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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急了：“你们还指望着唇枪舌剑，说得鬼子汉奸发善心吗？”
在场的王纬宇觉得脸上挂不住了，因为责成他和他哥谈判营救的，便反驳着老人：“ 事情不像你老夫子想得那么容易，你以为是摇笔杆做祭文，坐在那里胡诌几句就行了？”
但是老夫子悼念赵亮的祭文，使许多战士、乡亲，尤其是老一点的同志都感动得哭了。他不是用文言文，而是用大家能听懂的半文不白的语言写的，连鲁迅说过的，“ 革命岂有被人头挂退”的名言都引用了。他说：“这也是我为赵亮政委，能尽到最大力量的一点心意了。”
王纬宇火了：“听这口气，赵亮同志的牺牲，是我的责任，或者说，是我蓄意谋害他的了。”
“你这个人——”于而龙止住他。
老秀才讲：“我并非那个意思，你也不用朝那些地方想，反正，我早先是寄希望于你和令兄的谈判上。如今，人头还在挂着，大家还等着靠嘴巴去打仗吗？我不晓得你们手里的枪，是做什么用的。哀兵必胜，这是古人早讲过的。”
终于组织了一次突袭，于而龙正面带着部队去夺西门，芦花领人混进县城，负责策应和牵制，才把政委的头颅从城门上抢到手。回来的路上，与沿途警戒的王纬宇碰上头，三支人马一块到了三王庄。船一靠码头，最先看见的，是那位穿得周周正正，虔诚守候着的老先生。哦！大家都明白，只有在最隆重庄严的时刻，老夫子才这样一丝不苟地穿戴的。
王纬宇轻轻哼了一声：“ 又该献出那篇祭文，他的最大心意了。”
于而龙瞪了他一眼：“不要那样看人。”
他撇撇嘴：“说说空话再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王纬宇绝对料想不到，亲手接过赵亮遗骸的老秀才，领着人们朝岸上走去，来到三王庄湖滨大街，一口黑漆光亮，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棺材，停放在街心，鲜明地映入了人们的眼里。
王纬宇吃一惊地陡然站住，正是郑老夫子的心爱之物，不知油漆了多少遍的寿材啊！“ 不可能！”他心里想：“ 绝不可能，他哪会舍得？”王纬宇不相信，然而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看得真真切切，是那口费了二十年心血，甚至早死的王敬堂都羡慕的柏木十三元棺材，他的脸刷的全白了。即使真的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一巴掌，也比这种无言的惩罚要轻松些，因为并不是个别人听过他的议论：“要不是那口寿材，用绳子也拴他不住，早到南京或者重庆去了。”
这时候，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老人家打开棺材盖，把这位播火者仅有的遗骸，放进去；同时，还把赵亮总裹在薄薄行李卷里的一双布鞋，那是他妻子在红军离开江西苏区时做好给他的，一直没舍得穿，如今，也放在棺材里和他永远在一起了。
也许他妻子在给他这双鞋时，盼望着他能穿着这双鞋回去，也许还在油灯下等待，也许能在梦中相见，但是她的丈夫，从此一步不离地留在石湖了。
“老人家，你——”芦花望着这位令人钦敬的老夫子。
老先生懂得她的意思，他说：“ 应该的，他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人，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合拢了棺盖，他后退一步，向终于回到同志们和乡亲们中间的一位红军战士，深深地鞠了个躬。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王纬宇在谈论另外一位老夫子的时候，口气就相当缓和，不再讲得那么绝对，而且尽可能不流露辛辣的嘲弄。于而龙明白，并不是怕抬出棺材来而弄到下不了台，也不是他对飞广州去的廖思源产生什么好感，很清楚，是由于天气的缘故。
现在，王纬宇亟待照料的事情太多了，包括那位总受夫人支配摆布的老徐在内，都需要适应冬天过后，已经来临了的春天气候，虽然寒意未消，但也开始红杏枝头，春风一线，早晚有大地春回、万紫千红的那天，所以，他们都在考虑换季的问题。适者生存嘛！这是达尔文学说的精华，何况他们这些政治上的候鸟呢？更要寻找或者创造最适宜他们生存的条件了。
