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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也许想指出，事实上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所以基本上是在没有休息的情
况下就开始本章的写作这一事实。但仔细想一想，我现在还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得时刻谨记，在小说的这一部分中，“我”一方面是写《赤身与肉声》的现实中的小说家，另一方面又是其中的人物。保持小说家与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要遵守的重要规范之一。刚刚我想到了一个比喻：某部小说写到了一位可以穿行墙壁的有特异功能的男子，一直很自由地穿行墙壁的他，最终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而永远被关在墙壁里了。我在正写着小说的小说家和小说中的小说家这两重角色之间穿行时，会不会也被关在一张纸那么厚的墙壁里呢？或许我已经被关进去了？当然，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按下不表，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想依赖于比喻呢？这倒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像大部分人一样，我也认为比喻并不只限于实际存在的物体之外，也许它本身就是一种现实。文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生比喻。但如果不断使用比喻，只画出数个同心圆，就应该警惕非生产性。不过，既然我认为是有关系的，我就不会忌讳或者回避使用比喻。
赤身与肉声 上赤身与肉声（17）
把故事转到更具体的段落。事实上，我本想放弃在季刊上刊登《赤身与肉声》的第五章。曾向一位朋友委婉地提起过这一想法，当时他只是微笑，而我也没有多说什么。现在我想把当时想说的话，通过对话形式予以更分明的叙述。说它是对话形式，不如说它是对话体或对话语气更为恰当。因为在这部小说里，对话只用到半截是常有的事，现在也是那种情况。总之，我更喜欢对话语气。换句话说，书面语体过于直线和分析性，而且它本身太坚固；与之相反，口语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婉转的和富于暗示性的，其本身是薄而透明的，还有一定的弹性；特别是，如果好好利用词尾的弹性，还可能获得意外的现场感和现实性。但现在我不想把精力放在词尾的变化上。虽然整部小说都带有强烈的书面语风格，但我同时也尽量采用了口语体的因素。当时我跟那位朋友所说的话，可能就是如下的内容。我另起一段，并使用双引号：
“因为多种原因，我想暂停《赤身与肉声》的写作。如果是这样，杂志的编者后记里可能会登出‘《赤身与肉声·5》，因为个人的原因停止刊出，希望谅解并予以评论’的报导。但追根究底，我感到把写不下去的原因归之我个人的说法既不确切，也与实际不合；应该归结于我和我的小说跟社会或者时代相互连接的关系。总而言之，我无法摆脱我的这部小说在时机上非常不确切的感觉。小说从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实践中得到力量，它在理念和形式上的探索，到现代已经勾画出了各种各样的进化轨迹。具有丰富的形式和理念的小说互相混合在一起，以每个作者的个性为土壤，协调地发挥着其特性。虽然在文学上那些构成要素之间多少有点关系紧张，但总的说来，是可以调解或能够达成协调的。然而它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状况却完全不是这样。问题就在这里。正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各种文学形态之间的紧张或谐调随时会变得残废或破碎。一方面是大声疾呼，要实现文学的社会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则主张，首先要认可各自的丰富多彩和个性化的属性，然后再发挥他们各自的特质，这样才能实现小说参与社会变革的志向。前者因为意识到实践的攻击性而一再提高嗓门，而后者因为着眼于个人和社会所谓的本质结构，会更多使用自我反省的语气。我当然属于后者之列。由此看来，我正在写着属于形而上系列——当然，我也曾经多次说到，这部小说应该与形而上学有所区别——的小说，而在本章开头之所以说到个人装备，也是源于这样的脉络。小说即使被视为表达理念的手段，写小说的人却不得不碰到写小说本身的问题。不管写什么类型的小说，果真存在写作中无需提防可能产生的虚伪意识的人吗？大部分试图进行形式探索的小说，以我个人的看法，都与排除那种虚伪意识有关。当然，我并不完全相信形而上学会让这些成为可能，只是这样的可能性，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也应该继续试探下去。在这一意义上，我有时也希望能读到高呼社会实践的形而上的小说。如果我有这种能力，我一定会去写这样的小说。在此需要指出，幸亏我不只是《赤身与肉声》的作者。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以我面前的条件为基础。这段类似独白的对话尽管还没有结束，但考虑到呼吸和视觉的原因，想就此另起一行。
“以前也曾说过，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要开始写小说，或者是为什么要写小说，而是为什么要继续写小说的问题。我的小说是不需要典型的，我通过无限重复也许不够典型的东西来换气。如果说文学能维持着多样性，那么在我这里得不到青睐的典型，会在其它的小说里被充分发挥。那么至少是从我的立场上看，它们与我们小说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许有些人会提出反驳说，我所谓的多样性，削弱了集中性和尖锐性；以结果观之，会在我不自知的情况下参与维护现有的统治体系。当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基于我的处境，我无法对此
