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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可以看两本书，一本是于汝波主编的《孙子学文献提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一本是穆志超、苏桂亮主编的《著述提要》（收入邱复兴主编的《孙子兵学大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八册）。
（2）文本。从前，善本是公私秘藏，不易见，清孙星衍刻的本子就是最好的本子。三类版本，他刻过两种，一是刻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二是刻《孙子十家注》。此人对《孙子》情有独钟。他姓孙，自称“孙武之后”，有光宗耀祖的巨大动力。研究《孙子》，清代学者，他功劳最大。前书，我们要感谢他。因为该书原本已经失传，他的本子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后书，早先，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不易见，明本（一般叫《孙子集注》，有谈恺本和黄邦彦本）也不易见，孙星衍发现明华阴《道藏》本，赶紧印，是最普及的本子，现在有宋本，可以代替它，但以前是独一份。《武经七书》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印的日本静嘉堂文库本，这个本子和《魏武帝注》本是出于一系，有《魏武帝注》本，也可以不读它。现在，研究文本，可看我的《〈孙子〉古本研究》。宋以前，简本和古书引文，我做了全面搜集和分期排队，极便参考。宋以来，典型版本，我也做过横向比较。相比之下，《魏武帝注》本最好。宋以后，都是重复，不必校，不必读。
（3）注本。过去读《孙子》，主要是军人。他们读的都是《武经七书》。学者盛称的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和赵本学《孙子校解引类》，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都是属于这个系统。这些书，除了研究学术史，没有太大价值。清代，考据学发达，但《孙子》没人理，没有一流学者做深入研究。孙星衍也没有注《孙子》。他们的注，也多半不必读。我认为，读旧注，还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最好。另外，我的《吴孙子发微》，是全面研究《孙子》的文本演变，针对所有疑难词语做深入考证，并附有白话翻译的书，也是便于参考的注本。《〈孙子〉古本研究》的下编还汇集了我历年考证《孙子》文本和词语的有关文章，是写作《吴孙子发微》的素材和研究基础，请参看。
（4）校勘。清代学者没人理，国家图书馆有个王念孙校本，只是过录本，我看过，没什么价值。清代，贡献最大，还是孙星衍。孙氏校勘《孙子》，方法很对，主要是据类书引文，研究早期面貌。宋以后的情况，杨炳安《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做过全面调查。他的工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我们理出两大版本系统，二是在客观上证明，宋以下的版本，其实不值得校勘。我在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对校勘也进行了总结这两本书，均已收入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拙作《〈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一书……
读《孙子》，基础的基础，是五件事：第一是细读原典，第二是精研旧注，第三是考证源流，第四是分析结构，第五是解决词语上的难点，读不懂的词语，别轻易放过。
除我在《吴孙子发微》中提供的书目，大型参考书，还有两种，可供查用，但价格比较贵。一种是《孙子集成》，24册，谢祥皓、刘申宁辑，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一种是《孙子兵学大典》，10册，邱复兴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以上，是就《孙子》谈《孙子》。
如果大家对《孙子》比较熟了，我建议，大家可以读一下《武经七书》的其他几种，还有上面说的其他兵书，包括出土的兵书。明茅元仪说，《孙子》写得最好，其他兵书，不过是《孙子》的注疏（《武备志》卷一《兵诀评》序）。明李贽的《孙子参同》，就是把其他兵书，还有史书中的战例，分门别类摘出来，用来注《孙子》。这个读法很好。
另外，我们真想从《孙子》学点什么，特别是学它的兵术和思想，还要把它放进军事文化史和思想史来读。这是下一讲的内容。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1）
《孙子》的读者很多，各种各样。读者不同，兴趣不同，读法也自然不同。军人有军人的读法，文人有文人的读法，其他人有其他人的读法，古今中外不一样。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读法。
这里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一）传统军人的读法
《孙子》是一部兵书。兵书主要是军人写的，也是写给军人看的。
历史上，《孙子》的读者主要是军人。如宋代武举，既考马上马下，武功如何；也考《武经七书》，文章如何。《七书》的第一部就是《孙子》。
兵书本来是写给军人看的，但很多军人都不读书，更不用说读兵书。
军人读兵书，最看重用。他们的读法，一是喜欢直接读原文，读书不求甚解，比如宋以来的《武经七书》，就是这么读，白文无注；二是有注，也力求简明扼要，比如元丰初刻本的《武经七书》，原来有曹注，曹注非常简短；三是不尚空言，注重实例，老师教学生，喜欢援引战例，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来讲话。
战史是用流血的经验写成，战例对军人最有用。读兵书，从战例入手，是对头的。
汉朝读《孙子》，最出名，莫过韩信。他行师用兵，常活用《孙子》（《史记·淮阴侯列传》）。但当时的军人不一定读。如骠骑将军霍去病，汉武帝教他读“孙、吴兵法”，他就不读，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当时读兵书，很重史书中的战例，和欧洲的传统差不多。如光武中兴，立大功的冯异，这个征西大将军，原来是读书人，就以精通《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而出名（《后汉书·冯异传》）。三国，吴将吕蒙，本来不读书，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太忙，没时间，不读。孙权说，我又没叫你死抠经书当博士，从前，光武帝也忙军务，却手不释卷，人家曹操，年纪一大把，也老而好学，你还不给我赶紧去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还有三史（即《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他叫吕蒙读的，也是兵书和战例。吕蒙读了，简直好像换了个人，鲁肃夸他学问大，不再是以前的“吴下阿蒙”，他自己也说，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孙权出富春孙氏，号称孙武之后（《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他喜欢读兵书，要部下也读。