王纬宇说：“走了，廖总终于走了，可惜！”
于而龙对于最近常来串门的，这位兴致极高，一坐聊个没完的客人，并不太感兴趣。
“走了好！”王纬宇绝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十分同情地加了一句。
“为什么走了好？你倒说说看。”
“彼此心安，何况他早早晚晚总得走。”
“他本来不至于出此下策。”
“怪我吗？听你的口气！”
“岂敢怪你革委会主任，怪我自己。”
“怪你？”
“自然，我太无能了。”想起那天“将军”委托他去送廖思源的话，于而龙内疚地说。
王纬宇望着楼道里、走廊里、以至书房里都堆放着的书籍什物说：“真是物在人亡了。”
“三十年后，你有资格嘲笑了。”
王纬宇已经忘了他哥杀害的老秀才了，哦哦了好一阵，才在被近来繁忙的社交活动，搞得一塌糊涂的脑子里，想起那始终和共产党同心同德的老学究：“哦……那位老先生至死也留在了石湖的，这一点，倒是叫人钦佩。我想：可能秀才先生是圣人教诲出来的，而总工程师则是喝洋墨水成功的，所以，注定他们结局之不同吧！”
“不存在脱离社会的人，我不能预测秀才先生活到今天，还能不能和我们同生共死！难道廖总认为西方是极乐世界，才向往而去的吗？他在外国削过土豆皮，知道那里不完全是天堂。假如他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和千疮百孔的土地，也不必二十五年前回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该到了吧？”
“还在广州。”
“怎么回事？”
“等他女儿——”
“哦，看来，廖总也许早就有了外心。”
于而龙有点生气了：“不要把人想得那样坏！”
“不过，也用不着把人想得那样好。”他站起来要走了，又是老规矩，迈门槛告别的时候，才谈正题：“ 你要求回石湖探亲休息一阵的报告，老徐批了，请你暂缓，如何？”
“为什么？”
“因为我要出国，老徐让你早一点到厂里上班呢！”然后以遗憾的腔调说：“可惜廖总走了，要不，又可以唱‘ 三岔口’了。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位知识分子也太不给阁下留脸啦！”
他没有被激怒，因为王纬宇要出国这件事，似乎使他回到当年最后攻克县城那一仗，正是由于抓住了国民党主力部队调防的空隙那样，一个再好不过的战机出现在眼前。王纬宇前脚刚走，马上给周浩打电话。
听筒里传来熟悉的声音：“二龙，你在干什么？”
“我打算回石湖去，跟你说过的。”
“听说好像不太同意，是吗？”
“你呐，‘将军’？”
“非走不可吗？”
“而且马上——”他急切地说。
“那怎么办呢？……也许你还从来没开过小差吧？”周浩笑了：“就看你有没有胆子，如果你认为那样做是十分值得的话——”
“我明白了！”
“不过，在你走之前，我得给你一项新任务，希望不耽误你的行程！”
“什么事？”
“二龙，你还记得若干年前，我曾经给你打过这样一个电话？‘二龙，你洗涮洗涮，换身干净衣服，去接一位客人。’这印象还有么？”
“记得，怎么回事？难道老廖他——”
“对了，他决定不走了，马上回来，跟我们一块接着干！”周浩估计于而龙准会发出惊讶的反应，但奇怪的是听筒里喑哑着，长时间的沉默着：“二龙，二龙，你怎么啦……”
于而龙在想：黄鹤一去不复返，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终是和这块土地分不开的……
廖思源决定回来了。
如果仅仅是为了结束自己的残生，那又何必远涉重洋，死在异国他乡呢？在飞机上，他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起飞后最初的紊乱和喧闹，终于渐渐地阒静下来，长时间的百无聊赖的飞行，除了打瞌睡，或凭窗俯瞰以外，也只有陷入沉思里去。但到了他这样年岁上，瞌睡就不多了；疲倦是青年的一种幸福，他们有着饱满的精力，干起来拼命地干，玩起来拼命地玩，所以困起来也没命地困。现在他既没有力气去从事大运动量的消耗，也就得不到那种疲劳后令人心醉的休息。只好让思路在脑际萦绕着，然后他又无法给自己找个答案。