做出强烈的反驳。但——也许读者们已经猜到了我会用这个副词——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至少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简单。多样性与自然性很接近，距意图性却非常遥远。我们各自都是向这个世界很自然地说话，然后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当然我们实际所处的状况无可比拟地暗淡和迫切。但是在与这种状况进行战斗的过程中，当文学成为关键时，光靠意图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制度所拥有的构造上的复杂性，或者是对抵抗势力的防御机制的周密性，已经达到了极点，所以对压迫和暴力的体制的斗争，不是跟某个个人或某个阶层的斗争，而是与其构造本身的斗争。现在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前后方之分，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对所有具有统治体制气息的东西——它也会在文学之中存在——不管它是什么，都坚决予以抵制和纠正，必要时还要推翻它。为此要维护多样的精神上的自然和自由，而且应该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对历史的认识：不仅是面向社会，而且敞开自己内部。非反省性的历史认识、完全以尖锐和激烈为表现的历史认识，有时也透露出与统治体系理论相似的一面；而且有时被它利用，甚至被它吸取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当然光靠多样性也同样是不够的。为了充分发挥多样性的力量，还需要有击中要害的攻击性。我现在是在说关于前方和后方的均衡感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以这样的眼光来一边看世界，一边写作品的。但是仔细想一想，在统治的一方依靠统治体系的行使权，公然放纵物理性的暴力和压迫的现实条件下，一边谈论着均衡感，一边给自己的作品赋予意义，还想以此得到安心，这样的举动也确实有点可笑。这好比是在玩跷跷板，一方轻盈地漂浮在空中，而另一方由于太重，所以陷进了泥洼里。当脚底连泥都沾不上时，大声喊均衡是没什么意义的。换一种比喻方式说，就像是把别人都推向前线，我却以扰乱作战的名义留在后方，主张没有什么所谓的前后方，应该动员所有力量去战斗。每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正在写小说的我就会被自己真面目的危机感所折磨。
赤身与肉声 上赤身与肉声（18）
“一句话，我们所处的时代状况，不仅是我，而且更多的人，也都沉溺在无可奈何的被害意识里，而且时不时吃惊地觉得是不是自己犯了时代错误。写这部小说时，我就时常陷进无底的虚脱感里：现在我在干什么？是不是徒劳地夸耀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健谈呢？而且一方面无法确保现实的平台，另一方面又受着文学主义的指责，更何况连我自己也时常怀疑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写这部小说呢？当然有一个让我继续写下去的确凿的理由：我决定把和写小说有关的一切都作为小说的对象。就是从最现实的问题开始，把看起来似乎跟现实无关的东西也作为小说对象，以此来实现一个心愿：写一部尽量摆脱了虚伪意识的所谓正直的小说，并以此为基础来不断地变换。我连粘在铅笔芯上的唾液量也不放过，打字机经常在小说里现身，也是因为同样的缘故。
“不管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自己正当化，对我来说，写这样一部小说的现实负荷都显得太大。也许这一类型的小说，应该写成短篇或中篇，或者只能塞进砖墙。可是我已经在写第五章了。就像近来推理小说的普遍趋势，发生一次杀人事件不能充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所以就写连环杀人案；又像在夜总会的舞台上，出台一个脱衣女郎无法满足酒客，所以往往同时出来几个女郎，依次脱衣一样，我也觉得写得太少不过瘾，所以要继续亮出我的裸体，发出肉声。
“一边歇一会儿，一边回头看的时候，我为自己的被害意识竟然也达到了这个程度而感到吃惊。我想把这些比喻都抛开，然后用一次性结束和多次反复之间存在质的差异这一想当然的念头来安慰自己。但我消沉的意志就像烛泪，或者像化掉了的糖稀一样，下沉到我心情的底部粘住，一动也不动。现在的我应该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或者幼虫一样，从一点点地扭动身体开始重新做起，然后动一动胳膊和腿，接着翻过身来爬一爬，再过一会儿，就像刚学会走路似的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否则正在写这部小说的我，可能就在这个瞬间，并且就在这段文字里莫明其妙地粉身碎骨。
“总之，因为这种状况的缘故，我认为自己的自觉意识就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插着几把剑的桶里。所以这次我对如何继续写这部小说做了谨慎的、深刻的思考。但是，就像刚才构思对话体时所说过的，我必须首先采取某种方式，对因个人原因而停止连载进行弥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几种对策，其中之一是，先求得杂志社方面的谅解，只写标题，然后空出下面的内容；或者模仿近来很多人都使用过的方法，画一个空箱子；要不然就用大号字印上标题，然后用照片、漫画或报纸碎片来填满几张空白页。但是，这些想法只是在我的脑子里停留了一会儿就消失了。这些想法相对于我的小说不仅显得过于幼稚而简单，而且就算办到了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解决问题。既然如此，我还不如干脆选择中断连载的做法。但是，那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决定的事情。因为所谓的中断，意味着总有一天还会重新开始；可是如果我放下了这部小说，那么很可能就永远也不再重新开始。现在我把这部《赤身与肉声》看作是以后我将要写的其他小说的垫脚石，并且是处于中间位置的最平坦的一块；如果这块垫脚石只剩下半块，我也会想尽办法踩过去。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我已经走过了那个地方，我的垫脚石却成了终身残废，并且就以这样的方式被凝固。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能轻言放弃。
“结果，我通过回顾发动我写作的内在和外在的状况来弥补这第五章的位置。现在我正这么写下去。但是等到写第六、第七章时，我能写什么呢？本章开始时对此曾有过充分的意识，但是不能继续忽视这部小说的原意了。这样一来，我就必须有所保留。最初我是想简短地结束这一章的，因为觉得这一次乱七八糟的因素纵横交错纠缠在一起，可能支撑不了多久；但现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写了近五十页稿纸。因为稿纸量增加而自觉成了负担，这还是头一回。或许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了。”
刚刚关了双引号，出了一场汗，但仍然沉浸在对话体里，只觉更加舒服。可是所谓舒服的真面目又是什么呢？难道是以对话为缘由，我把话说得怪无辜的，然后就沉浸在某种安心感里，自以为这么一来，与读者发生冲突的余地就被最小化了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通过对话的形式，充分地再现一下我思考的开始、进行、发展，有时是退化的过程。那么为什么现在我还不另起一行呢？难道在这个段落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事实上，我每次都能痛感到自己不能果断地换行这一事实，因为我害怕有什么被漏掉了。从微观上看，本章不能写得简短；从宏观上看，写这类小说的本身，往往是因为某种疑心在起作用。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