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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你这位达尔文研究专家对这儿了如指掌呢。”
“我明白了，”他说，“这就是他原来的房子。”
休环顾四周，感觉这里像大多数剑桥学生的住所一样，虽然破旧了点，但还是很雅致。里面有一个有大理石壁炉架的砖制壁炉，一个旧窗座和有很多疤痕的红木墙板。两根桁条深深地嵌在灰泥中，中间还挂着个小巧的珠状玻璃吊灯。地板是古橡木的，有如铁般坚硬。得知达尔文年轻时住过后，休对这个地方有种说不清的感觉。
“这里没人吗？”
“某些时间段会有人。”
“那你怎么拿到钥匙的？”
“从门房那儿拿的，我求了很多次，他才给我。现在小费也降了，才5镑。”
在一张笨重而脏兮兮的长椅上，他们并排坐了下来。贝丝把手伸进篮子，拿出了一个很沉的绿色瓶子和两支笛子。瓶子上扣有一个盾形的盖子。她说，“这个以后再说吧。”然后她又拿出一个小小的公文包，拉开拉链，取出包裹，把它举在手里。包裹用褪了色的棕色纸包着，还用麻绳紧紧系着。
“不要告诉我你还没看过它哦！，，他说，“你可是经常到处看别人口记的啊！”
“是的，我还没看。我想我们应当一块儿看吧。我只看了附的那封信。”
正说着，她又打开一个塑料文件夹，取出几件文具，它们都非常精致，有如衣蛾的翅膀。“这是莉齐给她女儿的，现在坐好，静静地听吧。”刚开始时，她还是用一种戏谑的语气来念，但很快她变得严肃了，休想，她好像已经想像着把莉齐的声音融人自己的声音。唐豪斯肯特·唐纳英格兰1882年4月26日亲爱的艾玛：
我现在正以一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的身份给你写信。要不是发生了那一连串令人伤心欲绝、难以叙说的不幸之事，我将会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更珍爱你。当你还是个小足一天大的婴孩时，你就从我的怀抱中被夺走了。我是在鲁莽冲动之中怀上了你——那足…段不可否认的感情，而你便成了私生子。这只能怪我自己。对于这令人伤心的往事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后果，我请求你的原谅。我只能祈祷，愿你的同情怜悯之心会淡化你对这不光彩事情的评判，因为你的性情特点巾一定留有我的痕迹。我祈祷在时机成熟时，即使你不能完全理解我的行为，至少也不会在内心深处那么憎恶地来看我。
我不能肯定这封信是否会到达你手中，我是通过儿童援助协会办公室寄冉的。它是一家专为你们办事的机构。尽管我知道他们有政策规定，小孩与放弃抚养权的母亲不能联系——这是为了让孩子从过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开始全新的生活，也是必要的。但我仍然充满希望，因为查理·劳瑞·布莱斯先生是我父亲的一个熟人，或许能出现例外，这封信也就能最终到达你手中。而协会如果决定不把它交给你，它电将会保存在他们的法律顾问那里。他们告诉我，他们有权决定怎么处置它。
我这次写信的目的是想告诉你有关于你的高贵血统，并遗留给你一份特别的文件。当我告诉你它是谁写的和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时，你就会很容易理解它的意义所在。我决定不了到底怎么处理它，总是在两个对立面之间游离不定——看看各自的优缺点，真的不知道是把它公开好，还是立刻把它毁掉好？如果你收到了，我想让你以后将它保管好。当时间冲淡了激情，腐蚀了我们对相关人物的记忆后，或许又由于新的大洲、新的时代，这种时窄的距离带给了你更多的智慧，你也将自己作出一个恰当的决定。总之，我现在是在给你一件礼物，同时也是赋予你一个重大的责任。
你来自一个高贵的家系，那是因为我的父母，也就是你外公外婆的高贵，他们是第一代表兄妹。达尔文家族一连好几代都是医生和学者，韦奇伍德家族则是著名的陶器生产商。你外公的爷爷是达尔文·伊拉兹马斯，他是个诗人，哲学家，也是第一批信奉现在的进化理论的学者之一，尽管他那时还没理解它的发生机制。而提供那最关键要素的任务就落到r你外公头上，他就是查理·达尔文，著名的博物学家。你肯定知道，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有着差别极其细微的各类物种的大自然自身在进行着适者生存的选择，从而促成新的物种的形成。这个思想为他赢得了相当大的知名度，因为它和《圣经》中上帝创造了每个个体和物种的思想相对立——后者认为一切都在永恒之中保持固定不变。渐渐地，由丁他的理沦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当然部分的是因为少数能说会道的支持者们的努力，使他在英国社会获得了非常受人尊敬的地位。
