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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笑，难道以前，他是在秋千上悬挂着，动荡不定，摆过来摆过去，心也随之“忽悠忽悠”地生活来着？更奇怪的是他自己无论怎样也推不开这种奇妙的感觉，昨天是浮着的，今天才落在了实处。
凡人免不了喜怒哀乐，除了圣贤和伪君子能够做到喜忧不形于色，谁也要在情感的海洋里沉浮起伏。这种脚踏实地的感受，使他心情舒畅，甚至还没摸到酒杯先就醉了。就连堂堂的“将军”，也想来一点自由主义，按说他是相当严谨的领导干部，也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
西餐的菜单是于莲点的，她内行；酒是劳辛要的，他坐在了昨晚王纬宇的位置上，什么朗姆酒啦！味美思啦！金酒啦！于而龙只是抗议：“都弄了些太太们喝的酒！”
“酒鬼——”劳辛指着他说，看得出来，诗人眼里闪出一种真挚的感情，炽烈的眼光，甚至让谢若萍看了都会嫉妒。然而，她才不生他的气，还从心里喜欢他、尊敬他。为了营救于菱，诗人不只是献出了那支高级的进口货猎枪，而是生命。于莲两次送他去医院急救，但他出了院，照旧为那个画漫画的罪犯奔走。
他是今天一听到消息，赶忙跑来告诉的。当时，他一进屋就像瘫了似的倒在沙发里，气喘咻咻，从怀里掏出一台袖珍的录音机，说：“你们放着听吧！我已经舌干口燥讲不动了。”
于莲赶忙装好磁带，一开，很快就听到一阵强烈的，带有讽刺意味的笑声，很有点《跳蚤之歌》的味道，充满了揶揄、嘲弄、蔑视和辛辣的恨。说实在的，那笑，不是一种好的笑。随之，就是诗人那不南不北，始终也不曾学好的国语，像朗诵似的大声道白：“……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的一堆臭屎堆，从人们的心里铲除了……”
整个客厅里爆发出一阵大笑，于而龙差点笑出了泪水，因为他想起了他那阶梯式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诗，真是“恶习不改”啊！
“都早知道了？”于是他关掉录音机。“今天，我一共跑了十家，你们是最后一家。”他舒展开总有点震颤的手脚，让于莲下楼告诉司机：“叫他回机关去吧，别等我，我不走了。”
“十家？”谢若萍对手脚不利索的热情洋溢的诗人，充满了敬意。
“都是些倒过霉、吃过苦头的人家。明天，我还要跑几家，也许他们像你们一样，都已经知道了，但我还是要去，同他们一起欢乐，痛痛快快地笑一笑，把我几年来失去的笑，统统地补偿过来。”
诗人的浪漫气息也真是毫无办法，有一天，于莲告诉于而龙说：“爸爸，今天我和劳伯伯去找人谈弟弟的事，出来，正好路过广场，他站在马克思的像前，不走了。突然问我：‘莲莲，你说马克思要活着，现在，他会怎么着？’”
“奇怪的问题！”
“他郑重其事地问，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回答：‘马克思也会像菱菱一样被抓起来，因为他肯定会在《共产党宣言》后面添上一节，批判那种没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马克思主义。你想，那些大人先生们会饶了他吗？’”
在餐厅里，周浩的心情还是和昨天一样，兴致勃勃，竟然用商量的口吻，而不是惯常的命令式短语对于而龙说：“在座的数你量大，其他人都有限，还是不要搞得太张狂了，如何？”
江海向于而龙耳语：“什么时候你到我那儿，好酒有的是，还招待你吃油炸铁雀！”
路大姐问：“你们两个队长搞什么秘密串连呀？”她那娴静的脸上，永远有着温和恬静的笑容。
于而龙说：“大姐，江海在用油炸铁雀诱惑我呢！”
“一提起油炸铁雀，就像黄桥烧饼一样，想起我们在根据地的那些岁月了。谢天谢地，王纬宇缺席，把我们饶了，要他在，房顶都能抬起来。咱们今天安安静静吃一点，喝一点，主要是聊聊，谈谈。
据说，人老了，喜欢沉浸在回忆里，是脑软化的表现。小谢，你是医生，谈谈你的看法。”
