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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死于日军细菌武器研究及试验的中国民众，至少在20万人以上。四、被送进地狱做劳工的中国人 日本帝国主义为解决国内资源贫乏和劳动力匮乏，在疯狂掠夺中国丰富的物产资源时，还强行掠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强迫他们到其占领地及日本本土去作劳工，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 被抓的劳工多数来自乡村，也有一些是城市的青壮年，他们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转眼之间成为任人役使的奴隶。 凡是被抓的劳工都先被送进劳工训练所或集中营，经过短期的“训练”，然后送到东北、华北等地的矿山，还有一些被掳到日本。
县令向百姓发布的预防毒气弹训令 1994年，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在国会参议院回答质询时承认，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受政府指示，强掳大批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国当劳工。日本投降后，外务省曾就“中国劳工”问题向政府提出一份报告书。据川岛批露，报告书明确记载：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掳38915名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6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① 刘连仁，他在1944年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去作劳工，后来逃进深山，等到被发现他已经在深山里过了13年的“白毛女”生活。这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刘连仁曾多次到日本打官司，但日本政府依然逃避责任，2000年9月刘不幸去世。 臧马写著的《刘连仁的难友：我也在日本深山老林里》一文，提到有个叫陈宗福的老人，他也是和刘连仁一起在家乡高密被日本侵略者绑架到日本北海道去做劳工的。在1944年刚刚17岁的陈宗福正在地里干活，突然被日军绑架，以后日军把他和其他的中国老百姓押上了开往日本国的货轮。到了日本，被带到北海道山区的矿井去挖煤，每天干16个小时完成80车煤的任务，劳工稍有怠慢就遭到拳打脚踢，口粮却一点不增。有许多人被砸死在矿井里。他记得一次塌方，他去扒井，扒出5个劳工，全都缺胳臂少腿，脑袋就像踩坏的烂地瓜。日本鬼子还直接虐杀劳工，一个中国劳工在逃跑时被抓住，日本人让狼狗把他咬的一块一块的。
上千万劳工 劳工的生活非常悲惨。亲眼目睹中国劳工受虐惨状的日本人对此有过揭露：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用水泥袋或稻草袋裹着身体，而用水泥袋裹身是日本人禁止的，这样的结果是要么冻死，冻残，要么被打死。日本人留给中国劳工的只有这两种选择。 日本人还不给中国人吃人该吃的东西。刚开始还给豆腐渣、橡子面做成的窝头，后来连这些都不能保证供给。就说这些东西吧，许多人吃后，肚子涨的难受，食后口渴，喝冷水后就腹泻，由于腹泻严重，有的人没法穿裤子，许多人还染上了痢疾。就这样，劳工干着干着就晕倒了，残酷的迫害以及过度饥饿，使他想到了逃跑，于是和刘连仁等一起，趁看守不注意，逃出了敌人的魔掌。后来与刘走散了，在深山里他靠吃草根、野果、野乌鸦生存，这样过了3年后，被一个日本猎人发现，在当地华侨帮助下，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像刘连仁、陈宗福这样被掳到日本的劳工还有很多很多，他们能活下来还是幸运的，那些没能回来的就把自己的魂魄撒在了东瀛列岛上。而回到中国的劳工，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致伤致残，因此日本政府理应对劳工及其家属进行经济及其道义上的赔偿，以安慰那些遭受迫害的心灵，同时也使死去的劳工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中国劳工
第三部分：嗜血江南 八年抗战中国的经济损失（1）…（图）
被炸毁的上海体育场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不幸，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难以估算。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中国2753254平方公里的国土，970余座城市（全国城市为1200个），沦陷区人口2。57亿（全国人口为4。5亿）。 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关内军队和平民的伤亡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的达2100多万；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约1000亿美元。”〔1〕 “在抗日战争中（1937到1945年），全国有2100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2〕 战争是残酷的，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是严重的。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丧失了几次迈入现代化的机会，其中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就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就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1931年到1936年当时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的水平，10年间兴建了8000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２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年代翻了一番。经济的发展也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到1937年出现了 沪、平、津等人口过百万的大型城市，这一切表明，中国已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迈进，但是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得国民政府推行的经济建设遭到破坏。据统计，由于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打乱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罗荣渠（学者，历史学家）估计，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延误了20年时间。［P326，罗荣渠 著《现代化新论》，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日军轰炸中国的城市 直接破坏及损失。日本侵略军为达到使中国人民屈服，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日武装基础，对中国的广大城乡进行了野蛮的破坏和劫掠。