要是扭过头看看祖国山河，或许能分散注意力，但是他敢看吗？因为看上这一眼以后，再也见不到的话，倒宁可不看为妙，何苦再加深那种生离死别的难受之情，给自己过不去？
看起来，他给自己总结出来了，既然还有如此浓重的乡土感，故国感，那种结束残生的概念渐渐淡了，尤其那个一辈子为之追求探索的动力理论，以生命去浇灌倾注的科学研究；那些个公式，那些个符号，那些个在电子计算机里跳蹦出来的结果，又回到他脑海里来以后，刚才那个古怪的关于死的问题，给挤到一边去了。特别是手心里那把机场上抓来的沙土，像酵母一样，使那些公式符号，像大力士似的膨胀起来，硬把那个得不到答案的问题，给轰了出去。
那瓶敌敌畏，他想起来了，当他从优待室放出来，回到了空荡荡、孤零零的家后，那个夜晚，他至少不下三次，把那二角七分钱从药房买来的敌敌畏，抓在手里，希望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像也是这些公式符号，驱走了死的念头，他终于把药瓶放下，抽出纸来，埋头演算，直到于而龙大惊小怪进屋时为止。
“我听菱菱说，你买了瓶敌敌畏，敢情是真事？”
“不错，不就在这桌上放着吗！”
“你要搞什么名堂，老廖？”他声严色厉地问。
“这屋好久不住人了，有些蚊子和小虫——”
“胡说！我警告你，干这种勾当是一种懦夫的行为！”
“怕我自杀？那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不信你试试看！”
“我才不试呢！宁可去杀人，也决不自杀，这是四十年前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说着，把那瓶敌敌畏生气地抓起来，推开窗户，摔到楼下去。“看你这份出息，亏你还是个有学问的人，竟婆婆妈妈地想寻短见，我都替你害羞，五六十岁，白活了。跟他们干，干到底！他们有句话我看说得好，叫做‘人还在，心不死’，咱们不能就此罢休！”
“放心吧！老于，我决不会死！”
然而现在，他却要到外国去等死。
他手心里的沙土使他不安宁了，终于克制不住自己，偏过头去，看一看窗外的景色，可是遗憾，等到他想看的时候，飞机正钻入了云层里，烟雾缭绕，什么也看不真切。但是广袤宽阔的国土，倒使他觉得王爷坟也好，实验场也好，终归是渺小的一个局部，简直等于一篇文章里的一个逗号。他想：太计较个人的成败得失，或许是知识分子的天生的弱点，即使实验场死了，王爷坟那个工厂垮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以至这无边无垠的土地就会沉沦下去吗？
不会的，永远不会的。还有党，他曾经举手宣誓时的那个党，正是这只手，捏着那沙土不放。哦，那些憧憬，幻想，真理，信仰，和公式，符号充塞在脑子里，使他天旋地转起来，于是把那把沙土握得更紧。也许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命运，沙土是祖国的象征呀！
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土地呢？他想起一位诗人写过的：如果我要死一千次，也要死在祖国的怀抱里。但是，他，却像一个开小差的战士一样，偷偷地溜走了，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害怕看见战场上的尸体。
飞机降落了，他最后走下舷梯，以为不会有人来接他的，便慢悠悠朝出口处荡去，谁知偏有三个人等在那里，他几乎认不出来了，即使亲亲热热叫着“廖老师”，接过他的提包，扶着他走出机场的时候，也未能想起。他们正是二十五年前，在王爷坟那洼地里第一批他负责进修讲课的高足啊！后来都成了专家、总工程师，或者技术厂长了。
“老天爷，你们都老成这个样子？”
“老师倒觉得自己年轻吧？其实和孔乙己也差不多了！”
“是这样，看到你们，可以想象我自己。”廖思源笑了，然后问道：“哎，谁告诉你们接我的？”
“部里周浩同志！”
“‘将军’？”他怅惘地朝北方的天空望了一会儿，才钻进了接他的汽车。
这些学生们的命运，和他几乎一模一样，好像一副拷贝的翻版，都差不多脱了层皮似的，从专政棍棒下逃出条命来。这三位高足啊！廖思源叹息着，一位被打断胫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