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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黄楚九仿佛又想起什么，对臧伯庸说，“百龄剂”的药方是你开的，名字是你取名，将来你这一份股子……
不等老丈人说完，臧伯庸就表了态：“这个现在还说不上呢，先把药生产出来，看看能否推销得出去。”
新药已开始试制，大量生产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药品出厂后的销路。黄楚九希望的还不是一般的卖得出去，而是能引起轰动效应的畅销。
还得在广告上花大力气，要大造声势，就像京剧名角出场前，场面上要打出一套响亮花俏的锣鼓点子，把全场观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台上一样。
现在黄楚九要敲的锣鼓点子，不是一套，而是一套接一套地层出不穷，让人们的目光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直被他的新药“百龄剂”所吸引。
第一步先印海报，张贴在大上海所有马路的电线木头上。
啊呀，糟糕！头一批印出来的海报，竟然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排字工人（那时也叫“手民”）把“百龄剂”错排成“百龄机”了，怎么办？如要毁掉重印，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还是黄楚九当机立断，将错就错，新药就叫“百龄机”。看起来，“机”字比“剂”字更有味道。“机”者，机会也，机缘也，生机也。吃了“百龄机”，就能获得享寿百年的机遇，萌发永驻青春的生机。“倒是错得好，以后就照我这个意思在广告上做文章。”黄楚九吩咐道。
对此又另有一说，将“剂”字错成“机”字，是黄楚九的意思。臧伯庸为此去问黄楚九，得到的回答是“天机不可泄漏”，是有心让人弄不懂，因而更引人注意。
当时为黄楚九操办广告宣传的，一个叫周名刚，是策划此道的行家，是黄楚九特地罗致到麾下的。一个叫徐卓呆，又叫徐半梅，曾留学日本，回国后编演过文明戏，又常在报纸上写文章，用过“李阿毛”的笔名。他被黄楚九聘用到九福公司，编过一本《红》杂志，内容除刊载一些短篇通俗小说和长篇言情小说外，其余都是为九福公司产品作宣传的文字。经周名刚的构思，由徐卓呆执笔，报上每天可以见到一篇吹嘘“百龄机”效用的小品文，什么“百龄机人生福为先”等等，都刊在显著地位，配以图画，开系列广告的先河。
海派商人黄楚九四四、飞机撒传单
四四、飞机撒传单
这一系列的广告小品登完了，最后刊出一位老人来信，证明服了“百龄机”之后，“数十天的效力如此，今年没有冬天”。
“百龄机”的广告最有名的一句“警语”是“有意想不到之效力”。这句话现在看看也普通，在当时却广为流传，成了上海人平常说话的口头语。
想出这句话的人，一说是黄楚九的二女婿，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语很好的曾焕堂。一说是吴虞公。他原本在平望街开一家小小的“中西书局”。因为想出了这句妙语，为黄楚九聘到九福公司，成了老板的“智囊”之一。
黄楚九对“百龄机”的宣传真是不惜工本，挖空心思。他命手下人在上海四处活动，从各个角落物色到几十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个个鹤发童颜，须长过胸，一起被请到“大世界”玩了一天，然后在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就被当作活广告刊登在报刊杂志上，附有短文介绍，题目就叫“百龄大会”，下面是这两句话：“日服百龄机生奇效，百龄老人永不老！”有些人看了这种宣传明明知道是“噱头”，却也不能不佩服想出这个“噱头”的人是很会动脑筋的。
这还不够轰动。黄楚九又命人在城隍庙定做了一只很大的风筝，下面挂上箱笼，下垂药线，由“大世界”正门那座高塔顶上将风筝送入云端，同时点燃药线。一会儿，风筝冉冉升起，药线燃尽，“噗”的一声，箱笼打开，大量“百龄机”的广告传单纷纷四散飘落，引起无数行人争相拾取，还嘻嘻哈哈地当作新闻传播，等于是在传播“百龄机”。
如今健在的九十开外的老人胡铁耕，从前负责经营过黄楚九开设的萝春阁茶楼（以生煎馒头出名），曾亲眼看见过从飞机上撒“百龄机”传单的情景。事先在报上刊出“启事”，说将在某月某日几点钟在什么路的上空，由飞机撒传单，其中还夹有大面额奖券。届时，那条路上果然人山人海，大家都仰起头等着飞机来临，抢到奖券。飞机确实来了，“百龄机”传单也撒了，不知有没有奖券，但造成秩序大乱，事故不断。租界当局于是下令，严禁今后再有人效法此举。这一次黄楚九也被租界当局大大敲了一笔。
有人曾经问黄楚九，一盒“百龄机”能卖多少钱，花大笔的费用在广告上，到底值得不值得？
黄楚九回说，他已算了一笔帐，是值得的。假设“百龄机”每盒卖一块钱，除去成本，再除去广告费，哪怕只有一角钱的赚头，只要卖得多，就会有可观的盈利。他做生意，一向主张“薄利多销”。
海派商人黄楚九四五、危机终暴露
四五、危机终暴露
而要多销，就要大做广告；广告做得大，产品就会销得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黄楚九经常向人宣扬他的这种经营之道。
“百龄机”于1924年上市，居然一炮而红。购买的人多数抱着这样的心理，既然广告上说得这么有效用，就买来吃吃看。一吃之后，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肠胃倒是比较舒服些了，大便通畅了，觉得精神似乎也好了一些，就买第二瓶、第三瓶……并在亲友之间，互为推荐，“百龄机”竟成了热销品，外地定购批发函件纷纷飞来，甚至远销到东南亚去了。
黄楚九猜中了上海人一向抱有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的购物心理，又将“百龄机”略为提了点价；并托人到美国印制了上有“谨防假冒”字样的福禄寿三星彩图证券，在每盒“百龄机”里放一张。顾客打开盒子，如没有这张证券，或者虽有却是印得很粗糙的，就是假货。
这些做法，无非自抬“百龄机”的身价，表示这个药品现在是抢手货，不但供不应求，而且已有人伪造，这是从另一种角度来为“百龄机”做广告。
“百龄机”终于成了黄楚九的另一棵摇钱树，上市的头一年，营业额即高达五十万元以上，到1926年，竟上升到一百二十万元。
黄楚九借机向外宣称，他从“百龄机”赚来的钱，并不是只图一己之享受，也向社会回报。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在1926年办了上海急救时疫医院，又将自家龙门路上的老房子让给改组后的上海新药业公会办公。因此在1927年，黄楚九当选为公会主席。这两年沪上还有不少名医师主动表示愿与黄楚九合作，一是手里有良方，想通过黄楚九的生产和销售渠道推广出去，可以大获其利。二是愿意向黄楚九属下任何一家制药公司参股，分享红利。
黄楚九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不可错过，第一步便把九福公司由虚变实，改组成九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依法向当时的政府部门注册，并在天津、济南、重庆、辽宁等地设立分公司。上海总公司的地址搬到了白克路（今黄河路），不惜工本，装潢门面，最显眼的是用九只蝙蝠构成的图案，是镀过金的，据说用了二十四两。还有“百龄机”的广告，也是镀了金的。
又生产了一种咳嗽药水“补力多”，特别适合瘾君子的需要，他们把鸦片烟掺在药水里喝下去，同样过瘾，至少要比躺在床上自由得多，还可以带到外面去喝，这又为黄楚九赚了大钱。
此时的黄楚九真是踌躇满志，但隐伏的危机也日益暴露，一是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二是“日夜银行”的周转不灵，使他真的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