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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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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克诚闻讯,非常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他之所以曾经一再反对攻打武汉、长沙,就是因为他从亲身经历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单纯去攻打中心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毛泽东的主张无疑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不过,毛泽东的见解要比自己高深、系统得多。数十年后,当黄克诚已是垂暮之年,他还记忆犹新,充满感情地回忆说:

  在这一要作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看出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派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去说服彭德怀同志,不要冒进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它。经过一个多月,才把彭德怀同志他们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

  天有不测风云。

  1930 年上半年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肃清反革命运动。

  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了肃反打“AB 团”的斗争。“AB 团”是蒋介石指使并授意国民党右派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秘密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该组织早在1927 年已经解体。

  但是,党内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同志,大概是发现了个别“AB 团” 分子在苏区活动,遂如临大敌,在苏区和红军中大搞肃反打“AB 团”,使得肃反严重扩大化。

  1930 年12 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刑讯逼供下搞出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到红二十军进行肃清“AB 团”的斗争。

  李韶九此人品质不好,就是他在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大搞刑讯逼供,致使不少人屈打成招,人人自危。

  因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见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李韶九的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于是,他们在12 月12 日带领队伍包围了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扣留李韶九,释放了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了分裂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将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

  这就是震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发生,在红一方面军和党内引起极大震动。

  中央政治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 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的“反革命行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方面军负责人相继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要求有关方面进行坚决进攻和镇压。

  军队中肃反打“AB 团”的斗争日益扩大开来。

  一些“左”的思想严重的同志,甚至于命令各部队成立专门的“肃反委员会”,指令各部队必须抓出多少名“AB 团”分子。

  一股可怕的瘟疫在红军中蔓延开来。。

  不少部队开始搞逼供信,供出一个,杀掉一个,甚至连队也有权杀人了:

  不少江西籍战士因“富田事变”发生在江西,成为肃反主要目标,冤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

  有的团打了三十多个“AB 团”;有的师杀了好几百名“AB 团”。

  “AB 团”越抓越多,越杀越多。。

  真是祸起萧墙,冷风瑟瑟。

  黄克诚作为第四师第三团的政委,也一度成为团肃反委员会主任。

  在蒋介石即将大规模“围剿”苏区之际,上级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要求清除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富农、“AB 团”等反革命分子,黄克诚是赞成和拥护的。

  因而,肃反伊始,黄克诚还是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在全团清除“AB团”,一下子打掉了一百多人。

  但是,随着肃反工作的深入进行,黄克诚越来越感到疑惑。“AB 团”越抓越多,那么多反革命混在队伍中,红军还能够打修水、克长沙、攻吉安,取得一系列战斗胜利,让人难以相信。特别是广大战士勇猛冲锋,出生入死,竟然冒出许多人是“反革命”?!

  黄克诚开始认真地反思了。他日益感到这场肃反斗争有问题,心里更加内疚和悲愤。那么多战士被杀掉了,那么多优秀干部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

  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逐渐进入了尾声。黄克诚在痛定思痛之后,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他后来回忆说:

  在这次肃反打“AB 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 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守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颈项上这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①1931 年1 月,东韶。

  天色已经大亮,云消雾散之后,山头抹上一层红色的阳光。眼前这一切使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天前,这里曾经是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的战场。国民党谭道源师就在这里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三千多人就地被俘。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东韶休息好几天了。第四师新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克诚抓住这难得的间隙,举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

  黄克诚是老资格的部队政治工作者,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军队后的种种经历,使他亲身感受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指挥,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应该也具备一定的政治工作素质。黄克诚将目光对准了那些在四师最基层的“干部”一班长。他从全师抽调了二十多名年轻有为的优秀班长,举办了一个短期政治军事训练队,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

  训练队的训练是严格而又正规的。黄克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他亲自给学员们授课,讲授如何去做政治工作,同时督导学员们进行必要的军事培训。

  时值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不久,黄克诚与苏区的广大将士一样,心境格外愉快。

  亲身经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使黄克诚有幸目睹毛泽东那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蒋介石十万兵力分进合击,妄图一举歼灭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小股兵力诱敌就我范围,主力部队则秘密集结于黄陂、小布地区,以逸待劳,待敌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士气低落,红军主动出击,五天内取得龙冈、东韶两战两捷,歼敌一万六千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整个战役打得痛快淋漓!正像后来毛泽东写的反映这次反“围剿”的著名词章《渔家傲》所描述的那样: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多月过去了。