也正是在这一天，爸爸【指达尔文，下同。——编者】（34年当中我大多数时间都是这样叫他的）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永远安息了，这也是我要写信给你的一个原因。能在那里举行葬礼可不是个小荣耀，特别是对于一个自由思想家而言（实际上，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玛丽·安·艾文思，两年前就没得到这一殊荣）。爸爸是想埋在我们所住的肯特唐纳村圣玛丽亚教堂。但在他死后，他的这个愿望被他圈内的崇拜者否决了（包括他的长期拥护者托玛斯·亨利·赫胥黎）。赫胥黎认为，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是他理所应得的，尤其是它还将提升科学的地位。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其间那些权威人物都出面和教堂调解，使得他们的请愿书在议会上获得了通过。
下面，我来描述一下今灭的仪式吧。我希望你读了它之后，能对外公的尊敬有了一种根基，接下来的任何新发现都不会将它破坏掉。你知道，外公受到广泛的尊敬。昨天一整天都下着讨厌的小雨。四匹马拉着灵车从唐纳村来到威斯敏斯特，一路上绅士们都脱帽致敬。然后棺材在圣菲斯小礼拜堂昏暗的灯光中，在仪仗队的护卫下过了一夜。今天早晨，人们又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断地涌进威斯敏斯特教堂。虽然女王和首相格莱斯顿没有来，但是其他的很多名人都挤满了教堂的左右两翼，包括穿着丧服的法官，议会成员，许多国家的驻英大使，知名社团的官员等等。在家里，大家又都去安慰妈妈，她因为太哀伤而没有参加。我很高必看到很多普通老百姓，包括我们的男管家帕斯洛。他们排满了教堂中殿的两边，以至还要站到外面的台阶上来。中午时分，丧钟开始鸣响，显要人物要绕棺材走一圈，棺材上面盖有黑色丝绒褶缀布，还装饰小枝白花。唱诗班的人员则以“快乐，就是人们找到了智慧并获得了理解”开始，唱着选自《圣经箴言》中的圣歌。仪式简洁，也没有太过于严谨，爸爸应当会觉得这恰到好处。之后，抬棺人——包括阿尔弗雷德·鲁塞尔·华莱士，即理论的共同发现者（赫胥黎先生差点都把他给忘了，直到最后一刻才邀请到他）——将棺材抬到教堂中殿的东北角，也就是要下葬的地方。它正好就在艾萨克·牛顿先生的纪念碑下面。
另外，我还想说说你外公过去的一些情况，希望你能宽容些，耐着性子让我把它说下去。它或许能帮助你对他形成一个更丰满的形象来了解他。你外公病了好些年。事实上，他这一生健康状况都不是很好。这么说或许会比较合理些——自他从小猎犬号船上回来，他保存的大量日常记录都可以证明这些。而最后几年，他则是在几乎细节上都没有什么变化的日常琐事中舒适地度过的，尽管它们有时候免小了有些混乱。
8个月前，他深爱的哥哥伊拉兹马斯去世了，他受到巨大的打击，陷入jr绝望的深渊。他认为自己也是心脏病晚期了。而上个月，具体地说是3月7号，当他一个人沿着郊外一条他喜欢的道路散步时，他又犯病了，勉强回到自己的住所，有好几天都躺在沙发上。经过一个年轻医生的好一番劝说，告诉他心脏还挺好后，他才终于又精神焕发，甚至还去春意盎然的花园呼吸新鲜空气。你姑妈，亨丽埃塔来呆了几个星期后叉走了。各类的医生，一共有4个，在不同的时间段轮流来，每一个推荐的治疗法都有所不同，甚至还有相互矛盾的说法。
上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18日，爸爸开始虚弱了。就在午夜前，他心脏痛得厉害，吵醒了妈妈。她迅速从她卧室跑过来，又赶快去取戊基药品，但慌乱之中脑子一片混乱，于是叉打电话给我。要我过来帮忙。而等到我们找到一些他自已有所研究的药品并再回到房间时，他已经倒在床上，看上去奄奄一息了。妈妈嚎啕大哭，引来了仆人。我们设法让他吞下了一些胶囊，咽下一点白兰地酒，但很多都溢了出来，顺着他的胡须流到了他的睡衣上。但他苏醒过来了，眼睛突然睁开，还往盆里呕吐。但他因为颤抖得厉害，不能说话。然后，这个一贯的无神论者做了一件让我永远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把妈妈拉到身旁，在她耳边急切地呻吟道：去请个牧师。她跳了起来，欣然表示同意。然而爸爸的清求实际上不过是个没有恶意的计谋，他只是想和我单独呆一会，他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只能讲给我一个人听。