兵书有用，但怎么用是大问题。用得不好，还不如不读。
（二）传统文人的读法
兵书是什么人写的？主要是军人。但古代也有其他人写兵书，不一定全是职业军人。比如，《墨子》讲城守的各篇，还有《荀子》中的《议兵》，汉以来都认为是兵书，就不是军人写的。宋代的文人，也经常掺乎军事，有些作品，就是出自文人的笔下。文武有分工，其来尚矣，但自古军中就有文职，摇羽毛扇的军师谋士和带兵打仗的人不一样，张良、诸葛亮型的人，古人叫“画策臣”，现在叫参谋，他们都是很有知识的人，很会动脑筋的人。现代指挥人员，也是从军校毕业。兵书的
作者还是要有点文化。它的读者，也有一些是文人，特别是关心军事的文人。
文人读《孙子》，特点是咬文嚼字，一字一句，抠得细，讲解词义，分析内容，比军人强。他们喜欢读有注的《孙子》。比如，宋代的《十一家注孙子》，搜集历代注解，就是文人的读物。其中很多注，都是文人写的，或很有文化的人写的。旧注，唐四家的杜牧，宋四家的梅尧臣，都是有名的文人。
文人谈兵，大家喜欢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明清小说经常这么讲，意思是，文人不懂军事，只会说，不会干。这种说法，很明显是贬义，但它出现比较晚，明清以前，好像没有这种说法。什么叫“纸上谈兵”？大家举例，总是拿赵括当典型。司马迁说，赵括的爸爸赵奢是赵国的名将，秦国怕他。赵括从小读兵书，谈起军事，以为天下没人比得上他。他和他爸爸辩论，他爸爸都辩不过他。但他爸爸看得很清楚，兵事凶险，这小子太狂，把它看轻了，并不认为他真懂兵法。赵奢死后，秦国散布谣言，说我们最怕赵括子承父业当将军，使赵国上当。他妈妈劝赵王千万不要让他当将军，赵国的另一位大将廉颇也说，他是“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都不同意让他当将军，但赵王不听，结果就发生了秦军败赵于长平，40万人被活埋的惨剧（《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括光会读书，没有带兵和实战的经验，随便换人，随便改规矩，又不知道怎么应付战场上的千变万化，误不在书而在用。文人好读书，但照搬书本的，未必是文人。从早期制度看，肯定不是文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文人，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魏源说，“今日动笑纸上谭兵，不知纸上之功，即有深浅，有一二分之见，有六七分之见，有十分之见”（《圣武记》卷十二）。兵书都是“纸上谈兵”（但赵括的时代还没有纸），有的写得好一点，有的写得差一点，关键是怎么用。书是书，用是用，不能混为一谈。
文人谈兵，害国误国，也有。但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主要问题出在政治，出在政治上的瞎指挥。这种问题，宋以来最突出。
宋代有意思。宋太祖出身军人，赳赳武夫，马上得天下，反而提倡偃武修文。他是有感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兵连祸结，对国家为害太大，才痛下决心，让笔杆子管枪杆子。以文制武，以文代武，就是当时的“政治挂帅”。明代，太监当政委，也是宋代就有的制度。文人不懂军事，但比军人懂政治。乱世靠军人，承平靠文人。承平之世，军队的作用是警察，分散各地，用于剿匪，维持治安，这是双刃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岳飞冤死风波亭，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遗产。宋代的安定团结是获福于此，屡战屡败也是埋祸于此。问题最大是中御之患。宋代猜忌武人，监视武人，什么都不放心，临阵才授锦囊妙计和阵图，能不打败仗？
宋代，朝廷重视军事，是被逼无奈。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从此边患无穷，才出现“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宋代注解《孙子》的，很多都是那时的文臣（《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庆历三年（1043年），立武学，刻《武经总要》，也是针对边患。立武学属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当时，文臣捣乱，说学学古名将就得了，何必读兵书，故武学三个月就被撤销。《武经总要》是曾公亮和丁度编的，他们也是文臣。
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年）再立武学，是第二遍。《武经七书》就是武学的教本。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朱服、何去非奉命校刻《武经七书》，他们也是文臣。当时，武学归国子监管。朱服是国子司业，相当于今教育部的副部长。何去非是武学博士，相当于今军事科学院的教授。何去非写《何博士备论》，是讲当时的“政治挂帅”，深得苏轼赏识，但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两次请苏轼上书，推荐他转文职。宋以来，文人在武人之上，武举和文举没法比。文人谈兵，注重治兵，讲来讲去，无非是士兵要听将领的话，将领要听天子的话，一切命令听指挥。当时，刻《武经》，立武举，是模仿读书人。但骂《孙子》无用、兵书无用的也是读书人。军人不读书是不行了，但兵书和打仗脱节是大问题。打仗是一回事，武器、制度、训练，是新一套；读书是又一回事，完全是古典。真的打起来，大主意是皇上和皇上身边的人拿，没人管兵书怎么讲。当时打败仗，责任在皇上和文臣，不在军人。苏洵讲治兵，说带兵打仗有什么难，不过如“贱丈夫”管下人、丫环、小老婆（《嘉祐集》），苏轼讥评孙武，也说“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苏轼集》卷四二《孙武论下》），都说丘八不懂政治。但政治是文人搞坏的。
文人批评武人，喜欢拿三代王者之兵、春秋霸者之兵压战国兵家，拿《司马法》压《孙子兵法》。这是典型的宋代偏见。后世怀疑《孙子》，这类批评是源头。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有所谓熙宁新政，立武学，刻武经，都在这一段。苏洵、苏轼和何去非，都属于反对派。他们的议论，他们的怀疑，可能和政治斗争有关。背景复杂，值得研究。
这是历史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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