  第四师政委石恒中病愈归队。上级随即传来命令,调派黄克诚到第三师担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军事政治训练队也随之结业了。学员们经过短期训练,派到了各连担任政治委员。

  后来,这些学员当中不少人成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其中杨勇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

  东韶通往乐安招携镇的山间小路上,黄克诚独自一人,手牵着一匹白马,不紧不慢地走着。

  马背上是一件简单的行李,里面是黄克诚的随身生活用具。阳春三月,春的气息已经很浓了。

  五颜六色的花朵,绿草新枝,沉浸在徐徐春风里。沿途的老百姓喜气洋洋,分田分地正忙。

  黄克诚沐浴在这一片春光里。

  他将要到红三军团第三师赴任了。经历了多次升降起伏,多次被指责批判之后,黄克诚反而更加成熟了,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冷静地思考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不盲从,逐渐成为他做人、行事,乃至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重要准则之一。一进招携镇,三师师长彭邀已经闻讯前来迎接了。

  黄克诚急忙迎上前去,与彭邀高兴地握手致意。

  彭遨一脸络腮胡子,开朗爽直。黄克诚与他以前就认识。他知道彭邀毕业于长沙楚怡工业学校,也是湖南人,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指挥员之一。能够与这样的同志共事,黄克诚心情十分舒畅。

  黄克诚刚刚安顿好,来不及休息,便投入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

  打土豪、筹款、扩军、协助地方党委作群众工作,一切忙忙碌碌。

  这时,黄克诚得知中央苏区成立了苏区党的中央局。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但是,周恩来正在中央工作,一时难以脱身。于是,中央就派项英带领一部分干部先行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代理中央局书记。  
 
第四章 反“围剿”攻赣州征程起波折 
 
 
 
   1931 年2 月初,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开赴江西南昌。

  何应钦曾与蒋介石有同窗之谊,相交甚密。何应钦进驻南昌后,立即对红军的情况进行综合查核,组织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为此,他制定了详细的“围剿”计划,先后调集兵力约二十万人,配以三个航空队,妄图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蒋介石审阅了何应钦的“围剿”计划后,甚表赞成,公开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4 月初,各路敌军云集中央苏区周围。

  何应钦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兵分四路、形成了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东西八百里长的战线,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迸犯。

  4 月中旬,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宁都县青塘。

  4 月17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商讨退敌之策。会上对反“围剿”方针出现了分岐。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张红军撤退,他说:“我们才有三万多人,怎么能打得过人家二十万大军?只有离开中央苏区才是出路。中央有过这样的指示,当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时,可以抛弃旧的,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

  进而,项英竟然提议:“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我们是不是撤到四川去?”

  项英的主张获得了部分同志的首肯。

  中央代表团有的同志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采取分兵退敌的方针。

  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离开根据地,到外线作战的主张,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我不赞成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虽然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但是只要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依靠苏区人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经过反复讨论,终于获得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的同意与支持。

  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命令,红军主力首先集中龙冈,尔后西移东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东固,群山环抱,宛如一个盆地。

  它的西北方向是两座险峻陡峭的山峰——九寸岭与观音崖,由此向北,便是富田了。

  “九曲十八弯,弯到东固山”。从这句民谚中可见东固山的险峻。

  时值暮春,山花烂漫,映山红开遍山山岭岭。

  黄克诚、彭邀率领三师,会同大部队在这群山掩映之中,隐蔽待机二十多天了。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里集结在东固这个不太大的山区,是让许多人捏了把汗的。要知道,这里正处于敌三面包围之中,北距敌郭华宗第四十二师仅有十多里!这种“钻牛角”的阵势无怪乎有人担扰。

  自从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对于毛泽东那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黄克诚深有领略,因而这次隐蔽待敌,他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不过,黄克诚心里也不无忧虑:部队给养发生了困难。全军上下缺菜少粮,连柴禾也得派人上山去打。

  黄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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