于是我的叙说还得回到以前。长期以来，甚至从孩提时开始，我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就不融洽。这可能源自于我们的个性差异（当然深究没什么太多意义），也可能是爸爸在工作方面的一些事情。我有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事实依据，我发现了在5年的小猎犬号航海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不幸之事的线索。这里我不想一一作深入说明。只说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在你出生前不久，我有证据表明，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他都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而应属于相当不同的道德等级。于是，在一封写自一家苏黎世诊所的信中，我清楚明白地向他提出了这一点。也就是在那个诊所，我被迫放弃了你。
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我和父亲从来都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直到他死的那个晚上。当妈妈被支开，仆人被打发山了房间后，他把我拉到像刚才离他那么近的距离，声音刺耳地说，尽管他根本不是个严谨的人，也不相信神，但他确实有必要承认一个错误。他说，除了我没有其他人能够让他解开心中的包袱，因为我是惟一知道他秘密的人。这时，我的血液凝固了。他靠近我，用一种我几乎都不敢相信的力量抓住了我的睡衣边。
“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写一部自传。”我点点头。但我发现他仍然充满疑惑地抬头看着我，于是，我大声地回答道，“是的，我知道。”以便肯定他能听到。
这时，他放开我，倒在枕头上，声音之中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你不知道我省掉了一章，当然我还是写出来了，只是把它藏了起来以防有人看到。我想，写下来后町以让我感到轻松些，但是结果并非这样啊。”
我注视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也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着天花板，似乎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做，然后叹了口气，指示我去取他的一些东西。而让我惊奇的是，他要我找手杖。
我去把它取来，然后递给他时，他一把抓了过去，紧紧地握在一只手中。
随着一声抽泣，他说，在他死后——而不要在此之前。打开那个书桌底下上了锁的箱子，钥匙就在大书桌最上面的那个抽屉里。他看着我走过房间中央，打开抽屉，拿出一把保险柜的钥匙。
而当我充满疑惑地再回到他身边时，他仍然抓着那根我很想拿走的手杖，对我说了一句我永生都不会忘记的话：“在所有人当中，只有你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这时，他闭上了眼睛，变得很虚弱，感觉就像身体被淘空了，面色也变得很苍白。
一段时间后，妈妈和一个爸爸其实并不需要的牧师回来。她没有看我，但很惊奇地发现了那根手杖，还在爸爸的手中。
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什么，于是离开了房间，也没再回头看一眼。
凌晨2点，医生来了，父亲吃了他的芥子膏后，又吐了。
我只听到他说：“只要我能的，除了死，做什么都行啊！”，然后他就开始吐血，肤色也变暗了，我们喂了他几勺威士忌后，他整个晚上和第二天上午都是在昏昏欲睡和疼痛的煎熬中交替度过的。
等到下午，他已经失去了意识，发出刺耳的呼吸声，最后死于4点钟。那是1882年的4月19日下午。
我珍视对爸爸的这份承诺，不到他死后不打开箱子——也就是要到今天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回来后。
在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封好的包裹，里面装满了文件，封皮上有爸爸的手迹。那是从他过去很多年前凄过的一本书《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