“不尽然吧！”她用叉子挑起一颗红晶晶的鱼子看着，仿佛答案在那里藏着似的，“回忆过去，有一个时期，是罪，而不是病。”
“那好，温故而知新，咱们谈谈往事吧！”“将军”对饭桌上的话题拍了板。
“看，那头亚洲象都在沉思了。”
大家被于莲的话逗乐了，隔着玻璃落地长窗望出去，动物园里的大象低着头，垂着长鼻在思索着。
“毫无疑问，它在回忆着热带森林，就像我们忘不了石湖一样。”于而龙给自己倒了一盅杜松子酒：“请允许我们都为难忘的石湖年代，先干一杯！”他一饮而尽，正要说些什么，服务员走过来，请哪位名叫于而龙的同志到后边听电话去。
“谁？”
“不知道，电话在经理室。”
原来是王纬宇这位老兄，在电话里直向他抱歉，因为必须去听传达，不准请假。正好，给“将军”在这家餐厅里订做了一块蛋糕：“就势，麻烦你，省得我再跑腿了。”
相隔十多年，餐厅经理居然把他认了出来：“你是于厂长吧？那时候你经常陪专家光顾。”说着把那盒大蛋糕捧给了他。给“将军”订做哪门子蛋糕？
回到席上，周浩一听说是怎么回事，便让打开盒子，哦？好大的一块巧克力蛋糕，上面用火焰一样的樱桃肉，堆砌出“生日快乐”四个字。于而龙心想：“他小子真会凑趣，竟把这个日子称为生日，难为他小子琢磨得出！”对他的敏思捷才不得不佩服。但路大姐却说：“每年今天，他总是要破费！”
登时，于而龙怔住了，原来并非如此啊！“于而龙，于而龙……”他对自己说：“你这个粗心的家伙，多少年来，你同‘将军’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你知道‘将军’的生日在哪一天吗？”
连江海，都不禁背过脸去，向于而龙咧咧嘴。
现在，江海来了，而且是坐着直升飞机，朝三王庄飞来了。
那位陪着他，奉县委书记命令别让他再走开的干部，坐立不安地到大门口，手搭凉棚，向着那反射三月阳光的镜面也似的石湖望去，诧异县委那游艇怎么还不出现？
于而龙却惦着村西头那块殷红色的墓碑，他想趁着他们——肯定是前呼后拥的一大串，如同他老伴爱形容为“人墙”的一群，尚未到来之前，先去那座坟上坐一坐，看一看，他向那位瞅不见游艇踪影的干部说：“我先去溜达溜达——”
“不不……”他变得愈来愈恭谨了。“支队长，你无论如何——”
于而龙站起来，他真的要走出去了。
刚才挥舞过拳头的干部，现在几乎是央告地：“支队长，你等一等吧！”
突然，在轧轧的震耳音响声中，直升飞机像巨大的铁鸟，扑扇着翅膀，从他们头顶上低低地掠了过去，呼啸的疾风，把屋顶的瓦片都震动了。
那个年轻干部火速地冲了出去，不过，他很有心计，临走时，将大门的铁锁挂上，才朝学校的大操场跑的。整个三王庄都被惊动了，正如四十年前，他们起义的渔民，打响第一枪，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从直升飞机第一次降落在这个湖滨渔村起，也许该进入插上翅膀高飞的又一个时代。是的，包括这个已算不得石湖人的于而龙，也觉得石湖确实应该变一变了。
哦，被锁在高门楼里的于而龙，看不见人流，但听得见人声，像喧腾的春水，朝直升飞机降落的地方滚滚而去。
这种感觉，十年前，他也曾亲身体验过一次，门被反锁住了，出不去屋，但那是好心的门卫同志，把他推进里屋吧嗒一声扣上的。因为企图把实验场资料偷运出去的军列，又给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强逼着退回厂里，正通过侧门慢慢倒退着，车轮每压过一根枕木，就听到群众在欢呼，于而龙从来不曾这样处于劣势，哦！十年前刮起的那场飓风啊……
于而龙想：也许如同小狄批评他一样，在做一件愚蠢的傻事。难道不是这样吗？绝望的挣扎，无益的尝试，不甘心失败，偏偏要去冒一冒险。其实，于而龙完全可以撒手不管，然而，谁让他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呢？
因为实在找不到办法，从“红角”冲杀出来的革命小将，成了天之骄子，贴出了勒令销毁的布告，每一个字都有斗那么大。也就是说：三天以后，实验场十几年的心血，尽管是失败的，但也是难能可贵的全部资料，必须受到火的洗礼。于而龙怎么能甘心呢？那是做了许多投资，花费无数精力，才搞到手的那弥可珍贵的科学资料呀！