它们实行了狂轰烂炸，尽灭作战（就是烧尽灭绝，烧光杀绝的意思），直接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采取速战速决的手段，想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因此阴险地采取用飞机大批大批狂轰烂炸的罪恶行径。1932年的国际空战规则：禁止对非战斗区为目的的空中轰炸；禁止对靠近地面作战部队地区的城市、市镇、乡村、居民点或建筑物进行轰炸。但是，日本公然蔑视国际法规，频频出动飞机对中国城乡狂轰烂炸。其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民屈服，给人民制造恐怖。空袭范围几乎遍及全中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有23个省份遭到了日机的轰炸，这些省份有：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川、贵州、云南、青海、西康、福建、内蒙古、河北、绥远、山西、陕西、河南。从1937年8月15日起，日本飞机从台湾横越海峡首次袭击南京开始，几乎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轰炸。城市是经济中心，因此日本为破坏中国经济，首先选择轰炸城市。中国的许多城市在轰炸时既无防空设施，又无防空武器，这使得日本飞机十分嚣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工业发达，因此在日军空袭中首当其冲。1937年8月14日到23日，日机轰炸外滩到南京路闹市区，造成4000多人死亡。8月28日，日机12架轰炸上海南火车站，上海原有南北两个车站，因为北站在“八·一三”事变后，成为战斗地区，交通被切断，南站就成了交通的惟一出口，当时车站人流拥挤不堪，这一天日机飞来投下大量炸弹，车站、天桥月台以及铁轨被炸得稀烂，地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到处是惨不忍睹的场面。 在日机的轰炸下，上海到处是断壁残垣，在市区从外白度桥到百老汇路直到沪东，没有一座房屋幸存。 作为当时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同样遭到了日机的轰炸。从战争开始到南京沦陷，日海军袭击南京50多次，投下炸弹160多吨，空袭的飞机总数多达800架，国民党中央社、电台、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均被炸毁。 素有“花城”之称的南方经济文化中心广州，从日本掀起全面侵华浪潮开始，就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在1938年5月28日到6月9日，日机对广州进行了连续的轰炸，从此广州失去了她的美丽风彩。
掠夺的物资 武汉是华中的重要工业中心，1937年9月25日，日军对其进行了轰炸，人口稠密的武圣庙住宅区一带成了存尸场。 1938年12月16日开始，日机对重庆进行了狂轰烂炸。重庆是长江上游的大商埠，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而成帝业。”重庆是一座山城，她背靠青藏高原，北、东、南三面又为大巴山、巫山及云贵高原的大娄山环绕。这些10至3000公尺的高山，是很好的天然屏障。她像一个半岛，三面环水。四川俗语说，天生重庆，铁打泸州。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中心，为时达8年之久。抗战爆发后，沿海工厂大批内迁，在452家内迁的民营工厂中，迁入四川的有250家，其中大半设在重庆及其附近地区。官营工厂内迁2120家，其中44％设在四川。重庆市区人口也由抗战前的10余万人，增加到1939年初的50万人。日本侵略者认为轰炸重庆，势必造成大后方经济的破坏，人民厌战情绪的增长，以及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从1938年10月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在八年抗战中，重庆是我国遭受日机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也最为惨重的城市。 1939年5月3日，日机自沅州起飞，侵入重庆上空，沿长江北岸轰炸，顿时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市中心地区陷入冲天火焰当中，市区的27条街道中有19条被炸。5月4日日机再度轰炸市区，大轰炸过后，到处死尸枕集，甚至树枝上也挂着断臂残肢，令人惨不忍睹。统计得知：日机空袭重庆34次，计865架次，毁房6599幢，炸死市民5247人，伤4196人，财产损失十分严重。从1938年10月4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机对重庆空袭达218次，炸毁房屋17000余幢，仅市区工商界损失达500万美元。日本企图通过轰炸来摧毁中国经济，威胁中国人民，破坏抗日的斗志。事物往往有时会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在日寇的狂轰烂炸中不但没有被炸垮，反而更加认清了日军的残暴性，同时更激发了抗日的决心。 日军实行了“三光政策” 日军在侵占的中国领土上，除了杀人、放火、强奸外，还大肆抢劫。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日军都贪婪的瞪着它们发红的眼睛，随时准备进行掠夺。
第三部分：嗜血江南 八年抗战中国的经济损失（2）
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这伙强盗露出了它们的本质。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赵宗陶，被日本士兵抓住正要拉去枪杀时，这些日本兵看到了鸡，便去抓鸡，他才得以幸免，他说：日军占领双闸，杀人，放火，家里的房子被烧后，就逃到沙洲圩岳父家避难。大约过了3天，日本兵到沙洲圩村来扫荡，进村后，日本兵挨户搜查，有两个日本兵闯到我岳父家，把我的帽子拿掉， 摸我的头，看着我的手说我是中国兵，“死了死了的”，就在这危急时刻，日本兵看到筐里的鸡，就丢开我去抓鸡，它们把4只鸡抓住就走了。想不到真万幸，4只鸡救了我的命。＇P348，引自孙宝巍 主编《南京大屠杀》1997年5月北京出版社出版］ 日军在市内不仅抢劫市民的财物，连蒋介石的办公室也遭抢。日军不仅将蒋氏办公室的古物陈设抢夺一空，还把蒋的私有财产也抢劫一空。日军随军记者小吴行男就曾“进到蒋介石的家里”，从寝室里偷了一双宋美龄穿过的鞋做为纪念，并且取走了放在桌子抽屉里的宋美龄名片：上面印有“蒋宋美龄”字样。 日军的抢劫得到了日本当局的纵容。日军特别贪婪，他们什么都抢，当时留在南京的目睹者李克痕在《在南京五月记》写到：“敌人有想出抢劫的妙法，在路上以检查行人为名，搜查行人衣装，于是我同胞所有钞票及其他贵重物品，尽被掳去，既或有稍美好之衣服，亦被强行剥去。” 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之下，中外人士为了救济我国难民在南京设立了安全区。安全区以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学校作为基地，在南京失陷前很多难民进入安全区，安全区成为难民的收容所。日军在南京不仅在市区抢劫，还无视国际法，到安全区抢劫。日军在安全区内什么都抢，只要它认为重要的，不论金钱、首饰、被褥甚至连难民的钢笔、手表、日记等全都被抢去。当时一位外侨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说：难民仅有的衣服，被褥和食物，至少遭日军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