟了，成熟了！”
几个警卫员没听清“条件”，只听见“熟了！熟了！”觉得很奇怪，翻了翻眼睛，说：
“怎么，刚煮上就熟了，还差得远哩！”
“不远，不远，是快了，快熟了！”毛泽东笑着说。
几个警卫员抿着嘴偷偷笑他：
“主席好久不吃什么，大概也馋坏了！”
不一时，只听楼下的警卫员说：
“周副主席来了！”
“呵，你说的是谁？”毛泽东对着楼梯口问。
“是周副主席来了！”
说着，周恩来已经顺着小梯子走上来。毛泽东笑着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
“恩来，你怎么有时间了？”
“毛主席，我是向你请计来了。”
自从毛泽东失去军职以后，虽然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许多人已经不这样称呼他了。博古等人自然照旧称他“老毛”，而周恩来则不同，不管毛泽东军事上去职以前，还是失势以后，一直是这样叫他。
“哟，什么请计，我看还是打个牙祭吧！”毛泽东笑着，拉他在火塘边坐下，“也真巧，我这里还炖着两只鸡呢！”
两个人坐在火塘边，警卫员又加了点干柴，炉火熊熊，烧得更旺了。两个人不管身上还是心里都感到温暖。
“这次湘江作战，部队损失很大，真使人痛心。”周恩来说。
“损失有多少？”毛泽东问。
“恐怕一半还多。主要是八、九军团太新，多半散了。”
“三十四师有消息吗？”
“我每天都让电台呼叫，就是联系不上。”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从江西出发我们是八万六千八百多人，现在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毛泽东暗暗吃了一惊，脸上却没有显示出来。
“只要过来，我看就是很大胜利。”他抚慰地说。
这话，使周恩来的心感到温暖。
“现在，最要紧的是当前的去向问题。”周恩来说，“按原来计划，是与任弼时、贺龙、萧克他们会合。但是，现在蒋介石在湘西已经调集了十几万人等着我们，这边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十六个师已经开往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一线构筑碉堡，准备堵击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么办？昨天我们研究了半夜没有解决。今天是征求你的意见来的。”
毛泽东点着烟，很重地吸了一口，笑着说：
“这事，我也在反复考虑。我的意见是不必去了。”
“你是说，湖南方面不必去了？”
“是的。”毛泽东点点头说，“我看原定计划可以放弃了。因为情况已经变化了嘛！如果还要坚持原来方案，无异是将红军送入虎口，甚至比湘江之战更为危险。因为湘江之战，敌人的集结毕竟仓促一些，再加上他们之间的矛盾给我们留下了空隙。”
周恩来两眼闪光，频频点头：
“那末，我们究竟该到哪里去呢？”
“贵州。我看那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
显然，毛泽东已早有考虑，成竹在胸。周恩来沉思了一番，表示完全同意，心情也振奋了许多。他说：
“我回去就同几位同志商量。”
说着，就站起身来。毛泽东一把拦住，笑着说：
“这可不行，还没有打牙祭呢！”
一边说，一面又转过脸来叫警卫员：
“小鬼，看熟了没有？”
警卫员小沈揭开锅，登时白汽蒸腾，香味四溢，用筷子一扎，立刻兴奋地说：
“熟了！熟了！”
“把周副主席的警卫员也叫上来！”毛泽东以主人的口吻大声吩咐。
顷刻，几只鸡捞到一个大面盆里，警卫员小沈又摸摸索索地从军用水壶里倒出酒来。
小小的木楼上，充满了既轻松又热烈的谈笑声，这是从江西出发以来漫漫的征途上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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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队伍陆续离开龙胜县境，向北行进。这一带都是深山密林。在高高的山崖上还长着一片片竹丛，竹丛里掩映着侗族的木楼，木楼边种着香蕉。完全是一派南国风光。由于红军的模范纪律，逃到山上的侗族人纷纷返回家园。路上不断看到，头上蒙着侗锦挑着担儿的妇女们，她们一个个都是那样健壮，挑起担儿颤悠悠地走得象流水一般。红军战士们都颇感新奇。一路上树木蓊郁，空中的威胁大为减轻，尽管头上不断有飞机侦察，人们已经懒得理睬它了。
部队到了通道双江镇，已经出了广西来到湖南边界。不过这里仍有不少桂林式的小山。在镇子的南面，就有一个孤山，长得象歪嘴桃儿，还有两条清澈的小江交汇，是一个颇为美丽的小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江边那座长长的花桥，具有侗族独特的风味。这种桥和北方的任何桥都不同，它实际上是长长的一溜花厅跨着流水，听说是侗族青年男女的聚会之处。
就在这个小镇的一座古庙里，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的仍旧是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这次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也出席了。讨论的结果，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见，不再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博古、李德却坚持照原方案执行。李德在毛泽东发言时紧紧皱着眉头，简直听不下去，毛泽东还没讲完，他就离开了会场。这使得周恩来颇感不安，联想起李德的一贯高傲态度和蛮横作风，心中甚为恼火。李德平日只喜欢同博古亲近，两个人讲话不用翻译，直接用俄语对话；而对别人，例如朱德、毛泽东、刘伯承等人都不放在眼里；对周恩来算是比较客气的了。这一切，周恩来都看在眼里，没有同他计较；今天的事，他却认为李德太过分了。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来到李德住的一座小学校里。他一进屋，见李德余怒未熄地坐在那里，翻译又不在场，只好勉强压住火，用英语说：
“李德同志，你今天过早退席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呵？”
李德翻着黄眼珠看了看他，并没有站起来。
“是很不舒服。”他用英语粗鲁地回答。“我认为，粗暴地拒绝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很不妥当。”
“恐怕不能这样说吧，”周恩来极力压制着自己，在他对面坐下来，反驳道，“这要看意见本身是否正确。难道敌人已经把重兵集结在湘西，我们还要把红军送往虎口去吗？”
“我要求你们听清楚我的意思！”李德不耐烦地叫起来，“我是说，可以让追击我们的敌人超过我们，也就是说，赶到我们的前面，然后，我们绕过敌人再往北进。”
周恩来听到这里，不禁失声笑道：
“超过我们？哈哈，赶到我们前面？敌人是以我们为目标的，怎么会撇开我们到前面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