于是他找到阳明，因为工厂和他们那个部队，多少有些业务上的关连，而且他也一直关心这个雄心勃勃的试验。刚要张嘴求援，政委拉他坐下：“好了，详细情况我知道了，周浩来电话说过，现在，研究一个转移方案吧！”
“只有三天时间啦！”
“第一步，你得把那位权威搞出来，只能要最关键、最紧迫的资料，目标愈小愈好；第二步，还是你，得想法把资料装箱，运出工厂；第三步，才是我窝主出动，派车去拉回，存放在我们保密室里。”他最后说，“二龙，也有可能，不知哪个环节，出点毛病，全局败露，你我作为同谋犯，一块受审吧！——你害怕吗？”
“政委，你都见义勇为，我还有什么说的。”
“二龙，像《国际歌》唱的那样，做最后的斗争吧！历史上所有那些纵火者都不怎么光彩。秦始皇烧过书，项羽烧过阿房宫，侯景烧过建康，八国联军烧过圆明园，希特勒烧过国会大厦……二龙，只有这样尽到我们的责任吧！”
“谢谢你，政委！”
“不是我，有人在关心——”
“谁？”
“你就不用问了！”
他忍不住还是追问一句：“告诉我，政委，谁？”
“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只顾今天，不管明天——”阳明显然在重复着建厂时中央的决定：“这是一个既有人领导毁灭，也有人力挽狂澜的时代啊！……我们是一个有八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一个实验场不算多。”
于而龙站起来，告辞政委，满怀信心地回厂里去了。
高歌在这以前，由车间干事一下子被于而龙的精简政策，压回到磨床跟前干活，心里充满了怀才不遇的怨气；费尽心思搞出来的几万字学习心得，得不到于而龙的赏识；想去单独找他谈谈，又被他的秘书挡了驾。这样，导致了他和那些“红角”革命家终于走到舞台正面来，头角峥嵘，一下子红得发紫。他们和市里一个什么响当当的“司令部”挂上了钩，在工厂里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动力学权威给绑架走了。
于而龙那时也濒临垮台的边缘，不过高歌还不敢触动他，谁知道是不是由于先天精神上的怯懦，于是先拣廖思源这个软柿子捏，他们也是充分盘算过的，打他一个反动权威，无需分辩，即可定性。总工程师，三百多元工资，搞试验花费无数金钱，一无成果，罪行完全够了；打他一个里通外国的特务，理由也满够用，一个女儿在太平洋彼岸，一些国际科研机构和他有联系，一部分外国人士还念念不忘他，他即使浑身长嘴也说不明搅不清的。至于他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个人历史上俯拾即是的问题，哪个都能做出一大篇文章。
“不革他的命，还革谁？”把廖思源揪走了。
于而龙决定冒险去把这个革命对象弄出来，那些年轻人已经不可理喻的发出一个又一个的通令，连进厂的铁路专用线上的信号灯，也强令改过来，红灯放行，绿灯停车，还指望听得进什么话呢？
汽车直冲那个“红角”，人们谁也不敢拦阻他，从那时还属于他的“上海”车上跳下来，便厉声喝问：“高歌呢？”
那个突然间红得发紫的明星，从屋里闻声走出，许是室外的光线充足，许是于而龙那一副威严凛凛的派头，把他震住了：“于书记，你——”
“你搞的什么名堂！乱弹琴！”他当着那些穿草鞋的革命家，训斥着高歌：“你要不马上交出廖总，我就派人把你扣押起来，你要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性质的工厂——”
如果当时高歌有些斗争经验，满可以回答：“请吧，于而龙，我恭候！”那么这位快垮台的书记是半个人都派不出的，他的命令像过期支票一样，已经无法兑现了。
高歌只是本能地感到屈辱，青筋暴突，热血冲上了苍白的面颊，他们两个很有点像抵架的公牛，谁也不能后退，只要谁的脚步动一动，就算输了。
于而龙知道高歌有些疑虑，不敢贸然同他决战，而更主要的，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